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古希腊人之美德与美国人之病态

去实践智慧和勇气这些古希腊美德是一回事，美国式近乎疯狂地保持快乐则是另一回事。

影视作品中的亚里士多德。（奥利佛·斯通导演的电影《亚历山大》中，由克里斯托弗·普卢默饰演。）

我曾在美国东北部参加过一个童子军仪式，在那儿，我充分感受到了原汁原味的美国精神。男孩们的制服徽章旁缝着星条旗贴布，我们一同在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前背诵了效忠誓词，向美国的那位说不清道不明的上帝祈祷，感恩他赐予我们的所有，并祈求一些力量和庇佑。男孩们背着他们的童子军守则：要值得信赖、要忠诚、要乐于助人、要……快乐。

作为一个深受弗德里希·尼采影响的哲学学者，我一直把快乐想像成一个病弱的孩子——早产于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短暂约会的九个月之后。但那天晚上，我突然认识到，“快乐”其实是一个在20世纪初被偷运到美国的英国孤儿，如今靠着在抱枕、咖啡杯和拖鞋这些当代美国的肤浅趣味中传播自己以求生。快乐已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的土壤，而可怜的童子军们则被迫相信它是一种美德。

古希腊人命名了四种美德：节制、智慧、勇气和正义。尽管亚里士多德还补充了更多，但快乐依然不在其中。与我们的行为相比，希腊哲学家似乎并不关心我们的感受。亚里士多德说，理想状态下，当我们实施好的行为时，我们会得到好的感受，但他认为对于美好的行为而言，快乐并不是必须的。高尚的行为意味着远离过剩和匮乏。但为了达到他的“中道”，我们需要抛弃每一个偏离目标的行为。大多数时候，中道很难找到，但如果要在行为糟糕时良好和行为良好时感觉糟糕之间做出选择，亚里士多德说，选择良好的行为。他明白感情是很难甚至不可控制的，但他也明白积极的感受常常伴随着良好的行为。亚里士多德要求我们通过节制、智慧、勇气和正义以得到美好的感受。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要通过笑对人生得到它。

当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们指出我们应该关注自己的感受时，他们其实就已经慢慢接近了快乐的真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态度，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一味地拥护快乐，尽管美国的译者们试图这样曲解他们。例如，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建议自己变得εὔνους，字面上即good-minded。1742年在苏格兰，弗朗西斯·哈切森和詹姆斯·摩尔将其翻译为good-natured；1862年，英国翻译家乔治·朗则将其翻译为benevolent；1916年，在另一位英国翻译家C·R·海恩斯的影响下，又将其翻译回good-natured。2003年，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格里高利·海斯最终将εὔνους翻译为cheerfulness（快乐）。也许他是个童子军或基督徒吧，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斯多葛学派美德清单上，基督徒们增加了信、望和爱。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与我们可以自己实现的耐心和正义不同。信仰是相信在上帝的指引下一切皆有可能；盼望则在现实中时刻将信置于一种危机；而爱是愿意承受这其中的一切错处。这三者无疑为美德增添了不可否认的情感因素，但就连耶稣也没有要求我们快乐。他最接近“快乐”的要求也不过是告诉门徒们禁食时不要显得沮丧。保罗似乎更接近“快乐”，他宣称“上帝爱一个快乐的施予者”。但最初的希腊语版本听起来更像是“上帝喜欢你不需要被说服就给予”，而不是童子军对快乐的定义。但保罗也说过基督徒应该“做任何事都不要抱怨和争论”。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所倡导的从行动到态度的转变为美国童军子法奠定了历史基础。

1908年，英国中将罗伯特·巴登堡发起了后来发展到世界范围的童子军运动。打算把优秀且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灌输给同样优秀且传统的英国男孩。快乐和其他新诞生的美德们很快传遍全球，并且在1916年冲击了美国。但渐渐的，英国童子军协会放弃了这个想法：根据他们的童子军守则，他们不再需要保持快乐——尽管这是他们自己先规定出来的。对强制快乐的取消反映了当代的英国文化，正如对保持快乐的要求和监督反映了美国的文化一样。

