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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任正非: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一)
序言 华为与其缔造者任正非
一个74岁的老人屡屡吸引大众的眼球,不只是因为他的职位和地位,更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和个人魅力。
“任正非”,这三个字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和魔力,从中能渗透出丝丝铁的味道。
从6个人到18万人,从2万元到6036亿元,从深圳一地到全世界,从代理交换机到世界第一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从草台班子到奇特的管理体系,30年来,任正非创造了太多的奇迹,多到我们习惯性地认定只要任正非出手,就会十拿九稳;认定只要任正非在,华为的发展就没有上限。
他率领18万员工征战全世界,令对手胆寒,却不得不服。
一个华为离职员工这样评价他的老板:“在我眼里,任正非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啊。华为一个芯片可以投10年,即使10年全亏损,他依然敢坚持,别人敢这么做吗?不敢。他在华为的股份那么少,别人敢这么做吗?不敢。全世界都不敢这么做啊,但任正非可以做到。”
作为一个世界性公司的带头人,整合世界资源,打造不同凡响的产品,为世界人民服务,这就是任正非今天的眼界。
2018年,华为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72位。5年前,华为的排名是第315位,5年后,华为会上升到第几位,令人期待,甚至令人战栗。
任正非有超群的逻辑和眼光,似乎能一眼看穿前进的方向,所以他选择团结一批人来做企业,选择把股份分散给所有员工。单凭这份心胸,他已经超出国内绝大多数企业家,是企业家中的异类。一手创建了华为,又给华为构建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理念,这大概是任正非最自豪的两件事。
很多资料都在描写任正非、记录任正非,他的讲话文字我们可以搜到无数篇,却依然看不清他。
任正非已经把他的管理思想公开,我们看得懂,却依然学不会。
外界对华为总有无限的好奇,有对华为人高收入的羡慕,有对华为人疯狂加班的恐惧,也有对华为管理体系的推崇,还有对任正非接班人的猜测,众说纷纭。
他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任正非:
他虽知名度高,却神秘而低调,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华为初期甚至有意无意地与媒体绝缘。他曾经给华为高层下过死命令:“除非重要客户或者合作伙伴,其他活动一律免谈。”
他是一个充满乐观态度的悲观主义者,总在担心第二天华为就会倒闭,预言“华为的冬天”必然到来,可是他又比常人更加乐观积极地去应对。
他一手创建了华为,引导华为走过30年,却说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傻、执着,没什么爱好,也什么都不懂,就懂一桶糨糊,将这种糨糊倒在华为人身上,将十几万人粘在一起,朝着一个大的方向拼死命地努力。
不管如何,任正非都是一个坦率真实的人,不讳言自己的缺点,也不虚伪地掩盖自己的优点,此谓真人。
同样攀登珠穆朗玛峰,任正非偏偏选难走的北坡。无数次险象环生,他收获的果实也超出别人百倍。他和华为的创业人员,是真正“从泥坑里爬出的英雄”。
2018年,华为积蓄着力量,等待着5G时代的到来。华为手机狂飙突进,准备两年后碾压三星和苹果,但是华为手机打入美国的努力再次被阻截,友商中兴也惨遭美国制裁,饱受屈辱。
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才恍然大悟,明白任正非当年咬牙坚持发展核心技术是多么有先见之明。
2018年,任正非74岁,已是古稀之年,但他还在拖着华为前行。他的思想从未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老去,反而越来越锐利。看到任正非,大家会完全忘记他的年龄,只注意到他的思维锋芒。
当我们谈论任正非时,我们要谈什么?
我们可以抓住任正非一生中的一些关键节点来谈。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些关键的节点,把这几个节点抓住了,就可以搭上一列高速列车,顺利平稳地再走一段路;抓不住,就此被甩下,再难追赶。
创业节点、管理节点、竞争节点、未来节点,这些都是任正非一生中关键的节点。
支撑任正非在这些关键节点做出正确而艰难的抉择的,是他的逻辑能力,更是他的强者心态,是“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大生命力。
技巧、思维、逻辑,人人可学,人人可用,但唯有附着在强大的生命力和信念上,才能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这才是任正非精神的真正内核。
第一节 野草时代的任正非
如今的“90后”“00后”,已经很难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了。
用“野草”来比喻他们,绝不是贬低,而是事实便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野草时代,又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浩荡的飓风再次席卷中国,没人能够逃脱。
原来管控严密的社会渐渐放宽限制。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天生就像野草,当一批人怀抱着“中华兴亡,匹夫有责”的梦想创业,当更多人在“发财致富”的欲望推动下野蛮生长,蜷缩的巨人开始伸展自己的身躯时,整个中国爆发出了无比强大的战斗力。
失去压制的野草疯狂生长,后来,它们有的成为参天大树,有的半道夭折,有的长成了稀奇古怪的形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就此诞生,“企业家元年”开始了。
在世界历史中,有一个神秘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等国家和地区,人类文化出现集中突破现象,奠定了各自文化的基础和范式。那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百花齐放与群星璀璨的时代,中国有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则是在经济方面开始了大爆发,40来年时间,便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能够借着这股浩荡的飓风成为一名“捕风者”,是那一代人独特的机遇和幸运。这种机遇,再也不会有了。
让我们把镜头转向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几年后,万科、中兴、华为将在此诞生,再过些年,腾讯也将在这里登上舞台。
这是一个刚刚从偏远贫穷县城变为特区的淘金之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全中国关注的焦点。
书生意气的下海者,野心勃勃的悲情英雄,不择手段,一夜暴富的投机者,坑蒙拐骗的不法分子,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基本面貌——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充满激情的城市,也是一个浊浪滔天、鱼龙混杂的城市,转业军人任正非的下半生,就将牢牢拴在这样一个地方。
1983年,任正非以技术副团级的身份转业。
与普通的转业不同,任正非转业是因为国家调整建制,撤销了基建工程兵。但这并不表示任正非是一个被淘汰者,事实上,他是军人中的佼佼者,部队很希望他留下,把他安排到一个军事科研基地。那是不错的出路,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任正非还是选择了转业。如果任正非当初选择留在部队,自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华为了。
南油集团,是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负责对深圳经济特区西部约23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综合开发建设和管理。任正非与妻子一起复员,转业至南海石油的后勤服务基地。
这一年,任正非39岁,马上到不惑之年。
就这样熬着资历,也是一种安稳人生,可惜那不是任正非想要的人生。
任正非从来都是一个不安分、自我驱动力极强的人,在部队时,他就有多项发明创造,研制出了空气压力天平,两次填补国家科技空白。1977年10月,任正非所属的基建工程兵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一千多名领导干部和先进典型。10月2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表彰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就有任正非。
第二年,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知识精英超过6000人,其中35岁以下的不足150人,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
1982年,任正非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拥有这样耀眼履历的任正非,看到集团的一些领导麻木度日、得过且过,直来直去的他提出要“承包”其中一个公司,并愿意立下军令状,结果得到的是白眼。
为了安慰任正非,集团领导安排他担任一家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
没想到,任正非在这里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滑铁卢”:他在一笔生意中被人坑了,公司200多万元货款收不回来!
