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毕加索一起光绘，在戴安娜身旁翻白眼，这个艺术家无处不在

文字 | 丁依宁  编辑 | 明晔  视频 | 史阳琨

“我绝对是个朋克。”青年艺术家刘思麟（Celine Liu）这样界定自己。在她的影像作品里，刘思麟穿梭在不同的时空，与宋美龄一起指点江山，在戴安娜王妃身旁翻白眼，跟安迪·沃霍尔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留念，或是在毕加索边上用光签下自己的名字。

生于1990年的刘思麟现工作、生活在北京，与众多职业艺术家不同的是，她没有专门的个人网站或系统梳理作品的页面，却有一份可能是“世界上最酷的”全职工作——在故宫修复文物。她会顶着一头刚染的绿色头发在严肃的博物院进进出出，也会在艺术创作中思考当代青年和自身文化土壤难以兼容的微妙处境。

自拍是刘思麟多个系列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要素。自拍本身是一种具有弹性的行为，在从通俗到高雅的光谱两端，自拍既可以是普通人拿着手机的自娱自乐，也可以是辛迪·舍曼那样颇具仪式感的当代艺术。而刘思麟的作品则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是她探索自身与世界关联的一种表达。

在“无处不在”（I’m everywhere）系列中，刘思麟利用Photoshop，把自拍肖像置于历史场景里，和大众集体记忆中的名人并肩而立。与后现代风格里常见的疏离与断裂感不同，她选择尽可能融入老照片，模仿影像中的衣着、发型和神态，研究拍摄场景的光线，构建一种伪装的真实，甚至一度被当成历史资料而误用。

2015年，她的作品《我与张爱玲与李香兰》与拍摄于1944年的原作引起了一番讨论。一些张爱玲的书迷还由此进行了考证，为何照片中多了一位“神秘女子”，这位神秘女子甚至还和同时代的宋美龄合过影。而她和毕加索的合影，也曾被一篇介绍毕加索生平的文章当成配图使用。这些经历给了刘思麟一些启发：“我觉得这些照片在网上能和原本的真的照片（一起）被平等地传播和观看，就是他们最好的宿命了。（作品的意义）不在于它只是一个艺术品，给挂在美术馆或者（类似）这样的场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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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角色扮演性质的自拍并不罕见，辛迪·舍曼与森村泰昌也采用类似的创作手段。刘思麟也常被问及是否受到了这些艺术家的影响，以至于她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受某位艺术家的影响。

她坦言，自己创作的初衷是没有受任何人影响的，一种原发行为，“就像一个游戏，我很喜欢玩这个东西。” 起初她尝试把自己和其母亲年轻时代的肖像拼在一起，但发现这个作品难以引起他人的共鸣，故转而选择一些大众偶像，以无障碍地分享文化记忆。

随着自己多年创作的不断累积，她发现自己的创作和这些艺术家有共通之处。这种共通不是拍摄手段或者行为上的类似，而是“我们虽然在自拍，但是我们其实拍的不是我们自己。”

与安迪·沃霍尔的天安门合影中，刘思麟在家里找到了自己外祖父六七十年代的工装，用红头绳扎了两个小辫。在穿着上符合时代特征后，刘思麟又开始翻家庭相册，看自己父母年轻的时候是如何笑的，最终找到了一个时代性的刻板微笑。

而与戴安娜王妃的合影其实也有两个版本。她认为戴安娜是一个朋克，一开始制作的普通表情版本并不能与之相配，故改成了更戏谑的翻白眼版本。

想象也是刘思麟创作的重要环节，她会给自己和照片中的人物设定关系，这种关系也会随着她的成长、对名人认知的深入而变化。在两张波伏娃的照片中，一张她像是波伏娃的学生，拿着书坐在一旁；另一张则像同伴，波伏娃在开枪时，刘思麟在一旁指点其何时可以扣扳机。类似的还有与弗里达的两张合影，刘思麟从站在她身后的一个追随者，变为可以和她聊天的朋友。然而，虽然在作品里和诸多女性先锋有互动，刘思麟不认为自己的作品直接和女性主义相关：“我做作品的初衷没有女性主义，这其实是被人附加给我的作品的……我更多就是表达当今的个人主义。”

除了静态影像，系列自拍视频《警笛》（Police Siren）也是刘思麟的一项尝试。在《警笛》项目中，她走在大街上随机邀请陌生人和她进行一段对口型表演，来模仿警笛的声音。在这一场场游戏中，刘思麟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解构历史和文化，并与世界建立联系：“我特别喜欢大家看了我的展览后，大家都是笑着出去的……这是一种挺好的情绪沟通。”

然而，幽默的作品也会带来一些争议。2015年，刘思麟在瑞士参展时，一位约六十岁的策展人表示，他认为刘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合影冒犯了西方的文化。这让当时的刘思麟感到有些郁闷，难以理解她的艺术手法为何会被解读为不尊重和冒犯。

但两三年之后，当她再次去欧洲举办展览时，就再也没有听到类似的反馈。刘思麟把这种变化归结为网络传播的革新和对虚拟世界包容度的提高：“2015年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什么人用智能手机……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虚拟信息和来自网络的定义接受程度会弱一些，现在反而完全是非常接受的态度了。”这也促使她进行反思，当下人们是否存在一种盲目的信息崇拜：“信息说了算，信息就是真理，我们接受一切网络的关于真理的定义。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吗？”刘思麟的作品也变成一个行为艺术或者实验，她把自身视为传播媒介，自己的形象通过不断复制与传播，最终是否可以和照片上的名人一样为人所知，变成一个符号。

或许多年后，刘思麟的作品就会被后人当成“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使用，继而演绎出一些关于她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