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一半︱博兹瓦纳的禁猎与反禁猎之争

博茨瓦纳是南部非洲内陆国家，其中部和北部地区属于卡拉哈里荒漠北缘，奥卡万戈三角洲和乔贝河则是整片连续干旱区中难得一见的局部丰水区。低矮的灌木遍布于密集的水道边，大象、河马、水牛、黑斑羚等随处可见，那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2014年之前，博茨瓦纳境内一直允许开展合法狩猎活动，一是当地人对问题动物个体（破坏当地居民财产或威胁人身安全的野生动物）进行狩猎，二是外国游客付费、以获取狩猎纪念物为目的的狩猎。不过这项政策在过去几年有所反复。

2014年1月1日，博茨瓦纳时任总统卡马颁布了狩猎禁令，禁止在国有和公共土地上开展狩猎活动。2019年5月22日，现任总统马西西解除了狩猎禁令。

合法狩猎在国际上一直备受争议，它将动物保护者们分裂为两派。

2014年博茨瓦纳实施禁令时，野生动物调查结果显示，境内大象和水牛的数量持续增长，而这两个物种是主要狩猎目标。同时，各种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大幅下降，但这些物种并不是主要的狩猎目标。由此狩猎支持者认为，2014年之前存在的合法狩猎，并不是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禁猎并不能起到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的作用。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禁令实施后，直接依靠提供大象和水牛狩猎来获取资金的博茨瓦纳北部乡村社区遇到了巨大的经营困难。我在2019年3月探访了Sankoyo村，这里有大约700位居民，原本开展付费狩猎时，社区将政府分配的狩猎配额卖给国外狩猎代理公司，并在狩猎营地为前来付费狩猎的客人提供做饭、洗衣服等服务，Sankoyo村可以每年获得大约67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虽然平均到每个村民每年还不足1000元，但精打细算的村民们把这些收入集中用于安装水泵、公共卫生设施、给孤儿付学费、给孤老一些生活补助等。然而，狩猎禁令使这笔收入丧失了。村里的护林员说，“本来我们能从野生动物这里获得一些收入，我们就愿意去保护它们，村里把像我这样难以找到工作人的组织起来定期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反盗猎巡逻。现在，因为狩猎停止了，没有收入，巡逻也停止了，但狮子和大象持续给我们造成损失，我们不再愿意去保护它们了。“

当地的统计也表明了这些问题。

恩加米兰（Ngamiland）地区是位于博茨瓦纳西北部的一级行政区，该区举行的基于乡村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论坛披露说，狩猎禁令颁布的第一年即2014年，Mbabe村的旅游收入从上一年的350万普拉（约25万人民币）大幅下降到仅剩50万普拉（约3.5万人民币），Kopano Mokoro社区收入从480万普拉（约34万人民币）下降到250万普拉（约17.5万人民币）。伴随着收入降低的，还有大量就业岗位的消失。另一项损失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动物肉。南部非洲的许多社区，种植和畜牧效率低下，野生动物肉是他们的重要蛋白质来源。在狩猎禁令颁布前，Sankoyo村平均每年可以获得22头大象的肉，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随着狩猎禁令，这一重要的实物福利消失了。由于出现了明显的收入下降、岗位流失、免费分配的动物肉减少，由此导致当地社区保护意愿降低、盗猎增加。

与此同时，许多动物保护者期待的摄影旅游并未能在短期内有效取代原有的狩猎经营。摄影旅游需要一定的交通、住宿条件和较高的野生动物可见度，这是许多原本经营狩猎的场地所不具备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恩加米兰议员曾发起过有关解除狩猎禁令的提议，但是，直到原总统卡马离任，这些声音都没有被采纳。2018年4月，新总统马西西就任，他决定采用博茨瓦纳最传统的分歧解决方式——2018年6月，博茨瓦纳就狩猎禁令是否需要延续召开了全民辩论。

全民辩论并不是在一个集中的场地举行的全国性会议，从首都哈博罗内，到边境小镇卡宗古拉，每个有博茨瓦纳人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用于全民辩论场地。长期以来，辩论场地通常是在室外的大树下摆放一些椅子，由酋长组织全部愿意参与辩论的当地人畅所欲言。随着时代发展，一些全民辩论也在会议室召开，但是作为对传统的延续，最具有争议的辩论议题，仍然会在大树下围坐举行。

博茨瓦纳全民辩论会场并不限制外国人参加，2019年初，我在卡萨内和马翁东区旁听了几场。两地旅游业都很发达，分别是乔贝国家公园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门户，但是当地人的生活也受到野生动物很大的影响。卡萨内社区直接暴露于大象迁徙路径下，由于早期土地利用设计的不合理，社区建在了大象饮水和迁徙的必经之路卡，发生了严重的人象冲突。

