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的“对照镜”：“新人”角色期待背后的国族想象

《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一书，所涉议题丰富，视野宏阔，汇聚了陈建华教授沥血多年的研究成果，围绕“礼拜六”派创始人之一、通俗文学大家周瘦鹃的生平叙事、小说创作、报刊编辑、批评实践与电影尝试，在抒情传统的延长线上，借助都市文化、印刷资本、日常现代性的多棱镜，翻转出有关女性想象、“新人”理想、国族叙事、电影文化与现代大众传媒等诸多命题。书中对周瘦鹃小说和电影实践中“开启民智”的通俗现代性的发现、世界主义与传统主义变奏下“新文人”传统概念的提出，无疑颇具冲击性和创造力，贯注了作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整体性认知。同时，本书立足于大量原始报刊文献与图像材料，不难体会作者重返历史现场、以图证史、史论结合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方法。

陈著采用“对照镜”装置，引入新文学坐标系，将旧派放置在中国现代性整体视野中加以关照，在互为参照的比较视野与辩证思维中，希图通过对被文学史叙述遮蔽的“旧文学”的探幽访微与再解读，激发对于新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更为全面的整体性理解与烛照。

小说《留声机片》之于周氏的文学创作，无疑颇具象喻性。留声机这一现代科技制品作为叙事焦点，象征着周氏创作的形式之“新”，而对抒情传统的眷恋不舍则蕴藉着其创作内核之“旧”。

陈著言及，不同于新文学明火执仗鼓吹西化的外铄方式，旧派对于西方文化往往以内化方式加以转化，因而其文学姿态往往“兼及新旧”显得更为包容。周氏即称文学之新旧，不在语言的文白之分，而在内容精神之别，事实上早在《新青年》提倡新文学之前，旧派就已经开始进行白话创作了。但新旧文学论争的焦点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从最初的文白之争渐趋转向文学的内容精神、观念立场与艺术个性的分疏。正如陈建华所言，新旧文学之争反映了两大阵营各自对于未来中国的想象。通过比较、反观新旧两派文学实践、理论论战的数次交锋，陈氏在“新”与“旧”的历史脉络化叙事中，梳理和映射出了以周瘦鹃为代表的旧文学的观念与立场，更将新文学阵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的多音部展现了出来。在对茅盾、郑振铎为代表的单边白话主义进行阐释剖析的同时，发现了以朱自清、俞平伯为代表的来自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对待新旧文学以及民众理解的异质声音。

二、由女性解放想象到新人主体召唤、兼及“新文人”传统

新旧文学之争所涉话题繁多，“女性解放”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面向。旧派小说美学带有一种女性化倾向，身份认同也常与名花美人相关联。《礼拜六之花》一文中即将复刊的《礼拜六》比作“解语花”，并根据风格之不同将周瘦鹃比作“杜鹃花”、王钝根比作“富贵花”等。而有趣的是，新文学主将茅盾的小说创作，亦同具某种女性倾向。但他们对于女性解放的想象却各有不同。周氏小说建立起了一系列不脱“贤妻良母”轨范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其注重通过建立家庭伦理参与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主张。从性别政治的意涵加以考量，不难窥见其一系列哀情故事创作都难逃初恋“紫罗兰”之魅影，包孕着两性情感与家庭伦理之间的冲突。而同为《妇女杂志》等女性刊物撰文不少的茅盾、周瘦鹃，却表达着各异的女性观。不同于周氏趋于保守平和新贤妻良母式的资产阶级小家庭理想；茅盾的女性解放思路，无论《创造》还是“蚀”三部曲，都逸出了贤妻良母的家庭伦理范式，而在“革命”话语的编码下显得格外激进与反叛。

而对新女性的角色期待正肇始于作家的国族想象。茅盾与周瘦鹃通过女性镜像，投射出了各自对于建构新的历史主体——新人的召唤。不同于新文学对于启蒙功能的重视，周瘦鹃为代表的“旧派”似乎更执着于对“日常现代性”的追求，在“消闲”与“游戏”之间表达着通过改良的方式、以家庭伦理为基，构筑符合消费主义、商业资本与理性社会秩序的新国民期待。

在小说家之外，周氏更具报刊编辑身份，陈著立足新闻史，从“文人论政”的视角出发，阐释了其在自觉开拓“言论自由”空间的批评实践中所蕴藉的“小家庭”理想与都市日常欲望。通过对周氏充分利用现代大众传媒进行小说创作、杂志编辑、影评撰写等实践考察，开掘出了鸳蝴派创作中的“大众启蒙”意涵。在作者看来，综合考察周氏的报刊编辑与批评实践，对于理解通俗作家集体建构的国族想象与民国文化政治颇有助益。