美国童子军将快乐和积极联系在一起：童子军应该“寻找生活的光明面，愉快地完成你的任务，并且试着帮助别人快乐。”一个快乐的童子军不会一边工作一边抱怨，相反，他会培养一种快乐的态度，从而抓住别人抓不住的机会，而且更有可能在困难的任务中发现更多乐趣。最后，一个优秀的童子军相信快乐是有感染力的，可以感染他周围的人。

如果你强行告诉别人要快乐，他们是不会快乐的

毫无疑问，快乐不仅被童子军，也被更广泛的美国文化所接受：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斯多葛主义、认知行为疗法、资本主义和佛教的大熔炉，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我们要为自己的态度和幸福负责。快速浏览美国任何一家书店的自助区，你就会发现，许多美国人都迫切地想通过自助走向光明的道路。关于如何面对生活悲惨境况的书籍并不畅销，而关于如何学习乐观主义的书籍的作者则赚得盆满钵满。这些畅销书告诉我们幸福的关键是积极的人生观，而积极人生观的关键则是快乐。带情感色彩地说，在美国的经济大动脉输出着乐观、积极和快乐的同时，那些被天真地投资于快速致富计划的美元又被各种血管带回来。

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说得很妙，我们被自身所没有的东西吸引。而藏身于生产和营销之后的心理学家们则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这种无处不在的焦虑、抑郁和不安。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天生就不快乐，但却被“能为我们的幸福负责的只有我们自己”这一主流观念强迫着去微笑。在任何一个中产阶级城市里随便逛逛，你都会发现一种消费文化，这种文化迫切地想要实践“像质子一样思考：永远积极向上！”这句格言。家居商店到处都是这样的提醒：只要我们相信畅销品茶杯上印刷着的伪哲学格言——比如“持续的快乐是一种智慧的标志”——并付诸实践，我们就将会无比幸福。尽管那些茶杯对快乐一无所知，对智慧一无所知，对这二者是否与幸福相关也一无所知。看看丹麦吧：丹麦人并不特别快乐，但如果数据可信的话，他们比大多数人都快乐。我去过丹麦，那里并没有被各种“保持冷静，专注于快乐”的言论所浸淫。

如果你强行告诉别人要快乐，他们是不会感觉到快乐的。自发的快乐和自由的给予是很美好的，但它并不比一个人在不害怕的时候表现得勇敢更高尚。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道德行为独立于我们的情感，甚至有时与之相悖。换句话说，道德的行为必须经过审慎的思考才是道德的。

贝登堡深知这一点，在1908年，他让童子军们记住，当一些讨厌的事情发生时：

应该强迫自己马上微笑，吹一支曲子，然后你就会好起来。一个童子军面带微笑、吹着口哨走来走去会让他自己和其他人都感到振奋，尤其是在危险的时候，因为他一如往常地坚持着。

贝登堡的这番话足以迫使一代男孩在生活不好的时候假装生活得好。快乐的拥护者却仍然能在这种易于识破的伪装中发现美德。在我们的谚语中，美国人对快乐毫无节制的信仰的表现比比皆是：“带着蜂蜜能捉到更多的苍蝇（意为甜言蜜语比辛辣言辞更能赢得好感，译者注）”、“想快乐的事”、“生活是美好的”、“别担心，要快乐”、“大笑是最好的药”，这些都是贝登堡的“强迫快乐”主题的充满欢乐的变体。“明尼苏达式的友善”（Minnesota nice）一词就捕捉到了中西部人的特征，他们对于保持一种几乎达到神经紧张程度的积极态度有着近乎扭曲的执着。

实践希腊人的耐心、正义或勇气这些美德，与实践美国人近乎精神病的快乐美德，有着根本的区别。耐心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但它既不要求我们有不同的感受，也不要求我们假装有不同的感受。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长时间地练习耐心自然会让我们更有耐心，但假装从来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在感到不耐烦的时候表现出耐心，这姑且不算撒谎。但是当你假装快乐的时候，你是在告诉别人，当你不高兴的时候你感觉很好。这催生出了最令人抓狂的美国式T恤和围裙的诞生，上面印着：“微笑吧！幸福让你光彩照人！”

