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顿·约翰谈《火箭人》：我不再想把我的人生据为己有

戛纳首映后，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传记音乐电影《火箭人》（Rocketman）在业界的口碑已超《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尽管限制级（R级）的分类决定了它在票房上的先天劣势，很难与PG-13级（小朋友可在家长带领下观影）的《波西米亚狂想曲》抗衡，但恰如埃尔顿·约翰自己所言：“我过的从来不是PG-13的生活”。

《火箭人》的导演德克斯特·弗莱彻（Dexter Fletcher）正是《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导演布莱恩·辛格（Bryan Singer）遭替换后赶来救场的那位，出品人则由埃尔顿·约翰和丈夫大卫·弗尼什（David Furnish）担任。前者把自己的日记给饰演他的塔伦·埃格顿（Taron Egerton）翻阅，后者每天守在片场事无巨细。

《火箭人》和《波西米亚狂想曲》同为摇滚明星歌舞片，“摇滚明星”传记的标准元素一个不少。孤寂的童年，灰暗躁动的未成名期，录音棚，派对，摇滚，性，火箭般升空的成功速度，耀眼的舞台光芒，一段深刻的爱情。但《火箭人》在戛纳卢米埃尔厅收到的四分钟全体起立鼓掌待遇，很大原因是因它的诚实。至少，埃尔顿·约翰的同性恋者身份未被隐瞒或弱化（不像《波西米亚狂想曲》对弗莱迪·墨丘利的“粉饰”）。

另一点，塔伦·埃格顿在影片中全部为真唱。埃尔顿·约翰在立项时就决定这将是一部R级片，断然拒绝饰演他的演员在片中对口型。写歌匠埃尔顿·约翰没想过要当摇滚明星，也犯下过许多错，但这次他要求最起码的真实。

影片开场，塔伦·埃格顿饰演的埃尔顿·约翰身着橘红色恶魔角头饰和天使双翅舞台服大步迈入戒毒所，向戒毒伙伴们作自我介绍：“我酗酒、吸毒、性成瘾，是暴食症患者，有时候还忍不住在逛街时顺手牵羊，看到大麻就管不住自己，脾气坏透了。”

二十首埃尔顿·约翰的歌曲在他人生的关键节点响起，特别处在于影片没有按时间线的发展进行。音乐融入人物内心和周遭情景，并非只是作为情节的推动器。奇幻的场景不失真，漂浮的房间吻合埃尔顿·约翰一夜成名后无所依傍又飘飘欲仙的内心体验。

《火箭人》中一一出现埃尔顿·约翰生命中的重要人士。影片开场十五分钟，他目睹六十年前在祖母的老宅，自己和还未离婚的父母与亲爱的祖母在一起，当场哭到抽噎。曾经的爱人/经纪人约翰·里德由英俊无比的理查德·麦登扮演，词作者、终身挚友伯尼·陶平（Bernie Taupin）由杰米·贝尔饰演，布莱丝·达拉斯·霍华德扮演他的母亲希拉·艾琳。

影片选择结束在埃尔顿·约翰遇到现在的丈夫大卫·弗尼什之前。没有他与戴安娜王妃的复杂往事，也未提及他曾一度与母亲断绝往来。希拉·艾琳九十岁生日时雇了一位酷似埃尔顿·约翰的特型演员代替他到场庆祝。

以下为埃尔顿·约翰发表在《卫报》上的长文节选，原标题为：《埃尔顿·约翰：“他们想淡化性和摇滚。但我过的不是PG-13级的人生》。

（观影前）我完全没有准备好将受到何种力量的冲击。《I Want Love》是一首伯尼写的歌，关于他自己：一个离过几次婚的中年男人，不知自己是否还有可能陷入爱河。它却是我父母婚姻关系的绝佳描述。我想他们应该相爱过，但就我出生后的状况来看，爱意已荡然无存。他们总是表现出痛恨对方的样子。我的父亲严格而冷漠，脾气极坏；母亲嘴尖舌快，容易陷入黑暗的情绪。他们在一起时，我只记得冰冷的寂静或尖叫的争吵。争吵的主题通常是关于我，关于以何种方式抚养我长大。

