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话学｜新反智主义：非人理论下的赛博朋克时代

南阳“水氢发动机”新闻在最初被发布和被当作“科学创新”，在暴露了相关责任者、媒体平台记者和运营团队科学素养的严重缺失的同时，社会各界对其科学性一本正经的讨论，也颇令人费解。如果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气功”和“伪科学”狂潮，那么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水变油”的经典伪科学骗局居然还能成为新闻讨论焦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神话，造成了人类还在这里停滞不前？

“反智主义”1962年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提出，但实际上这并非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名词，只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概括。多年来，对“反智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对“常识”的推崇和对“科普”的诉求上，仿佛“反智主义”的根基只是“愚蠢”和缺乏教育。这样的论断也许在需要由葛优亲自演绎现身说法才能够扭转社会观念的（电视剧《我爱我家》中扮演发明“水变油”的纪春生）的1990年代尚算成立，但在当代，似乎具备更加强烈而无形的力量，让“反智主义”不仅不再愚蠢，甚至成为一种难以辩驳的逻辑陷阱：当代的一种神话是，指责某些人或事物 “反智主义”，反而是不具备开放思维的体现。

实际上，某种“后现代”的“反智主义”，不仅不能被归结为愚蠢或是教育缺失，恰好来自理论前沿和知识分子，带有“反科学主义”的意味，而这一切都走向了当代某种流行甚至会成为时代缩影的症候：非人理论和人文主义的破产。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没有霓虹灯的赛博朋克时代。

知识考古学和科学主义的建构

任何一种体系和思潮建立的同时都必然伴随着反思。随着古典学意义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发现的需要，启蒙运动宣扬“理性”的一大具体实践，则就是对“科学”的定义和对“科学主义”的推崇：当代社会观念中对“科学”的普遍尊崇和尊重，也绝非自然产生、理所应当的，同样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建构过程。

当我们谈论起“科学主义”时同样会疑惑于这一名词的模糊性。实际上，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和后来的科学史家们并不常用这个词汇，这个词汇往往是在当代理论家的笔下以被批判的性质存在的，宛若一个被构建出来的枪靶。粗略说，有两种不同概念的“科学主义”：第一种是本体论的，认为科学可以探索认识整个存在世界的运转规律并加以运用。法国“百科全书派”主将，《百科全书》主编达朗伯说，“宇宙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和一条伟大的真理”。后现代理论家们往往将此作为批判对象，从而渲染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方法统治人类一切认识模式的“霸权”行为，“反科学主义”、“非科学主义”的论述不绝于耳。

米歇尔·福柯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和1969年发表的《知识考古学》看似石破天惊，实际上只是将当年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进行的建构活动，重新揭露在早已认为“科学”不可辩驳的大众意识面前。福柯以“知识型”来将人类的知识认知体系概括为一种可以被分析、被构建和取消的客体，用语言学的方法发现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知识型”之间的系谱关系和内在的某种断裂——“科学”概念也绝非是先验存在的，以成功的分类方式、数学计算和实验结合的科学方法、和人类被认为固有的可作为获取真理的保证的“理性”这些元素共同组建了“科学”的神圣性；这种建构的理论基础，则建立在对“真理”本体论的确信上。

有趣的是，真理的本体论本身就是被怀疑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激昂宣扬理性和科学的当时，就有如休谟这样的“不可知论”者，就组成科学方法和真理本体论的重要部分“因果关系”做出质疑——甚至可以说，20世纪从尼采、弗洛伊德等人开始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根本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渊源，来自对于休谟不可知论的难以反驳。于是在这里，科学主义发展出了第二种面貌，即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即科学认知活动是人类目前最有效的，最准确的认知活动，我们也许无法做出对“真理”彻底的本体论证明，但我们从各门学科中获取的单一的、有限的原理综合起来，还是能够还原部分、甚至全部的“真理”。这正是康德用“物自体”理论对休谟提出的“因果关系”悖论的解决方式，而“还原”也是后来现象学认识论继承康德并期待超越康德的理论路径。

不过，虽然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在思想根源上截然不同，但在实用层面还是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即科学主义的方法是最好的，是必须被尊崇的。这种殊途同归显然不能化解所有质疑：只要“真理”的本体论一天不被确证，“物自体”的阴影还笼罩在存在世界上空，“现象还原”和科学认识论就都有崩塌之虞。科学主义的建构在经过“知识考古”后实际上被证明是脆弱的，它反复被理论家和各种话术塑造为某种先验的存在，但福柯早已指出，一切知识体系都无法摆脱其实际上是被当时的话语和权力所掌控的事实。