当快乐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一种童子军守则——而不是一种自发的感觉时，它就是一种虚伪。这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伪装。工作时吹口哨姑且值得为之辩护，但在不想笑时强迫自己微笑几乎就等同于撒谎了。“在你做到之前先假装做到”会给你的情绪带来残酷的后果。当被构想为一种让别人认为你很快乐的意图时，快乐远非一种美德，反而是一种基于信任不足的陋习。过多的信任被称为天真，是一种过剩的恶习，快乐亦然。它是一种屈服：我不相信你能包容我最阴暗的感情；我不认为你会足够负责，能够面对我的内心世界。强迫快乐是对生活的否定。所有的经历本来就带给人不同的感受，如果我们强颜欢笑，生活就不够真诚。

有时我们可能不想让某些人进入我们脆弱的内心，但快乐是一种机会平等的陋习，它甚至将我们的所爱拒之门外。谁得到了始终快乐的自我，谁就得不到真正的自我。

如果我们停止用快乐来掩饰沮丧，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觉察他人的悲伤

快乐也在不知不觉间取消了基督教信任的美德。它表示：你无法控制我感情的表达，并且我拒绝给你机会证明我是对的。因为这建立在一定会让别人失望的基础上，所以快乐是缺乏信任的，它否认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别人可能会让我们失望，如果我们说出了真实感受，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但考虑到美国对快乐的重视，就像童子军法所规定的那样，他们把事情搞砸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对表示同情的拙劣尝试总比连失败的机会都被拒绝要好。这是一种反快乐但不失美德的态度：即使预料到别人会让你失望，也要给他们机会。同样，当有人给你一个让他们失望的机会时，你也要意识到这一点。脆弱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礼物。

这种最新的美德有个古老的名字，叫作诚实。如果我们能让自己保持自然的表情而不仅仅是微笑——美国电视名人弗雷德·罗杰斯先生称之为“最好的表情”——我们就会变得更好。保持自然的表情意味着我们在直面而非逃避生活中的酸楚、悲伤、焦虑、疾病、悲伤、抑郁、孤独和愤怒，以及其他所谓的“消极”情绪。承认生活的酸楚或许只会让我们更频繁地皱眉、畏缩或哭泣，但反过来，也可能会让我们更诚实地讨论困难，让谈话变得更容易。新的容易受伤的自我会让我们看到或远或近的同类与我们共有的脆弱。这种脆弱的交换可能是同理心的关键。停止将感情浪费在用欢呼来掩盖失望上，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触碰到他人的悲伤。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将两个人之间痛苦感受的交流视为人类最伟大的平等。他相信，相比身处繁华，废墟中能够建立更深刻的情感联结。

但深刻的联结是有代价的。美国对“快乐”的信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情感现象，它可能就如攻无不克的自信一样，被深植入这个国家的精神特质，成为独一无二的一部分，我们还不清楚是否准备好了放弃它。要成为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美国人首先必须放弃幸福是一种态度的观点。这不仅挑战了童子军的历史，往大里说，也挑战了一直以来美国人那种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主流形象——那种昂首挺胸、从不让别人看到自己流汗的个人主义者。表现这种形象对美国之一个国家的诞生乃至成长为今天的庞然大物来说至关重要。

放弃对保持快乐的执着，就意味着要承受着作为凡人、普通人、有弱点的人被评判的风险。然而，如果我们能学会分享他人的苦难，而不是试图使他们振作起来然后离开，并且如果他们以同样的举动回报我们，那么我们就有机会体会一种真正的情谊，就是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和我们的朋友一起生活时所指的那种。是童子军们所渴望的，同时也是贝登堡自认为在培养的那种快乐。深刻的人际关系和交流——也就是爱——对强迫的欢呼毫无用处，而且常常被虚假的面孔所破坏。如果我们想要更美好的爱，想追求真正的幸福和友谊，那么，是时候秉持真诚而不是假装快乐了。

编译自aeon.co网站，原题为《不管T恤衫怎么说，快乐不是强制性的》（cheerfulness cannot be compulsory whatever the t-shirts 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