城市与社会︱在非正式收养家庭长大的孩子

小白是一个阳光自信的女孩，曾是某房产公司的销售冠军，年收入超过十万。在中东部二线城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她怀胎七月，与高中开始相恋的丈夫期盼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婆婆为小两口请好了月嫂。看到这个幸福满满的女子，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儿，曾因为没有户口而无法上学。

上世纪90年代，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因为各种原因，有很多孩子被亲生父母遗弃。在这些孩子中，小白是最幸运的一类：被社会上爱心父母养育长大，成为社会中正常的一员，过上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她得以获得这样的幸福，也和当地的儿童福利院对这类儿童采取了灵活的安置政策有关。

对于事实收养儿童，1992年《收养法》实施前，国家承认事实收养关系，但《收养法》出台后，公民收养子女须严格符合收养条件，有子女的家长不再能合法地收养弃婴。因此，出现了一大批父母不符合收养条件的事实收养儿童，他们的法律身份无法获得国家承认。

2008 年，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有子女的捡拾人有收养能力的可以按照收养社会福利机构的弃婴办理收养手续。但依然有儿童不符合收养条件而无法获得户籍，比如在通知下达时，超过 14 周岁法定收养年龄的儿童，小白以及其他接受笔者采访的事实收养儿童都属于这一种情况。

L市福利院参照家庭寄养管理办法接纳了这些孩子。从 2004 年至 2014 年，共支持此类事实收养家庭 28 例。这类家庭即为非正式收养家庭，是从孩子对归属与爱的需求角度，参照家庭寄养管理办法，为部分困境事实收养家庭采取的一种支持方式。

2013年，L市福利院也在实践十年之后等来了具体的政策。《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若收留人坚持自行抚养又符合家庭寄养条件的，当地儿童福利机构可与其签订家庭寄养协议”。

因为获得了适合其成长的家庭与社会环境，所以相比机构中长大的孩子，非正式收养家庭孩子的社会经济成果会更接近于正常家庭的孩子吗？

笔者于2012年参加了一项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的联合研究，访谈了二十名孩子（其中十名在非正式收养家庭长大），了解国家养护下的儿童在不同的替代性养护方式下，向成年过渡中有哪些经验与问题，尤其通过调查他们的生活状态、社会经济成果来反思这部分群体的照料品质。

七年之后，我们回访了四名非正式收养家庭的孩子，他们和机构中长大的孩子不同的发展成就，及对未来的认识再次印证了当初的研究发现——相比机构中长大的孩子，他们成长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更有利于其向成年过渡的积极因素。

不同养护经历 不同的未来发展

小苏在市郊长大，父母卖菜为生，中学读了卫校，有了护士证。前年与邻村的丈夫相遇，结婚生子。尽管丈夫的收入不稳定，也暂时无法独立生活，需公婆贴补，但她坚信，“丈夫有车床的技术，孩子大一些自己也会去找工作，计划要买自己的房子……总得靠自己奋斗，不能总是依靠”。

小唐的父母是环卫工人，丈夫来自偏远农村，有理疗的技术，收入较稳定，目前一家人已经独立生活，并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未来的计划是“生二胎，赚钱，孩子们十八岁之前，每人一套房产”。

相比机构中成长的孩子，非正式收养家庭长大的孩子对于自己人生的规划，大胆又有担当，在职业选择及未来规划上表现出更高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再问到带给福利院领导的话时，小苏表达只是“希望身体健康”，并没有更多的要求。他们对于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与力量，目标也很清晰。

而机构中的女孩则认为，她们一直是党的孩子，国家应该对她们的就业与住房问题负责。在访谈中，她们会流露出对各种研究调查的不信任，认为并没有实质解决她们的问题。

机构中成长的孩子获得了从“摇篮”到“坟墓”的衣食无忧，从小无限的给予与关注在潜意识里让他们觉得福利院是唯一也是永恒的父母，所以依靠父母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期盼。