无论是真的“反智主义者”还是严肃的学者，都能够找到如下的一些事实：地心说、质量决定下落速度说、牛顿三大定律等等曾经被认为是自然世界最纯粹的“真理”的科学理论，随着时代发展和认识推进，都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善的。而这种“错误”并不会让人类的探索和建设活动完全的“南辕北辙”，它们在其“知识型”内部是自洽的，是被实践证明最“实用”的，在既定的时空范围内甚至可以被当作“真理”——这就更让人开始对启蒙运动以来对科学主义的先验性建构产生质疑：我们所知道的“常识”，究竟真的是“常识”吗？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呢？认识论的科学主义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真的就是唯一可行的路线吗？

这也许是一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被打开的“思想魔盒”，后现代理论则再度将这个幽灵还魂复生——而这些复杂的“反科学主义”、“非科学主义”式的思维实验和理论阐述，却又意外与“反智主义”和身份政治合流。如今欧美盛行甚至流传到国内的某些“反科学理论”，如“地球是平的”、“XXX病是假的”、“进化论是骗局”等等，已经不再是一句“破除愚蠢”能够解决，其背后是深层次上的人们对阴谋论的热衷、对阶级分化对立的情绪、对个人生活状态的不满、身份政治和平权意识的自我保护乃至对宗教传统的笃信。这些都成为当代全新的“反智主义”的理论根基。

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振聋发聩的质问：“你为什么只坚守你的科学主义信条，而不用开放、包容的思维去认识与你思维不同的事物呢？”在无言以对的同时，我们面对的将是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后现代”如何不萎缩退化为“前现代”？我们究竟是否在“前进”，而“前进”本身又是否是先验正确的？

应该怪罪的是理论自己吗？

对于这种困境，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反应方式就是：应该怪罪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本身。而这一批判和反击的路径，早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尚在雏形时就已经在场，而他们的批判和质疑，有的并不成功，反成为后现代思想本身扬名立万的阶梯；也有的“蛇打七寸”，敲响了人文学科内部危机的警钟。

1963年，罗兰·巴尔特发表《论拉辛》，遭遇到专门研究拉辛的学者雷蒙·皮卡尔的愤怒反击。他写作《新批评还是新骗术？》一书，指责巴尔特的拉辛研究罔顾事实，是激进而边缘的“怪癖”。皮卡尔对巴尔特的批判更多是站在学术共同体利益立场上的自我保护，他站在拉辛研究专家的角度，完全拒绝巴尔特对拉辛自由的文本解读，也误用了“新批评”一词。巴尔特迅速写作《批评与真实》进行反击，这场轰轰烈烈的论战被巴尔特提升到了反抗学院建制主义的高度。而这一理论高度的攻占，宣告了皮卡尔在舆论阵地上的彻底失败：皮卡尔本意是想指责巴尔特的拉辛研究对拉辛“原意”的不尊重，对某种文学“真理性”的不尊重，但这种指责却暴露出传统文学研究学术体系的僵化和傲慢，其对“真理”的坚持恰好正是巴尔特所反抗的权力话语：于是，此次论战反而让巴尔特声名鹊起，成为文学领域内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领袖。

然而相比于皮卡尔的“作茧自缚”，1996年的“索卡尔事件”则是一次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精准打击。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名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这篇文章看似是用解释学方法来重述量子力学的尝试，是现象学认识论与科学认识论的融合探索，因此得到了审稿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并得以发表。然而文章发表后索卡尔才揭露真相，这篇文章是他故意写作的一篇“诈文”，其中埋藏了大量的科学常识性错误，而其中所谓量子力学与解释学的关联也完全是他胡乱捏造的——在他看来，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打破学科壁垒的尝试就是某种“相对主义”的学术骗局，他的动机就是测试《社会文本》的审稿编辑和专家们是否能够分辨出来。索卡尔事件爆发了当代理论视野中科学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剧烈的冲突，后现代理论和“文学转向”后跨学科现象显著的人文理论遭受到大众的广泛质疑。

索卡尔事件也绝非孤例。就在去年，海伦·普拉克罗斯（Helen Pluckrose）、詹姆斯·A·琳赛（James A. Lindsay）和彼得·博戈西昂（Peter Boghossian）三名学者宣布，他们一年之内以女性主义语汇、少数族裔身份话语、动物保护和生态主义为主题，附加随机编造出来的数据、引用和人名，拼凑出了20篇论文进行投稿（甚至有一篇文章大量拼贴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段落），最终竟也有7篇通过了严肃的审稿流程被发表。人文学科的思想理论前沿与科学主义开始分道扬镳，而不再像启蒙运动时代那样携手共进，这是索卡尔事件和这些后续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最大危机。

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理论“非科学主义”的抨击在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2004年的著作《非理性的诱惑》里来到一个争议的巅峰（数年之后理查德·沃林本人也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了部分修正）。理查德·沃林认为后现代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对“理性”的厌弃和对“非理性”的热衷，直接指向了他们对自由主义和当代文明的敌意，认为如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或者思想之所以与纳粹关系密切并非意外，而正符合后现代理论的内在逻辑，因此对整个后现代理论做出了“法西斯主义帮凶”的指控。相比于索卡尔事件中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的指控，沃林的批判则更像是人文理论内部的立场之争，是某种“诛心之论”。

