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地质学家马杏垣诞辰一百周年

马杏垣院士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今年是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地震地质学家马杏垣院士诞辰100周年。为缅怀先生科学爱国、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崇高精神，地大主办的《地球科学》杂志精心策划和组织，并于2019年第5期出版了纪念马杏垣院士诞辰100周年专辑。

纪念马杏垣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专辑开篇介绍了马杏垣院士的生平简介以及学术贡献，回顾了马杏垣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一生，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图集》和领导完成的全球地学断面计划（GGT）对国际岩石圈结构演化和动力学所作的卓越贡献。

马杏垣院士的研究生、校友温家宝同志撰写《纪念马杏垣先生》，谈到“我以这篇文章，纪念我的老师马杏垣先生，以表达我对马先生以及原北京地质学院所有老师的感念。……嵩山是我师，我是嵩山友! 群山是我师，我是群山友。这是马杏垣老师一生的写照”。

同时刊出了6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一批国内构造领域知名学者的文章。

李廷栋院士的文章《关于发展洋板块地质学的思考》，提出应用板块构造理论和地质学方法，对造山带俯冲增生杂岩带、蛇绿岩带等大洋岩石圈板块地质建造、结构构造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洋盆向大陆转化的原始弧性质和前弧火成岩组合及洋陆转换过程，为建立和发展洋板块地质学奠定科学基础。

许志琴院士撰写的《片麻岩穹窿与伟晶岩型锂矿的成矿规律探讨》，揭示片麻岩穹窿的形成经历了从垂直上升的地壳流导致的岩浆上涌的挤压收缩到岩体侵位的顶部伸展机制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有利于富含锂－铯－钽型(LCT)型伟晶岩的生成和锂族元素的富集。

张国伟院士撰写的《关于大陆构造研究的一些思考与讨论》，指出板块构造理论在解释大陆构造中的不足之处，通过长期大陆构造研究实践并利用国内外大陆造山带的６个例子，提出在深化板块构造理论的同时，探索和创建大陆构造理论体系。

任纪舜院士撰写的《秦岭造山带是印支碰撞造山带吗?》，指出秦岭的印支造山作用，并不是洋盆消失后的陆陆碰撞造山作用，而是海盆消失后的中朝与扬子２个小陆块间逆冲－叠覆造山作用；认为上地壳这一从低压到高压再到超高压的构造系统，是印支造山期间，南秦岭－大别山的上地壳以下地壳顶部为主剪切滑动面,多层次剪切作用造成的。

莫宣学院士撰写的《岩浆作用与地球深部过程》，简述了地球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指导意义；指出岩浆作用实质上是地球各层圈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岩浆是地球各层圈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载体；通过众多研究实例，重点讨论了岩浆作用的地球动力学意义。

杨树锋院士撰写的《下扬子地区早古生代晚期前陆盆地沉积特征与盆山过程》，通过下扬子地区晚奥陶世到志留纪沉积序列的沉积学和碎屑锆石年代学研究，揭示沉积盆地的性质及其时空演化过程，探讨沉积盆地发育与造山带隆升剥蚀之间的关系。

专辑中，同时刊发了李东旭、万天丰、索书田、潘桂棠、李舜贤、邢集善、舒良树、张泽明、许文良、徐锡伟、肖文交、王国灿、张进江教授等专家学者的学术文章。

专辑由《地球科学》主编赖旭龙教授邀请金振民院士和颜丹平教授作为特邀主编进行组稿，他们在组稿、审稿和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努力，同时得到广大构造地质学专家撰文的支持和审稿帮助。2019年5月24日，该专辑在纪念马杏垣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行，得到参会代表和嘉宾一致好评。

温家宝同志手迹

纪念马杏垣先生

温家宝

今年是马杏垣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以这篇文章，纪念我的老师马杏垣先生，以表达我对马先生以及原北京地质学院所有老师的感念。

1960年秋，我在北京地质学院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那时的院长是高元贵，他和何长工、刘型都是有着革命的经历，又懂得教育的领导。马杏垣先生是副院长，他和袁复礼、冯景兰、张席禔、王炳章、尹赞勋、袁见齐、杨遵仪、傅承义、王鸿祯、秦馨菱、池际尚、凃光炽、张炳熹、郝诒纯、高平、潘钟祥、王嘉荫、薛琴舫、周卡、苏良赫、陈光远等一大批学术大师汇聚于北京地质学院，构成建院之初最宝贵的师资力量，使北京地质学院的教学工作从建院开始就有了很高的起点，使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培养出一批像赵鹏大、翟裕生、殷鸿福那样的优秀人才，为学院后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那是一次开学典礼，在台上讲话的高元贵与坐在台下的马杏垣先生的亲切对话，让我开始认识了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那么朴素。高大的身材，总是穿着一身兰布中山装。

