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手记：奇幻的鬼神与真实的世界

对于东方书店出版社，相信关注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读者们并不陌生。东方书店素以出版与中国相关的各类书籍闻名，而“东方选书”系列是该出版社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持续发行的一系列以亚洲文化为主题的学术通俗读物。截止至目前，该系列总共出版或再版了50部研究著作，其中有关中国的作品占据了绝大部分。近年来，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世说中国”丛书则是“东方选书”系列的汉译版本，至今已出版了12部。伊藤清司先生的《中国の神獣・悪鬼たち——山海経の世界（増補改訂版）》（《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增补改订版）》）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在本书中，作者以《山海经》中“山经”所记录的神兽恶鬼为线索，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外部世界”的山林薮泽与栖息于其中的超自然存在。2015年，东方书店曾从当时已刊行的48本东方选书中，选出了13部评价最好、最受日本读者欢迎的作品进行推荐，《中国的神兽与恶鬼》便位列其中。虽然距原著的初版（1986年）已经时隔三十余年，但时至今日，书中关于《山海经》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于神鬼异兽的细致分析依然打动着读者。

能够担任《中国的神兽与恶鬼》一书的翻译工作，笔者深感荣幸。然而，实际上本人的研究领域与《山海经》并没有直接关系。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笔者便以中西文化交流和天主教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不论是时代范围还是研究主题似乎都与伊藤先生的《山海经》研究相去甚远。但如果说到共通之处，那么首先就是在日本，伊藤先生与笔者的研究都属于东洋史研究的范畴。我国曾习惯将日本称作为“东洋”，而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的历史学界，却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史统称为“东洋史”。

伊藤先生对于《山海经》的研究毋庸置疑属于中国学的范畴，笔者在这里希望强调的是其所具有的史学性质。或许由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当然也与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有关），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天马行空般的联想和大胆的推测，相当一部分推论尚难以作为定说，这似乎与追求实证的史学研究大相径庭。不过，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神兽与恶鬼》是以解读《山海经》这样一部历史典籍为中心的著作。此书所力图展现的，是古代中国人对于围绕在自身周边的“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想象。伊藤先生认为，这样的“外部世界”并非是一个虚幻缥缈的奇幻世界，而是处在人们生活领域之外的、真实存在的空间；《山海经》中那些关于妖怪、鬼神的描述，也并非源于人们的凭空想象，而是来自于人们接触“外部世界”时的切身经历。

显然，与此前许多学者的认识不同，伊藤先生并没有“将《山海经》视为一部荒唐无稽的著作”。在他看来，《山海经》中，或者说至少“山经”中那些光怪陆离的记录与先秦时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人们生活的指导手册，指引人们如何进入“外部世界”获取所需的财物，如何分辨鬼神的善恶，以获得保护或者免遭惩罚。笔者认为，在本书中作者想要探讨的重点，并不是那些神兽恶鬼是否真实存在，或者说其外形是否真如文献描绘的一般可怖，而是在于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一点从《中国的神兽与恶鬼》的章节设定上便能看出。作者对章节的设定并非只是根据对神兽功能的分类，而是为了从正、反两个方面呈现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以及“外部世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书中对于疫病之神、灾祸之怪的介绍，展现了处于古代社会的人们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无助与畏惧；对于山川恩惠、咒术灵药的描绘，则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改变生活的渴望与努力。如同伊藤先生在书中所总结的，“在村落共同体之外的‘危险世界’中，虽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百物、怪神，但也蕴藏着各有用的物产吸引着人们。因此，人们明知有危险也要去侵犯妖怪、鬼神的领域。为此，也不得不对百物、怪神产生强烈的兴趣，不得不谈论怪力乱神，探讨对神明的祭祀和咒术。”毫无疑问，《山海经》的确是一本有关“怪力乱神”之书，但同时，它也是当时民众生活的生动写照。总而言之，伊藤先生的研究让笔者看到，《山海经》的故事里不仅有妖怪、有鬼神，更有着古代社会与先民的生活。

伊藤先生的《山海经》研究虽然以中国史为中心，但研究对象却并不限于中国。在《中国的神兽与恶鬼》中，作者经常会将中国的传说或民俗与日本的进行类比。例如，在谈到青丘山上的九尾狐妖时，作者首先介绍了九尾狐“幻化成奸佞的美女，乔装成妲己、褒姒”这些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传说，随后又言及日本神话中类似的狐妖故事——九尾狐玉藻前的传说。根据日本的民间传说，被誉为“天下第一美女”的玉藻前曾凭借美貌获得鸟羽天皇的宠爱后，又以妖法使其患上重病。最终，阴阳师安倍泰成识破了其九尾狐的真身，并将其擒杀于那须野。狐妖最终化身为散发毒气的“杀生石”。实际上，在最初的传说中，玉藻前与中国的狐妖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因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后世的作品中，玉藻前的形象逐渐与中国的妲己、褒姒重合，还发展出唐朝时狐妖乘坐遣唐使吉备真备的船前往日本的传说。书中，作者所谓“这一妖狐还远渡日本”一句，所指的便是这段历史的演绎。事实上，这一后世传说与最初的传说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开元五年（717），与吉备真备一同前往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中，还有著名的阿部仲麻吕。与吉备真备不同的是，阿部仲麻吕入唐后，“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名为晁衡，再未回到日本。根据传说，阿部仲麻吕正是平安时代著名阴阳师安倍晴明的祖先，而识破玉藻前真身的安倍泰成则是安倍晴明的直系子孙。

除了类似的神话传说之外，作者还关注到了中日两国民间习俗间的异同。例如，在论及民间对于神明的讳称时，作者既介绍了中国一些地区将虎称为“虞吏”，将狼称为“当路君”的习惯，也提到了日本将野狗称为“山之主”，将狼称为“大神”的避讳风俗，生动地展现出在未知的神秘自然力量面前，各地民众共通的忌惮与敬畏心理。