说起孩子们童年期获得的照料，非正式收养家庭的孩子尽管家境普通甚至贫穷，但都获得了家庭稳定的照料与持续的情感交流。小苏说父亲对她的影响很大，除了帮她找工作，学车本等技能都是父亲建议的“他在精神方面支持我，提供意见，是一个引导者”。

小苏小时候不爱写作业爸爸就打，但有爷爷奶奶护着，在成长的过程中“基本上要什么他们都会给”；小唐更是直言不讳的表达了“既不缺钱，也不缺爱，没啥遗憾” 的童年经历。他们在童年期，在普通公民家中获得的及时、适当且持续的爱的回应与支持是公民社会给予这些孩子的服务，这为他们顺利向成年过渡，承担起公民责任，夯实了基础。

而机构中孩子的成长环境为集中养育，从小集体生活，没有固定的照料人，无论是在早期养护中有效的回应式抚育还是在学龄期的教育辅导及正向的引导，以及影响一生的积极依恋关系的建立，都没能获得较好的支持。童年期无法获得的照料与支持直接限制了他们成年期的选择。

七年前，小苏17岁，在被问及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时，依然记得她的羞涩，七年之后，她缓缓讲到和丈夫在学车时遇见，又机缘巧合的成为父亲介绍的对象，以及婚后两年依然如初的感觉。用她的话说，婚前也没有怎样（浪漫），婚后还是一样的踏实。被问到是否会吵架时，一边的婆婆说，“一吵，我就骂他。”小苏在一旁笑而不语。

小唐的女儿一岁多，初见我们害羞的依偎着妈妈，很快就用语言，眼神来试探我们，而她也是小唐得以说服养母同意婚事的最有力的办法。小唐说，女儿是“我最后的刀”，并且一再强调一定要在女儿十二岁的时候就告诉她，她的母亲是如何因为爱情，和姥姥闹翻嫁给了一穷二白的父亲，并且也绝对支持她因为爱情而结婚。

多年以前，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就不同于福利院机构照料下长大的孩子，养父母正常的婚姻生活，以及教育引导，让他们在爱情和婚姻面前，表现出尊重自我的勇气与力量，而机构中成长的女孩，鲜有为爱争取的勇气。而前者之所以有为自己争取的勇气，得益于背后家庭强有力的支持系统给予的安全感与身份认同。

正常亲属关系给予孩子的还有无法比拟的社会支持网络。小苏嫁到了隔壁村，每周回娘家的频率为一周1-2次，每次回娘家都会带回一大包蔬菜。她也非常享受两个哥哥，尤其来自大嫂的照顾，并流露说买房时，娘家父母会给予支持；

小白相对来说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正是因为结婚时养父母送的房产，她的户口得以从福利院迁出。对于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住房问题的解决，让她婚后的生活质量优于机构长大的孩子以及很多正常家庭的孩子。而开房地产公司的哥哥，更是给了其实习、工作的平台。

在小唐家，妈妈从当初反对婚事到现在成为女儿主要的看护人；姐姐也像小时候那样继续照顾她。小唐说，“现在我跟我姑娘的衣服都是我姐给洗”，脸上的幸福与得意是机构中长大的孩子，从未有过的对手足感情的体验。

机构中和他们同样年龄段的女孩也在七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改变，但因为无家庭的支撑，社会支持网络的匮乏，使他们的生活更艰辛。

她们无一有自己的房产，都是租房安居，她们爱人的家境都没有能力去承担房产的全部或部分。工作上，她们只成为福利院不同部门的临聘人员，工资水平也不足以负担日益飙升的房价，收入刚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

其中一个女孩也为人母，但并没有长辈能够帮她照料孩子，她上班的时候会把孩子放在出嫁以前的集体宿舍，由姐妹们轮流看护。这个小孩如同第二代孤儿，重新在其妈妈成长的地方轮回般的开启机构生活。

福利院，是支撑也曾是压力

在非正式收养家庭长大的孩子虽未曾在福利院生活，但在以户籍与身份挂钩的中国，户口成为上学、就医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他们被福利院纳入寄养儿童的照料计划中，享受了国家对孤残儿童生活补助、医疗、教育等各方面的支持。

