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侦探｜“裱糊匠”生平之快事也

有一段据说是发生于李鸿章与俾斯麦之间的对话，在民科历史学界被传得有鼻子有眼，也时常被公共媒体所引用——

1896年，李鸿章环球巡访，拜会了不少欧美政要，其中就包括俾斯麦。在与俾斯麦的交谈中，李鸿章称，自己被誉为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听罢，不以为然且不无嘲讽地答：幸亏我不是欧洲李鸿章。

一个日渐衰微的老大帝国，走出一位感觉良好的政治人物，以山寨版的某某自居，结果被本尊当场打脸。这段对话，极其符合李鸿章的历史人设，也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剧情期待。不过，上述对话的真实性，恐怕仍停留在剧情层面。

那么，一个多世纪前的真实剧情是怎样的？去历史现场找答案。

1896年3月，因签订《马关条约》而被解职的李鸿章，受慈禧之托以特使的身份赴俄罗斯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在此期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俄方签订了影响深远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当年6月，在结束访俄之后，李鸿章又接连访问了欧美七个国家。德国，是李鸿章此次出访的第二站。他与俾斯麦的会面，准确时间是1896年6月27日下午，地点是俾斯麦归隐居住的福里德里斯鲁庄园，距汉堡20公里。

严格说，“李俾会”并不在事先安排的行程内，而是李鸿章临时加塞的项目。所以，李鸿章拜会俾斯麦的要求让邀请方汉堡商会颇感突然，也让德皇威廉二世甚为不悦——老宰相的去职正是由于同皇上政见不合。然而，在一心求索强国之道的李鸿章的坚持下，两位下野权臣的会面还是得以上演。

关于“李俾会”最早的中文记载，见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此书刊印于李鸿章欧美巡访的次年，即1897年，作者署名桃溪渔隐和惺新庵主。事实上，此书是在李鸿章授意下，由他子侄辈及众幕僚编撰而成。其中，《游德访俾士（斯）麦》一节专门记述了这次会面。书中对李鸿章其他外事活动，仅寥寥数语略过。相形之下，《游德访俾士麦》可谓浓墨重彩。文中记：五月十七日（西历六月廿七号)，节相预与俾士麦王约，访诸其家，即乘火车造王邸，夹道观者峰屯蚁聚。车停，俾王闻节相至，盛服俟于门首。相见而揖，皆长身玉立，风采伟然。既近，相与握手立谈，译员旁侍，代传问答语……

译员代传问答了些什么内容？有相互赞美的客套话，也有嘘寒问暖的体己话，其余，皆为李鸿章求索的强国之道，所谓“仆之来谒，有一事乞清诲也”。李鸿章乞诲之事，即“何以图治、如何练兵”。俾斯麦奉上了一个普鲁士式的回答：“以练兵立国基，舍此无策。夫兵不贵多，一国兵数不必逾五万。特年必少，技必精，斯所向无敌。”

《游德访俾士麦》文末，着重描述了俾斯麦迎宾时的装束，“俾王佩红鹰大十字宝星，而首冠御赐之王冕，手执先皇之介圭，腰佩登坛之宝剑。之三者，自先皇威良（廉）一世谢世后，无第二人一得其赐。俾王非遇大典礼大朝会，亦罕有一日而三事具之者。”

缘何作此描述？因为“今以之款节相，其敬节相也至矣。”

俾斯麦对李鸿章，如此恭之敬之，何谈嘲讽？可以想见，《傅相游历各国日记》所记的“李俾会”，未有“幸亏我不是欧洲李鸿章”之说。

当然，《傅相游历各国日记》是李鸿章审定的版本，倾向不言自明。除此之外，有无更客观一些的第三方记录？有。

在《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刊印两年后，也就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由林乐知著、蔡尔康译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此书是根据各国报纸纪要和资料汇编而成，内容更为细致详实。关于“李俾会”的表述，《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大致相同。通读《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亦未见有“幸亏我不是欧洲李鸿章”之说。但是，《李傅相历聘欧美记》补充了一些《傅相游历各国日记》中因官场忌讳而刻意删节的内容。譬如，李鸿章曾请教俾斯麦：“何以胜政府（中的政敌）？”后者答：“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傅相游历各国日记》与《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均属李鸿章1896年欧美巡访的早期文献。查阅其他一些关于李鸿章的著述，如《李鸿章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版，梁启超著）、《1896：李鸿章的世界之旅》（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10月版，侯杰、王小蕾著）、《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赵省伟主编）等，其中关涉“李俾会”的章节，无论文字简约还是详实、刻板还是生动，均未提及李鸿章与俾斯麦之间那段自讨没趣的对话。

公允论之，李鸿章会俾斯麦，两人各自背靠的国家——清弱德强，无可否认。可作为个人，两人都是各自国家政界的重磅人物，加之两人有着去职下野的相似际遇，所以“李俾会”虽谈不上惺惺相惜，但仍称得上是一次对等的交流。俾斯麦对李鸿章的款待，规格极高；俾斯麦对李鸿章的答问，亦开诚布公。就像民国史家徐一士在《李鸿章游历欧美纪事》中所评价的：二叟倾谈，亦当时中德两国间一佳话，鸿章每引为生平快事也。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居留德国的华人学者关愚谦，曾受邀参观位于福里德里斯鲁庄园的俾斯麦纪念馆，有机会接触大量的馆藏私人档案，其中就包括“李俾会”的一手资料和照片，最重要的是两人会晤的谈话记录。关愚谦依据自己的所见所得，撰文《李鸿章私访俾斯麦》，刊发于《视野》杂志2004年第一期。这篇文章堪称1896年“李俾会”最权威的披露和解读。文中，关愚谦从头至尾复述了李俾对话的所有细节，终而证实：李鸿章并未自称“我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也没讥笑之“我非欧洲李鸿章”。这一来一回，实为杜撰。关愚谦对这次交流的评价是：礼遇有加、推心置腹。

或许，于李鸿章而言，他比俾斯麦更看重双方交流的那种对等。此乃弱小国家的大政治家，在外事场合所特有的敏感——一种对尊重的过量索求。这种敏感甚至会让人生出几许莫名的傲慢，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第12章中总结传主为人：“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清末民初李岳瑞著小说《春冰室野乘》中，也有关于李鸿章的一段掌故，“文忠卑视外人之思想，始终未尝少变，甲午以后，且益厉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当易海舶，日人已于岸上为供张行馆，以上宾之礼待之。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竟宿舟中。”

李鸿章使俄途中，是否有“为不履日地而宿舟中”的情节，值得推敲。而“水浅舟大”，倒是对李鸿章政治生涯最经典的概括。他办洋务、练水师、通外交，成了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嘴里的“东方俾斯麦”，但他最终被历史记取的身份却是：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

《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吴永口述，刘治襄笔录）里记录了一段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谈话，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的无力感，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