大学五年中，我曾五下周口店参加教学实习，1963年夏（三年级刚上完）赴秦岭（湖北随县、均县、郧县、江汉以北一带）做生产实习。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在实践中学习，这既是这所学校的特点，也是它的风气。马杏垣先生就是这种教学方法的开创者和实践者。

1954年3月，学院成立地质教学实习委员会，同年建立周口店实习站。马杏垣、池际尚带领学院第一批师生到周口店实习，共同对房山侵入岩体相带划分和原生构造提出了新见解。马杏垣最早命名了“164背斜”、“太平山向斜”，池际尚确认了燕山期房山花岗岩体边缘相、中央相以及羊屎沟的接触变质带——红柱石石榴石角岩。1955年，马杏垣任周口店实习站总领队，确立了周口店野外构造地质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训练方法。1956年，高平任周口店实习站领队，基本厘定了周口店地区地层系统和构造轮廓，填绘周口店第一幅教学用图，这份地质图一直沿用至今。从此，周口店实习基地就成为培养地质工作者的摇篮。

马杏垣先生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当时，区域地质教研室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已成为教学的骨干。他们一边承担着教学和指导实习的任务，一边同马杏垣先生一起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他们是一批热爱地质、刻苦钻研、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人。他们都很热爱马杏垣先生，紧紧追随先生，从先生那里学习知识、方法、特别是一个地质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养。在他们身上经常可以看到马杏垣先生的影子。他们常年和学生打成一片，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像吴正文、刘肇昌、傅昭仁、于丕休、游振东、谭应佳、杨巍然、索书田、郭铁鹰、朱志澄等老师，多次带我们实习，那融洽的师生之情，即使多年后都难以忘却。

1964年夏，大学四年级时到嵩山做毕业实习，课题是《1/5万口子镇幅地质测量与找矿（填图）》，论文是《嵩山震旦系地层》。从那次实习和撰写毕业论文中，我懂得了先生多年研究提出的嵩山重力滑动构造。

早在1957年至1959年，马杏垣先生带领师生对河南嵩山地区和秦岭地区的地质构造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关于河南嵩山区的前寒武纪地层及对比问题》（1957）、《秦岭地轴北侧的震旦系》（1959）、《中国大地构造的几个基本问题》（1961）等论文，对中国东部前寒武纪大地构造发展式样进行了探索，受到地质界的重视。我们这次毕业实习的选题，是马杏垣关于嵩山地区研究的组成部分。

马杏垣先生重视实践、勇于开拓、不断创新。“马杏垣十上嵩山”成为地质学界广为流传的佳话。他坚持在嵩山20余年的野外实践和室内综合分析研究，写出的《嵩山构造变形》专著，受到国内外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1965年夏我大学毕业。虽然我多次向组织提出请求，让我到西藏工作，并两次写血书明志。然后，学校经过慎重研究，推荐我考取马杏垣先生的研究生。1965年9月，我开始在北京地质学院作研究生。

入学后，我和同学商锡均一起到马先生家拜访过他。商锡均是学院学生会主席。我们俩是同年级、同专业但不同班的同学。那一年马先生只收我们俩人作研究生。马先生住在教师宿舍的一套单元房，房间不大，但很整洁。那天谈的不多。他告诉我们先按学校安排，参加“四清”运动，然后到白银厂劳动实习，研究生课题回来再说，辅导由区域地质教研室协助。不久，他出访非洲，我们还到家里为他送行。他穿着西装，拿着礼帽，笑着对我们说，要“粉墨登场”了。当时，我对先生非常崇敬，也憧憬着未来能从老师那里学到许多知识。然而，我万万想不到这是在当研究生期间仅同先生的两次接触。两年多的研究生学习生活被一系列政治运动冲掉了。

一日为师，终身难忘。我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但我时时想念和关注我的老师。

我在学校学的构造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主要是研究我国地槽、地台等大地构造单元和基本构造现象。我在甘肃地质局区测二队（后改名为地质力学队）从事1:20万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时，在构造上主要运用地质力学。我较早注意到在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组织的青藏高原科考中，已有地质学家使用板块构造原理来解释青藏高原的地质现象，开始认真学习、密切跟踪地质构造的最新理论。