伊藤先生之所以会在书中大量引用日本的神话和风俗，一方面是因为本书最初设定的群体是日本读者，运用在日本社会广为人知的神话与习俗来解释异国文化，能使读者更为轻松的理解和认同。然而，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中日两国神话与民俗的类比是伊藤先生研究的重心之一。

庆应义塾大学的桐本东太教授曾在伊藤先生的讣告中写到，“（伊藤）老师的学问以东亚民族学为轴心，延伸发展出了一系列极为丰富多彩的研究。然而，若将中日比较传说学视为老师研究的出发点，相信应该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事实上，伊藤先生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赫奕姬的诞生：古代传说的起源》（『かぐや姫の誕生 古代説話の起源』，讲谈社，1973年）所论述的，便是日本著名传奇小说《竹取物语》与中国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之间的联系。《竹取物语》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物语作品，一般认为成书于平安时代前期（约公元8-10世纪）。而《斑竹姑娘》是1961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故事集《金玉凤凰》中的一篇。该书收录的多为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民间传说和故事。笔者初中时期还曾经读过这本充满民族特色的故事书。

从故事梗概来看，《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颇为相似。二者讲述的都是一名从竹子中诞生的女孩，短期之内迅速出落成为美丽的少女，巧妙地利用五个难题考验并拒绝了五位贵族青年求婚的故事。在《赫奕姬的诞生》一书中，伊藤先生通过对《竹取物语》与中国、东南亚等地类似故事的比较研究，作出《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存在共同故事原型的推论，并提出了《竹取物语》并非日本本土原创，而是起源于海外的独到见解。

除《竹取物语》之外，伊藤先生对于“妻子的画像”（绘姿女房）、“开花爷爷”（花咲爺）等其他日本传说与中国传说间的联系也曾进行过探讨，并在1979年出版了专著《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日本神話と中国神話』学生社）。尽管笔者曾长期留学日本，但由于专业领域的差异，对于日本的古典神话与民间传说依然知之有限，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会因调查一条典故或风俗而花费大量时间。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笔者也掌握了许多日本或其他国家中与我国相似的习俗和传说，令人不禁有一种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同时也深感东亚文化间的共通性。

关于中国的神话，伊藤先生在《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中曾如此评论：“仅从留存给世界的资料来看，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或日本神话相比，显然是贫乏的。像中国那样，虽然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并为历史树立权威，却对论述过去的神话不甚重视的民族，是相当少见的”。日前，笔者与一位日本学者朋友也曾谈及中日神话间存在的区别。这位日本朋友持有与伊藤先生近乎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中记载着大量日本神话，因此日本神话拥有较为完整的体系，而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笔者当时表示有些不解，毕竟我国《诗经》等传统经典中记录有丰富的神话传说，而史书中关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记载也同样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似乎与日本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然而，在这位日本学者看来，中国史书或经典中所表达的世界观依然太过“合理化”，中国本应有更多像女娲、盘古这样真正的神话传说才是。

有关中日神话区别的问题太过复杂，笔者在这里暂且不做深究。不过，与日本朋友的这次对话让笔者认识到二人关于神话的标准存在认识上的差异。笔者看作神话的，或许根本不符合日本对于神话的期待。对于鬼神怪谈，日本似乎一直拥有着比中国更高的热忱。从文学、戏剧，到漫画、电影，展现日本妖怪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甚至可以说，随着《山海经》流传至日本，在中国渐渐淡出民众视野的一些妖怪、鬼神，在融入了日本的本土元素后，反而开始“发扬光大”起来。据说，日本最著名的两大妖怪——河童和天狗，背后都有着中国元素的存在。

近年来，有关妖怪的日本动漫与电影在中国的流行，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也开始关注这一文化主题。并且，伴随着电脑动画技术的日益发展，那些传说中的妖怪得以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大荧幕上，为观众们带来一种更为逼真的视觉体验。这些文化作品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感官上的刺激，更推动我们对自己本土的传统文化作进一步的反思。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借助这股热情，我国的鬼神文化也能得到进一步发掘，并诞生出更多有影响力的文化作品和学术研究。

本书中伊藤先生关于鬼神崇拜的研究，还促使长期从事中日天主教史研究的笔者对于早期中国社会中古代宗教与原始宗教的信仰形态有了新的认识。与成熟的宗教不同，《山海经》中所表现出的宗教观既未发展出成熟的理论体系，也未形成完备的组织形式。然而，书中描绘的以村落共同体为中心的宗教活动却揭示了信仰中最本源的因素：信仰产生的动机——敬畏，和基本的表现形式——祭祀。由巫祝主导的鬼神崇拜构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人们对鬼神的认识不断发生着变迁，然而一些观念和习俗却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融入了民众的生活，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伊藤先生的语言平实易懂，逻辑清晰，在对中国的鬼神文化和民间习俗进行专业分析的同时，也介绍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新奇知识，使得笔者这样一位民俗学与《山海经》研究的外行在阅读本书时也能觉得兴趣盎然。可以说，《中国的神兽与恶鬼》一书的翻译过程也是一次充满乐趣的学习过程。

由于本书中引用了大量《山海经》的原文及各种简帛资料，相信阅读过本书的读者们都会发现，从正文到补论，全书中充斥着许多生僻难认的汉字。普通的输入法难以打出这样的生僻字，所以编辑的工作就变得更加繁重。在这里，笔者想再次感谢商务印书馆负责此书的编辑们的耐心编辑和反复核对，也希望能有更多读者喜欢并支持这本经典又不失趣味的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