如果你住在城市里，可能很难想象。但在我国的云南西双版纳等地，野象闯入村子，也不时造成庄稼损失甚至人员伤亡。

尽管英语是博茨瓦纳官方语言，但是全民辩论全程都用茨瓦纳语进行。通过翻译了解到，支持狩猎的主要是乡村社区民众，主要理由是农田受损、小孩和老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大部分乡村社区无法成为摄影旅游者青睐的目的地等。反对狩猎的声音则来自当地从事旅游行业的人，他们担心狩猎重启而使得旅游业面临国际舆论抵制，同时，狩猎也可能使保护区外围的大象能见度降低，从而降低对游客的吸引力，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我记得一位村民说，“大家都说要保护大象，但问题是谁来保护我们？“另一位村民则说，”我们如果能够从保护大象的行动获得资助，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

在这样的辩论场合，支持和反对狩猎的声音基本持平，并没有出现一边倒局面。特别是在卡萨内地区，由于许多家庭直接或者间接从事观光旅游业，他们更多从自身利弊角度，希望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都不要影响到旅游的收入。

2018年6月，博兹瓦纳内阁建立了狩猎禁令公众对话分委会，通过公众对话来对狩猎禁令进行回顾。结合各地全民辩论的会议记录，分委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将大象控制在其历史分布区；必要时执行有限度的大象种群控制；建立宠物食品罐头加工厂来处理大象肉等。

2018年底到2019年初，这样的全民辩论在博茨瓦纳各地举行着。博茨瓦纳环境部还通过与环保组织辩论、向国际社会咨询等方式来收集意见。最终政府形成的方案是：狩猎禁令取消，以有序和人道的方式基于法律法规开展狩猎活动。相关措施包括，每年狩猎大象配额必须控制在400头以内（博兹瓦纳拥有非洲最大的大象种群，超过13万头）；切断不利于博茨瓦纳野生动物保护的迁徙廊道；鼓励野生动物旅游业发展。备受争议的执行大象种群控制和建立罐头加工厂没有出现在最终的公告中。

中国也曾在2006年前开放过外国人来华采集野生动物标本的狩猎项目，主要在西北部省份进行高原羊类狩猎，在当时，这为当地保护工作获取了宝贵的资金。但在许可方式由“一事一批”转为更为公开透明的公开拍卖过程中，由于公众舆论的不支持与不理解，项目搁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认为，有序开展的纪念物狩猎可以为保护带来经济激励，从而成为一种野生动物保护工具。一些南部非洲国家，比如纳米比亚、南非、津巴布韦，一直开展这样的纪念物狩猎。但是也有许多非洲国家，比如肯尼亚和一些西非国家，认为狩猎无法有序开展，且不以生存目的而开展的狩猎是不道德的。

各方都围绕了经济利益和道德来思考问题，却刻意回避了合法狩猎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越来越多人为设定的保护区以及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一些物种在保护区内呈现出了局部种群过剩，并外溢到保护区周边的乡村社区造成人兽冲突。这样的问题既不能通过开展有限的纪念物狩猎解决，也不是简单禁止能解决的。根本解决方案在于另一种合法狩猎：种群调控。种群调控需要在保护区内开展，而保护区是纪念物狩猎的禁区，纪念物狩猎支持者的重要论据和运行模式，即对少量老年个体进行狩猎无损于种群，本身已说明纪念物狩猎对于种群调控相当无力；种群调控涉及大量物种个体损失而根本上有利于种群可持续性，这对从人道和情感角度关注个体存亡的反狩猎论点构成直接反驳。因此，不难理解，各方都努力回避谈及这一合法狩猎形式。博茨瓦纳最终的狩猎解禁方案也没有提及这部分内容。

狩猎曾经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漫长时期，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部分。随着农牧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人已经不需要靠狩猎来直接维持生计。狩猎对于今天的人类尤其是远离野生动物分布区的城市人，充满了反直觉元素，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各种不同的狩猎形式，就凭直觉去反对任何形式的狩猎。狩猎也充满尴尬，即使是合法的种群控制狩猎，也因为无法给人们带来直接明确的利益而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野生动物保护应当依法开展，不参与非法猎捕和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贸易，是最基本的底线。在此基础上，真正有志于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的人，对包括狩猎在内的各种行为的判断，都应当以是否能够使野生动物野外种群具有更稳定的可持续性为依据。

（作者季伟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环境经济社会政策委员会可持续利用和生计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