然而，我牢记马杏垣先生的名言和实践，地质构造研究必须脚踏实地重视对构造现象及组合规律的研究。在一些典型地区进行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再扩大视野。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把毕生精力奉献于前寒武纪地质构造和地球深部构造的研究，“求太古之奥秘，窥元古之真谛”成为他不倦的追求。同时，他又追求真理，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那动荡的十余年中，他排除种种干扰，一方面认真吸收欧、美、澳构造地质学家在构造分析上所取得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在为李四光整理遗著期间，认真领会地质力学的精要，把传承的比较构造地质学、地质力学和现代构造分析理论方法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解析构造研究的原则和系统方法。

1978年我在野外考察中获悉马先生调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任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深知他在危难中挑了副重担。马杏垣先生发现中国地震活动与第四纪以来的盆地构造有着密切的时空联系和特征，把开展对大陆的裂陷作用和伸展构造与地震关系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倡导在变质岩构造和岩石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对“多震层”、深蚀断层带和“古震源实体”构造的深入研究，开辟了地震成因研究的新途径。80年代初期，我读到了他《重力与构造》、《华北新生代地堑系》、《论滑覆及岩石圈内多层次滑脱构造》等专著和论文。他以地壳垂直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层次的水平扩张和横向位移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具体的裂陷和伸展构造实例，深入讨论分析不同的构造特征、形成机制、发育历史、及其与地震活动的关系。读后深感他为我国地震科学研究和地震预测预报、防震减灾工作所付出的心血。

马杏垣先生曾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当时南开中学毕业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赴西南联大的很多，报考地质专业和改学地质专业的很多，像黄土专家刘东生也是同样情况。南开中学为有这样优秀的校友感到自豪。我也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马先生、刘先生这样的前辈和校友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尽管我的工作变动很多，但我总为先生曾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而感到骄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一些会议和活动上我与先生曾见过几次面，每次都愉快地交谈，还留下几张宝贵的照片。在这期间，先生作为国际岩石圈计划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为配合“80年代国际岩石圈计划”，主持编制了《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图集》，组织“全球地学大断面GGT的编辑和综合研究”工作。这两项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受到了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赞誉。

2000年6月我访问英国，6月23日到爱丁堡。6月25日上午安排参观，我专门提出要到爱丁堡大学。没有人知道我参观这所大学的原因。只有我的心默念着，我的导师马杏垣曾在这所大学留过学。马先生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他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出国留学，于1946年1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

翻开马先生的论文和专著，一张张美观而规范的素描图，可以看到他深厚的艺术功底。黄永玉先生对我说过，他和马先生相识并多次交流绘画艺术与地质素描的关系。他从马先生那里知道绘山水画应该懂得点地质知识，比如对不同岩性的地层和岩体，由于地貌特征不同，绘山水画应该有不同笔法；而地质素描也应该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在西南联大期间，马先生曾以“马蹄”为笔名创作了一幅表现八路军战士的木刻作品，并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除表现出他爱憎分明、思想更加成熟外，也反映出他从年青时就有良好的艺术基础。学地质的一定要学一些文学艺术，在这方面，马杏垣先生和其他一些老地质学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2001年1月22日马杏垣先生在北京去世，那天漫天飞雪。在老师病重期间，我曾到医院看望。2月5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老师送别。老师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学识和品格，一直留在我心里。

2004年为老师的遗著《解析构造学》题写书名。

翻开首页群山原野的照片上，有着老师笔锋雄浑、潇洒、有力的题词：

嵩山是我师，我是嵩山友！

群山是我师，我是群山友。

这是马杏垣老师一生的写照。

完稿于2019年４月３日

马杏垣院士生平简介和学术贡献

马杏垣，男，汉族，1919年５月25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2001年１月22日去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并留校任教，1948年在英国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历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区域地质教研室主任、副院长，1978年调离地质学院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马杏垣是国内外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地震地质学家和教育家，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国际地震危险咨询委员会委员及国际著名刊物《JournalofStructuralGeology》、《Tectonics》、《TectonoＧ physics》和《Geophysics》等编委。

马杏垣院士，祖籍河北乐亭县。从少年时代起，他的求学道路，就像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一样，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刚刚小学毕业的少年马杏垣，就不得不流亡关内，先后就读于河北昌黎汇文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所目睹的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和政府的腐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在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参加南下请愿团，与大家一起卧轨拦截火车，后辗转抵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辍学随一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离开天津，途经烟台，辗转到了重庆。作为抗日大后方的重庆，革命进步力量对他也有较大的影响。当时马杏垣在思想上受到了进一步的熏陶，长期流亡生活使他爱憎分明，思想更加成熟。他以“马蹄”为笔名在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一幅表现八路军战士的木刻画。1938年５月他加入了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并在八路军办事处接受培训。

