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良友文学丛书》里的另类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大大小小出了好几套丛书及文库。知名度最高的为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三十二开本），册数最多的为三十九册的《良友文学丛书》（小三十二开本），十五册的《良友文库》小巧可爱（五十开本），十册硬壳精装的《中篇创作新集》品质上稍逊一筹。良友公司在书籍装帧上的精工细作，足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惜，这样的精品书，留给后来的爱书者许多大大的难题。

丛书和文库在爱书者的眼中讲究的是齐全。《中国新文学大系》比较容易集全，不就是区区十本么？但是如果要求再高些，讲究初版再版及普及版“全家福”，好像没有人能做到。

《良友文库》和《中篇创作新集》，册数不多，集全不难，尤其是后者，我的朋友赵国忠即收藏有全套。《良友文库》的难点在于护封，十五册虽然数量不可怕，或许有谁藏有全套，但是全护封的藏者，从未听说过。

难度系数排名第一的，当属《良友文学丛书》。难点多多，三十九种均“冲皮面装订”（唐弢语），均有护封（前九种为护腰），初版“1-100”本均有编号及作者签名。主持这套丛书的赵家璧（1908-1997），近水楼台地将每种“001”号签名本自己留下了，因此赵家璧的“大满贯”不能算数。后来，这个“大满贯”于十年浩劫时被打碎。

再后来，赵家璧通过上海书店寻配齐了一套《良友文学丛书》，是不是全护封的，是不是全初版的，从赵家璧的书架上看不太清楚。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十九种“001”号签名本，只有巴金的《电》完璧归了赵。另外三十八种“001”号签名本，有七种出现在2010年5月北京的一次古旧书拍卖会上，它们分别是：丁玲《母亲》、施蛰存《善女人行品》、郑振铎《欧行日记》、丰子恺《车厢社会》、凌叔华《小哥儿俩》、王统照《春花》与张天翼《在城市里》。剩下的三十一种“001”号签名本，至今下落不明。有人说过，书也是有命运的，书也会生老病死。

《良友文学丛书》还出过四种“特大本”，即巴金《爱情的三部曲》、张天翼《畸人集》、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和鲁迅编译《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四种均有彩色护封，漂亮之极。“大满贯”里少不了这四种特大本。

按照梁永（1918-1991）文章“《良友文学丛书》拟印未果的书”所说：“预告中列出而后来没有出版的仍有五种（施蛰存《销金窟》、沈从文《凤子》、杜衡《角落里的人》、郭源新《子履先生及其门徒们》、穆时英《中国行进》）……再加上郁达夫《狭巷春秋》和郑伯奇的《途上》，《良友文学丛书》已预告而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应为七部。”关于《良友文学丛书》的出版掌故及版本变迁，似乎仍缺少一份详尽的统计。

说来说去，无非是爱好旧书者的唠叨，未见到什么“另类”呀，别急。说得这么热闹，你自己收集得如何？接下来就讲这个。

特大本四种，最近刚刚收齐，遗憾的是全无漂亮的护封。其中今年购买的《从文小说习作选》的钱正好等于1996年以两千七百五十元拍卖成交的带有完美护封的《爱情的三部曲》。从书价看物价指数和生活的变化，难免一声叹息。

《良友文库》里有两种我是志在必得的，阿英的《夜航集》和刘半农的《半农杂文二集》。刘半农未能看到这本书便染疾去世，商鸿逵序云：

未曾提笔，不禁泫然！回忆去年五月间半农先生要到绥远调查方言，临行前一日，他同白涤洲沈仲章几位在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里收拾应带仪器杂物，我在一旁替想有没有什么忘记带。一会，见先生伏案匆匆写了“半农杂文”四字，向我说，“这四个字一时写不好，将就用作杂文护叶上的题签吧！封面，请斟酌代办，但颜色勿要红蓝，因我最不喜欢书皮上有这两种色。”等先生抱病归来，大家只顾的东奔西跑去觅大夫，第一册这时虽已印就，也没能拿去叫他看，哪料，无逾五日即溘然逝去，呜呼！这第二册稿，也是经先生亲自编定好的，预备在第一册出版后随即继续付排，——唉，在那时，大家的情绪是何等的悲哀，郁邑，一时实无心理此，故遂捱延迄今。

护叶，即护封。可惜我的这两本又没有。

寒斋所存的十来种《良友文学丛书》，只有四本是有护封的。“编号签名本”一本也没有，于冷摊见到过几次，嫌贵。我的朋友柯卫东自豪地宣称：“我所拥有的这本《春花》，带有完整的包封纸，签字本第21号。是出价一千三百元网上拍卖获得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便宜的价格。”

老柯还捡过一个更大的便宜，而且是当着我们的面，相当于虎口夺食。这件事他自己也写过：“少有人提及的特印本，很可能这不是丛书事先策划好，而是偶然发生的。特印本笔者所知仅《燕郊集》一种。”捡漏地点是琉璃厂来薰阁书店，三百元。这个特印本可是唐弢和黄裳“亟称之”的佳本呀。我要说的“另类”，《燕郊集》算是，还有一个原因，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虽然存有全份《良友文学丛书》，却没有俞平伯的特印本。

我一直被朋友讥为“乏书运”，这是事实。最近却于《良友文学丛书》里中了个头彩，所谓“另类”，实特指此事。说来话长，2007年11月27日我以三千两百元竞拍得《苦竹杂记》白皮本（与良友丛书精装本比较而言），当场有投标者发问：“请问是精装的吗，怎么没上封面？”书主回答：“不是精装，封面就是这样的。”我心里有数，这个白皮本当是《苦竹杂记》的“特印本”，盖我和老柯于潘家园书摊看见过一杜姓书贩显摆过，而且还钤有周丰一印章。没见过白皮本的爱书者自然会犯嘀咕，误以为白皮为书名页或里封面呢。

饶是这样，这位满脸狐疑的书友一直与我竞价过了三千，才在“声援”我的跟帖中松了手（“让给老谢吧，等着看他的好文章。”“建议让给其章兄，我们喜欢看他的书。”）。十几年过去了，这位书友成为藏书大家，想来还会记得此役吧。

如果没有前几天与止庵的闲聊，白皮本《苦竹杂记》一直会被我当作与《燕郊集》一样的良友丛书特印本珍藏着。止庵称他的朋友藏有两本白皮《苦竹杂记》，偶然发现两本知堂题写的书名“苦竹杂记”居然一个是“记”一个是“記”，此外还有若干处笔画的差异，于是这位朋友怀疑书名是知堂手写的而非印上去的。

我赶紧找出深藏多年的《苦竹杂记》，又看出若干处与止庵朋友那两本的差异，三本三个样，这事好玩了！赶紧与书友探讨“手写或印的”，争执不下。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何不求助艾俊川艾老？艾老果然名不虚传，三句话便一锤定音！“知堂手写的！”“那么厚的纸，墨哪里透得过来？”“油墨和水墨都看不出来，搞什么笔迹鉴定？”书在我手中，鉴定由艾老出，可见我的版本能力何其低。当然我也有个新发现，白皮本《苦竹杂记》，其实就是丛书本《苦竹杂记》的瓤换了张白封面，并没有《燕郊集》的版权页上“特印平装本”这几个字，所以不能算作版权意义上的“特印本”。甭管怎么说吧，这样的另类我喜欢，用老柯的话来说，“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知堂的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