与此同时，陈著还揭示了在印刷资本机制与新旧文学论争中，陷入身份危机的通俗作家在报刊场域与小说创作中重塑文化身份的努力与尝试。陈建华以“新文人”作为理解周氏文化身份的钥匙，进而提出了有关“新文人”传统的论述。所谓“新文人”传统，即这些旧派文人在思维与语言实践中坚持传统文化本位，保持了江南传统“文人”的特色，但同时以民主立宪与改良启蒙为准则，深受都市文化机制的影响与制约。

周瘦鹃的文学建构，在政治诉求及美学观念上直切大众文化，混杂着抒情传统与都市喧嚣的变奏交响。陈建华通过文本细读、史料考证等方式，对本书主题“紫罗兰的魅影”进行了多样化阐释。认为其既暗指如同魅影般存在的初恋故事的反复书写，勾连着爱情、婚姻与家庭等诸多议题；又兼指周氏在一系列自传体写作中蕴藉的自我认同纠合着“紫罗兰”故事及其所编辑的杂志，共同建构起了民国上海都市以日常生活为底色的现代性迷思，这也正是陈著将之称为“魅影”的核心关切。周氏借助“紫罗兰魅影”中象征着爱与同情、想像与私密空间的话语表达，创造了一种以个人和小家庭为核心的文学现代性。

而这种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主要是以女性为镜像的自我再现。女性在旧派文学集体营构的“新文化”视域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新女性”作为召唤理想国民、塑造新人主体的参照与镜像，承载着公共角色与现代文化政治的题中应有之意；另一方面，女性身体与上海都市文化具有同构性，作为娱乐机制与消费主义共谋下的现代映射，本身即携带着来自男性与都市的欲望昭示。

西洋花本体、初恋情人、杂志品牌共同衍生下的“紫罗兰现象”，构成了沪上文学奇景。陈建华通过对紫罗兰进入报刊公共空间的深入探讨，在对周氏及其同人合力打造符合都市消费欲望与市民读者期待的文学商品的解密中，发现不仅《紫罗兰》存在有意制造浪漫“影事”的抒情追求与营销策略，其他通俗文学刊物，如《红玫瑰》等亦在文学生产、流通与接受空间中共享着制造浪漫“本事”、延展爱情与时尚话语的商品美学机制。携带名花美人情结基因的旧派作家们，在现代商业机制中为其抒情传统找到了合理赋形，但与商业资本的共舞却也正加速了名花美人传统的终结。正如本雅明所谓的“移情”，“紫罗兰”的生产与建构，实际是周瘦鹃与紫罗兰互为映像，同时构成了其情感结构的核心形式，蕴含着都市文学趣味与道德哲学的喧哗与骚动，彰显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欲望与文化追求。

同时，陈著立足抒情传统的延长线，以周氏创作为借镜，考察抒情传统的现代命运，此一研究思路无疑颇富洞见。而其对作为旧派的“新文人”与电影现代性的开掘也为旧派文学与民国电影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其以维多利亚文学为链接，在新旧杂陈的美学观念及对都市世相的展现方面，连缀起周瘦鹃与张爱玲的延伸与嬗变，无疑颇富新见。

四、反思与批评

尽管陈著是一本洋洋大观又不乏精细考证的佳构，对于现代文学史中被压抑的旧文学及有关新旧文学的认识颇具修正意义，并在通俗文学与都市大众文化的关系研究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一些遗憾，在此提出，以期就教于作者与方家。

书中对于新文学的看法，依然未脱“全盘反传统主义”论说模式之窠臼。在论述新旧文学之争时，对于旧文学抱持熨帖的理解之同情，而对新文学，则显见地带有一种预设的批判视角与情感结构。尽管对于被遮蔽的未充分展开的旧文学进行整体性关照是其研究动机之一，但是在新旧文学互为参照的论述逻辑下，却依然带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在对“旧”文学的“翻案”式研究中，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新文学的压抑。同时在对文化政治与社会背景的阐述中，有失于本质化之嫌，如在论述20年代之后旧派文学的衰落之因时，有关“在1920年代后期社会政治条件恶化的情形中难以幸存”（原书第322页）的表述即给人失之笼统、过分本质化之感。此外，本书对于研究主体周瘦鹃的展开充实且绵密，对于其所置身的都市文学文化氛围也论述翔实，但是对于关键词之一“上海”这一都市空间特殊性的开掘似稍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