这些指控是有道理的吗？毫无疑问是的，但现代理论作为当前欧美国家意识形态下的一种反抗力量，本身所处的环境是险恶的。单仅本文所提到的与“反智主义”的合流就是例证：如果反智主义者以开放思维的话术来宣传“地球是平的”，以尊重信仰的话术来宣传“进化论骗局”，以阶级斗争的话术来进行医疗、科研方面的阴谋论，我们更应该怪罪的是反智主义本身，还是被利用了术语的后现代理论？是如何一种话语权力将后现代理论的话语与反智主义勾连起来，又是如何的某种社会神话塑造了科学主义在“神圣不可侵犯”和“只是一种观点”之间的能指漂浮？人文理论与科学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究竟是与科学方法、与“理性”概念的冲突，还是实际上依然是与既定结构、社会体系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冲突？科学主义又是如何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引为对抗后现代理论的先锋的呢？

乔纳森·卡勒曾经在《文学理论导论》中自嘲，现在的理论家（theorist）更像是恐怖分子（terrorist）。然而，这种自嘲的背后，何尝不是又一种神话般的、宛若当年建构科学主义那样的话语权力运作呢？

真正的危机：我们不在乎high tech，low life了？

如果说理查德·沃林的《非理性的诱惑》被情绪裹挟理性判断，做出了很多超出正常批判范畴的论述的话，他有一个观察则的确是清晰的：后现代理论对“非理性”、“潜意识”的关注，的确动摇了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基：“理性”，导致了当代对“人性”的理解走向了新的层次。对于人性被“异化”和“单向度”的重视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下，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人”的基本概念，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和“非理性”思维的影响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种思维的一大标志即是当代科幻、奇幻类流行文学中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转变。随着《三体》获得雨果奖、《流浪地球》票房热卖，科幻艺术成为国内所关注的热点——刘慈欣的作品价值观复杂，风格各异，但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如《三体》第一部和电影版《流浪地球》，都展现出类似欧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以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三巨头”为代表的“科幻文学黄金时代”风貌，大致可以粗略概括为对科学主义的信仰式弘扬和对人文主义、人类精神的热情赞颂。然而实际上，随着“黄金时代”过去，从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开始，欧美科幻文学就进入了以“high tech，low life”（高科技、低生活）为特色的“赛博朋克”时代——虽然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思维本质没有变化，但显然对于人类自我存在的神圣性、集体利益和生存意义的重视性大为降低，德勒兹所谓的“游牧性”、“逃逸”和“微观政治”成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共识，赛博义肢、网络空间、高科技生命体、人工智能等语汇都指向唐娜·哈拉维所说的“赛博人”的概念，人类寻求自我价值和独立解放的方式，已经完全超出了黄金时代的人文主义维度。

这一思潮在当代中国与刘慈欣这些“黄金时代”风貌的作品产生了巨大回响。在一次公开讨论沙龙活动中，刘慈欣谈到了一个思想实验，即如果你必须吃掉一个人才能保证人类种族的延续，你会如何做出选择。刘慈欣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认为“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务”（《三体》中著名语录）因此选择吃人，他的回答在网络讨论场域内爆发了巨大的争议。其一是因为现场假定举例要“被吃”的是一名女主持人，引发了性别主义上的争议；其二则是“如果人类要靠吃同类才能生存下去，这样的种族还不如灭亡”成为了观点主流，而这一观点是站在宇宙和自然的生态角度，鲜明呈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也与《流浪地球》所表达的价值观冲突——本来试图以国际主义视角化解意识形态争端的影片主创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很多观众借此质疑的，是“人类种族生存高于一切”这一人类中心主义语汇：某种意义上，这更多的是大众对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反抗，但与此同时，也将后现代“非人理论”的可能性播种到了日常公众讨论场域之内，这种可能所带来的重大危机，现在或许还不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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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霓虹灯闪烁的赛博朋克时代。科学主义和技术进步是不可置疑的宗教信仰，网络空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智能手机就是我们的赛博义肢，一切集体性的，崇高的，生存主义的话语都是被唾弃的，我们在异质空间里的交流对话孤独寂寥，却又自得其乐。

从这个意义上，“水变油”再次成为讨论话题，反智主义开始不受教育水平影响的根本原因，也许是我们真的相信科学可以让一切都成为可能。然而这一相信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对科学主义的敬而远之和对我们自己的自我异化——当生存只是生存本身，所指等于能指，符号仅仅就是符号的时候，我们也许真的会发现我们已经不再是人文主义维度下的“人”：而我们却又做好了成为“非人”的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