同时，他们也确切的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小苏说自己从记事就隐约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但福利院的户口，包括新的名字，让她对自己的身世确信无疑。她对福利院的感情是“一种支持，大后方的感觉”。在婚事上，福利院作为娘家人迎接男方的提亲、考察男方的条件，也像正常家庭孩子一样，替他们暂时保管男方給的3万块钱的彩礼，待孩子出生便交由本人。而负责小唐的寄养社工十多年的支持与陪伴，让她觉得“陈姐是一个大姐姐，给我家人的感觉”，认为福利院是“支持，心里有底”，并且对福利院没有再多的要求了，“已经很好了。”

小白对福利院的感情较为复杂，父母将其视为己出，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她的身世，所以她的婚礼，仅邀请了寄养科长和社工参加。而她本人，曾因身世问题，受到过同学的排斥与歧视，尤其对名字问题，曾受到面试官、同事等人的追问与怀疑（福利院的孩子，都姓“党”，和父亲的姓不同）。“我不多解释，反正我就这两个名字，不想多说，多说的话，别人就会瞎议论”。

但她也明白福利院给予她的保障，所以“中专那会觉得是压力，之后感觉是靠山，支持，我甚至期待福利院工作人员来我家家访”，而她和寄养社工的感情，也从排斥到现在的亦师亦友。

变故，故事有喜也有悲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喜剧。七年前意气风发接受访谈的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走在社会约定俗成的轨道上。

小袁，聪明要强的孩子，七年前用自己的诗歌告诉我们，希望长大后结婚立业，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以微薄之力，报祖国知遇之恩”，也希望“先找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做几年，然后希望能开一个自己的百货店，赚了钱后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各方面提高。”但是，2015年没有缘由的精神问题，以及服用精神镇定方面的治疗药物引起的视力下降，让他当初的很多设想成为幻想。

再次见到小袁的母亲，她告诉我们“孩子有要强的心，没有要强的命，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支柱，希望撑起我们的家，一直想着挣大钱，孩子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都是第一名。”在更换过多种工作后，在外地一场应聘中的落选成为他精神问题的直接诱因。

小袁，瘦了很多，但性格依旧温和，他说他不再打篮球，不再读书写诗，很少和朋友来往，白天扫完村里的马路，晚上就在家偶尔在手机上看看电视剧，帮二姐照看孩子。“身体方面大不如以前，而且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没有之前开心。”

尽管不开心，他仍然认为在当初设定的人生路上，自己现在是“追求梦想的阶段”，梦想依然是“安定的生活，能养活家人”。对于未来，“觉得能结婚是最好的”。母亲也表示，“希望他成家，有一个人照顾他，我不可能一直照看他”。对小袁未来的不确定及不可控性，似乎改变了她的性格与脾气，在说起帮小袁还透支的信用卡时，无奈与生气中依旧是心疼与怜惜。

即使故事是这样的，他们依然相亲相爱。

结语

衡量国家照料的品质，理想的情况是能够让更多孩子在向成年过渡时能够获得与正常儿童接近的发展成果，即得到普通人的幸福。从非正式家庭收养中成长的孩子所得到的普通人的幸福，再次证明家庭的成长环境更容易让儿童在向成年过渡中获得正常的生活方式。

当然，不是机构中没有成功向成年过渡的孩子，也不是说，寄养于家庭的孩子一定能获得较好的社会与经济成就，尤其是在年龄较大时才进入家庭的孩子，在社会适应性上明显弱于婴儿时即进入家庭的孩子。

但童年期的养护经历决定了他们成年以后的心态与选择，尤其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影响着他们在过渡阶段获得的支持。稳定的成长环境、恒定的情感交流机制、与社区的联系等都是影响大龄孤儿向成年过渡的积极因素。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的研究得到过澳大利亚研究署和儿童乐益会联合资助，北京师范大学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组织实地调查。作者窦振芳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级社工师，尚晓援系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