1938年马杏垣高中毕业，他选择了一个面向实际的专业来报效国家，以实现他让“马蹄踏遍祖国山河”的美好理想。这年秋天他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从此走上了一生从事地质科学的道路。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受孙云铸、袁复礼、冯景兰、王恒升等老一辈地 质学家的熏陶，养成了注重实践、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大学毕业后，他被留在西南联大当助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出国留学，于1946年１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当代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 ArthurHolmes教授。1948年８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当他获悉人民解放军就要解放全中国的消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虽然在国外有着良好的研究环境、优厚的待遇，但祖国的希望、党的召唤、自己的追求，使他告别了英国，返回阔别三年的祖国，并应聘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副教授。

从1948年底起的近30年里，马杏垣院士一直从事地质教育。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副教务长和副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急需大量人才，当时中央地质部把创办地质学院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马杏垣教授与自己的师长和学友一道，带领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 院在校学生，夜以继日地投入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他组织年轻教员和学生到全国各地去 采集教学标本，亲自讲授普通地质、构造地质课程，并到周口店建立教学实习基地。随着北京地质学院的日益发展，虽然他身任领导职务，却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培育新一代的构造地质学人才而辛勤地耕耘着，亲自开设《中国区域大地构造》课，主编了《构造地质学基础教程》。他教导学生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构造地质学家，首先必须掌握辩证唯物的构造观和方法论，这样才能驾驭不同尺度和不同层次的构造现象，才能在研究中国地质时防止出现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他不仅创立了一系列的优秀教学思想，强调野外实习基地是培养地质专业人才的第一 课堂，而且身体力行，在北京西山建设天然实验室。他亲自组织过多次不同比例尺、以不同地质内容为重点的地质填图和调查，支持和鼓励他身边的一些青年教员，长期坚持西山的研究工作。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构造地质研究人才。

马杏垣院士作为原北京地质学院主管业务的主要领导成员，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道路。他经常思索为什么在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十分缺乏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 原因很多，除了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有民主和科学的气氛之外，主要是有一支知识渊博、重视实践的师资队伍和他们带出来的优良学风。他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始终重视实践，坚持党的教育工作方针，组织全校师生到国家建设急需和具有重要地质意义的地区进行生产实习。他亲临第一线，开创和主持五台、秦岭、大别山和嵩山等地 区域地质填图和找矿工作。他开拓创新，不断进取，除总结区调找矿经验外，还主持编写《中国区域地质》教科书和编制１: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使当时北京地质学院成为全国地质和矿产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地质学家和高级人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地质学院迁出京城，在湖北省武汉市重建武汉地质学院。粉碎“四人帮”后，他与有关老领导和老专家一道，向中央领导反映意见并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利用原北京地质学院校舍、设备和在京师资创办了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他被聘为兼职教授，继续担任地质构造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数十年来，马杏垣院士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一生，为培养新一代地质学家作出贡献，用注重实践的优良学风，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亲手培养的研究生有的现在已是研究所所长、教授、地学部门的高级研究人员。他调入国 家地震局后，深知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培养研究生的担子。20年来他培养了十余名博士、数十名硕士。他不顾年迈，带领学生们去过燕山、阴山、秦岭、阿尔金山，考察甘孜地震、海原地震、鲜水河断裂带、红河断裂带、汾渭地堑、柴达木盆地、雁北高原、内蒙古高原及东南沿海地震带。几乎全国有名的地震构造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每到 一个地方，除了具体指导研究生外，都要向当地的同行们传递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国际最新学术信息。由于长期的奔波和繁重的工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导致了心房纤颤，使他数度住院。即使在医院里他也不忘工作，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他的严谨学风，广博的学识，注重实践的求实精神，为他的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马杏垣院士对前寒武纪古老地壳和变质岩区构造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研究前寒武纪古老变质岩石的构造，不仅是解决国民经济对矿产资源要求的地学基础，也是认识岩石圈结构构造、探索地球早期历史和起源的关键。从他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做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开始，50年来他从未间断过，“求太古之奥秘，窥元古之真谛”成为他不倦的执着追求。他带领他的科研团队，以五台山起家，嵩山为续，东至胶辽，西抵太华，北涉冀蒙，南进康滇，中国绝大多数前寒武纪变质岩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特别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仍矢志不渝，十上嵩山，坚持研究22载。1981年他出版了《嵩山构造变形———重力构造、构造解析》专著和相关论文，受到地质界一致好评，被誉为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之范本，并获得了地质矿产部首批科技成果二等奖。1983年召开了“前寒武纪地质构造现场会”，并由国际前寒武纪构造演化学术会专门组织中外专家赴嵩山考察。中国地学前辈黄汲清院士高度评价了马杏垣教授的嵩山科研成果。国际地科联构造委员会主席Zwart教授对此也予以高度赞扬。在研究中国前寒武纪地质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将变质岩石学与变形构造相结合的新思路，认为前寒武纪地质产物是深层流动的构造热事件的结果，并用“萌地台”“萌地槽”“原地台”“原地槽”等概念，形象地描述中国东部前寒武纪不同构造单元的性质和演化。该成果在1978年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获奖。