在屏幕上看见有人扮演自己，记忆中的往事再次鲜活，那种感觉很怪，令人困惑，就像在做一个异常鲜明的白日梦。至于我是如何坐在那个电影院，对着六十年前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样子痛哭流涕，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故事。

我从来没对回溯自己的事业感兴趣过。它发生了，我很感激，但我更感兴趣的永远是将要做的事，而不是四十年前做过的。老了之后，我的想法发生了一点改变，尤其是有孩子之后。我63岁时迎来我们的第一个儿子Zachary，65岁时Elijah也来了。我开始设想，四十年后的他们也能看见和读到我的人生。我不再想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据为己有。我挺喜欢有这样一部传记电影，里面是个诚实的自己。

很多人告诉我，同意拍这样一部纪录片简直是疯了（指1997年上映的《Tantrums and Tiaras》，导演大卫·费尼什后来和埃尔顿·约翰结婚）。但我爱它，因为它真实。里面的一些时刻我非常糟糕，令人恶心。但我最差的样子的确就是这样糟糕和恶心，没必要假装和掩饰。

但我的生活原本就不是PG-13级。我不想要一个充斥药物和性的电影，但同样地，人人皆知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里少不了这两者。电影无需矫饰这一点，也不用暗示每当演出结束，我会悄无声息地溜回酒店房间，用一杯热牛奶和一本圣经陪伴入眠。

1970年8月我离开英国时一文不名。我和伯尼几乎处于破产状态，睡我妈和继父家空房间的双层床。我当雇佣乐手赚钱，谁的专辑都上。第二张专辑《Elton John》为我带来可怜兮兮的一点媒体关注和演出机会，但太少了，少到我不觉得有跑去美国打混的必要。在那里更没人认识我。但我到底还是去了美国。一个月后我回来时，已经成为美国媒体口中“摇滚的救星”。

不难理解，当时的伯尼和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根本没想过要当摇滚明星，只想做一个成功的歌曲作者。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一切都像雪球般越滚越大。那段时期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只是记录发生的事。虽非故意，但（日记）看起来非常可笑。我故意用最简单的词句记录事实，但这样看上去更荒谬：“起床，看《Grandstand》（一档英国体育节目）。写了《Candle in the Wind》。去伦敦，买劳斯莱斯。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来吃晚饭。”

很奇怪的，看到这些片段时（糟糕往事）我丝毫不觉得痛苦。它们至少是真实的，而且不像童年，完全是我咎由自取。没人强迫我吸毒和酗酒。事实上，很多人试过警告我，“你已失去控制”。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对歌手来说演唱难度极大。1974年我录这首歌时简直是灾难：怎么都录不好。危机当前，我展示了自己传奇般的镇定和轻松的幽默感——威胁要把制作人格斯·达吉恩（Gud Dudgeon）掐死，并宣布这首歌太可怕了，我永远不会发表它。我要把这首歌转给英格柏·汉普汀克（Engelbert Humperdinck）。然而塔伦，什么都没说开口就唱。没有谋杀威胁，也只字不提亲爱的老英格柏。

他（塔伦）的歌声令我震惊。他不是在模仿我，看上去也不怎么像我——虽然他们给他剃头，还把那头浓密秀发弄薄了，好让这颗头看上去像我70年代的那颗。宝贝，欢迎来到我毛发稀少的世界，至少你的头发还能长回来。但他的确是像我的。他捕捉到我的一些东西，就像理查德·麦登捕捉到约翰·里德的形神，杰米·贝尔捕捉到伯尼的一样。

杰米和塔伦甚至抓住了我和伯尼关系的精髓。这是一个奇迹，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和伯尼是两个被偶然扔到一起的人。1967年我在Liberty唱片公司的面试失败后，厂牌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只信封，里面是他写的歌词，聊表安慰。我甚至不知道他递给我之前是否打开信封读过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这样做是为我感到抱歉，不希望我空手而归。

我们（埃尔顿和伯尼）是如此南辕北辙的两个人。但我打开信封的那一刻，一种奇怪的纽带在我们之间产生了。我可以根据他的歌词直接谱出乐章，甚至不用经过大脑的思考。这种关系持续了超过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