在军队待过多年的任正非终究还是太单纯了,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不懂人心险恶,甚至都不好意思谈钱,也不懂得防范别人,就这样一头扎进险恶的商业生态圈,结果可想而知。
惯做技术的任正非这时候还不是商业英才,只是一块璞玉。
任正非也不讳言自己当初的失败和窘迫:“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家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头,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2018年,北京,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采访新东方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徐小平讲了一个投资案例:
他投资了一位在某个领域数一数二的科学家。一年后,这位科学家来到徐小平的办公室,说要用自己的这项技术做一个商业模式。
徐小平听完,对这位科学家说:“听你讲完,我恨不得打自己耳光。”
其实徐小平不是想打自己,而是想打那个科学家,因为他提出的商业模式简直愚蠢透顶。
那位科学家是科学上的巨人,却是商业上的侏儒。
作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主要投的就是“人”,看对眼就给钱。这是他跟无数创业者打交道培养出的直觉。他看人的标准有三个:学历、经历和魅力。这位科学家有学历,也有魅力,但是他没有商业经历,所以他是商业的绝对门外汉,如果去做了,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即便是世界排名数一数二的科学家,当他踏入新的领域,也比白痴好不了多少,甚至不如一个普通人。
任正非显然不是那种随便跨进一个领域就可以做得如鱼得水的天才。
现实给任正非补上了一堂至关重要的社会实践课。
虽然从小到大饱尝艰辛,但当兵后任正非还算顺风顺水,并慢慢崭露头角。人生直跌谷底,这对任正非而言还是生平第一次。
那时候,内地城市人均月工资不到100元,按购买力计算,这200多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在南油集团的铁饭碗保不住了。任正非被南油集团除名,任正非苦求留任,却遭到了拒绝。
远在贵州的父母听说了任正非落难的消息,不远千里赶到了深圳,陪伴着他。
已进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背负200多万元债务,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赡养,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还要兼顾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他们一家人挤在深圳的棚户区,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连做饭、吃饭都只能在阳台上解决。为了节省开支,父亲任摩逊从不上街买香烟,只吸从贵州老家带来的劣质香烟;母亲程远昭只在集市上买死掉的鱼虾,因为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只在晚上才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
多年后,已经回到贵州的父亲母亲相继意外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在。任正非悲痛万分,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的父亲母亲》,心中的悲怆、辛酸、内疚和悔恨几乎溢出纸面,痛恨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
这一年,任正非的婚姻也出了状况,妻子离开了他。
工作和婚姻,人生两大支柱同时折断,前行之路陷入无际的迷茫与昏暗,任正非内心的郁愤可想而知。
但福兮祸兮两相依,工作上碰壁、婚姻上的变故,让任正非开始反思。他慢慢改变过去的孤傲,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灰度哲学。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不知绊倒了多少创业者,其中不乏事业做得如日中天的企业家。
1988年,同样是转业军人的32岁的王遂舟也选择了下海,去郑州亚细亚百货广场担任总经理。很快,极具商业天赋的王遂舟就把亚细亚做成了郑州的标志品牌,亚细亚的广告响遍全国。然而几年之间,这个商业天才一意孤行,四处扩张,“大雾天里纵马狂奔”,硬生生毁掉了一手创造的亚细亚奇迹。
在最后一次集团董事长会议上,王遂舟语气沉重地反思道:“这次回来,看到商场大楼,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主帅无能,累死三军。由于我的盲目、草率、想当然,带来大批的干部、员工累死累活,而且效果不好。自己在不惑之年,才真正明白社会的复杂、人世间的残酷,搞一个企业真的太不容易,我心里非常惭愧。”
这就是“后车之鉴”。
任正非终于在痛苦中实现了思维的转变。后来,他有感而发,说:“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
这时候的任正非,还在承受双重痛苦的煎熬,没有时间去悲伤和怨艾,他必须尽快想办法赚钱,给家里人提供生活来源,用他一贯的韧性把这个家撑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几次合作之后,这个已经错过最佳创业时期的44岁中年人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日后改变中国乃至世界通信的华为就这样诞生了。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联合读创 出品,2019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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