马杏垣院士在中国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和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在他从事构造地质学研究的生涯中，早期受施蒂勒“比较构造学”影响，他注意到传统的比较构造方法有很大局限性，提倡应用辩证法，才能对构造现象的内在矛盾运动作出科学的解析。为了探索和建立构造地质学新体系，他十分关注并致力于构造方法学的研究。通过对早期苏格兰地质学家创立的几何分析，到以后的以 Ramsay为代表的应变分析、以 Hansen为代表的应变相分析，以及 Hobbs、Davis等对构造地质学的论述的综合比较分析，他以敏锐的洞察力从中吸取精华，结合中国构造实际，创建了构造解析学的新方法，并以《嵩山构造变形》《变质岩构造工作方法》《解析构造学刍议》等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构造置换、构造叠加和构造序列等一系列重要的地质概念。他指出:“提出解析构造学是为了探索地质构造教学的一种新体系。”他倡导需要在高度活动的动力地球构造观的指引下，用新的构造方法学，去进行新一代的构造地质实践。他系统地提出构造尺度、构造层次、构造变形场、岩性介质、构造组合、构造叠加与置换、构造转化与再造、构造序列等解析构造的八项基本原则，把构造解析做到分解与综合的统一， 把地球构造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并与李四光先生有关构造体系的思想结合起来。

1978年马杏垣从武汉地质学院奉调到国家地震局，担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并担任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兼任《地质论评》《地震地质》等杂志副主编、主编。马杏垣院士发现中国地震活动与第四纪以来的盆地构造有着密切的 时空联系特征，把开展对大陆的裂陷作用和伸展构造与地震关系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倡导在变质岩构造和岩石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对“多震层”、深蚀断层带和“古震源实体”构造的深入研究，开辟了地震成因研究的新途径。在担任国际岩石圈计划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国际地质科学联合委员会构造委员会委员和岩石圈计划喜马拉雅委员会主席期间，他积极促进和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作出了有国际影响的杰出贡献。为配合“80年代国际岩石圈计划”，由他牵头组织了国内31个科研教学单位近200名科学家，绘制了１：400万中国及邻近海域岩石圈动力学系列图件集(中英文说明书)。国内外专家高度评价:“该图集是目前国内岩石圈动力学研究方面编成的第一部大型地区性综合图集，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反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及重要的科学价值”。该成果被授予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图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被国际岩石圈计划委员会列为经典出版物，被美国国家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岩石圈计划所作的贡献。为了适应80年代国际岩石圈计划全球地学大断面的编辑和综合研究项目的需要，他担任了“国家地震局地学大断面的编制和综合研究”主编，完成了地震局系统６条断面的编制和研究，并获得了国际地学断面委员会评审通过和统一的国际编号。国际地学界著名科学家对马杏垣院士这两项成果给予高度赞誉。国际岩石圈委员会主席 K.福格斯(Fucks)1989年８月在华盛顿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期间说:“马杏垣教授主编的《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图集》对国际岩石圈计划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其他国家编制这类图件建立了范例，为所有研究岩石圈动力学的科学家提供了很实用的参考资料”。国际地学断面计划委员会两任主席J。W.H.蒙格(Monger)和 H.J.格茨(Gotze)，对马杏垣院士主编６条总长八千余公里的地学断面给予高度评价:“以马杏垣教授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为全球地学断面计划(GGT)做出了最出色的成果，你们的断面显示了科学上的高水平，并为岩石圈的结构演化和动力学提供了重要轮廓，全世界的 GGT 工作组都将从你们雄伟的工作和经验中获益。” 

（原题为《温家宝同志与6位院士在<地球科学>发文，就是为了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