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亲历记（二）|中共地下组织二三事

今天，当你徜徉在新上海的繁华之中，分享着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喜悦之时，你是否知道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曾有多少革命战士为翻过上海历史沉重的一页而贡献了忠诚和心血。本文由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陈正卿先生采访参加过上海战役的地下工作者后撰写，原刊于《上海滩》杂志。

情报：两小时抄完《大上海防卫计划》

1948年10月末的一天，初秋的上海街头正笼罩着肃杀的白色恐怖气氛，耳边不时掠过尖利的警车嚎叫声，触目所及尽是些所谓“戡乱严惩令”等告示。

此刻，戒备森严的北四川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会议室里，正由汤恩伯亲自主持召开一个绝密会议。出席者有驻防上海的各集团军司令、军师长以及警察局长、警察总队长等军警要员。特务头子毛森也满脸杀气地坐在主席台一侧。原来，随着蒋军在济南战役中惨败，徐州碾庄守军被困，蒋介石对大决战的结局已有预感。他命令汤恩伯等着手布置所谓“东南最后防线”。那天这里举行的就是第一次“大上海保卫会议”。一名作战参谋正手举教鞭，在一巨幅上海军事作战地图前，比比划划地讲述上海防卫战略意图，其中包括每一防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构筑以及相应的攻防战术。尽管汤恩伯正襟危坐在台上，台下仍是一片交头接耳的嗡嗡之声。兵败如山倒的消息，早已使这些党国将领心神不宁，都在各打各的算盘。

 然而，在会场后排一角却端坐着一个相貌堂堂的高级警官。他不仅神情专注地听着这些布置，每听到重要之处还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他就是担任上海驻卫警总队代总队长的崔恒敏。抗战初期，他曾怀着一腔热血投军于抗日名将卫立煌麾下，任过河南防空军的科长。日寇投降那年，他考入了中央警政学校，满以为国家将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谁料蒋介石偏要打内战，因此他对独裁腐败的蒋政权深感绝望。1948年，他秘密加入了李济深等发起组织的地下民联（地下民革前身之一），曾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参与发动了“将军哭陵”“京沪暴动”等反蒋活动。他到上海任职后，前来联络的地下民革领导人王葆真被捕，因此一时难以有所动作，可他仍时时寻找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的机会。故而在会场上，他的态度格外认真。部署完毕，汤恩伯等又训话，命令与会者对会议内容必须绝对保密，并尽快做好迎战准备。

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合影（左起：吴克坚、张承宗、沙文汉、刘长胜）

 第二天清早，当崔恒敏来到位于南京西路的总队部时，脑海里仍盘旋着昨日会议的内容。不一会儿，只见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机要车到了，送来了一份《大上海防卫计划》绝密件。他马上签字收下。拆封一看，其内容竟比昨日会上讲述的更精确详细，有作战指挥部的划分和名单，有各地区兵力部署和部队番号，有防御工事设施和地理位置，还有重武器及地雷分布地区等。他看着看着，禁不住怦然心跳。他想，如果能把这份情报送到解放军手里，那对解放上海该有多么大的作用！于是，他打电话把浦东蓝烟囱码头（在今陆家嘴一带）任驻卫警分队长的曹仪简悄悄叫来。

 曹仪简是地下党员，他听崔恒敏平日说话颇有正义感，就启发他为革命效力。不想一深谈，彼此原来是同一阵营中的人，从此两人便经常在一起秘密交流情况。曹仪简来到总队部办公室后，崔恒敏把这份“防卫计划”给他看，曹仪简也十分兴奋。他们果断决定，一同去淮海中路淮海坊的崔恒敏家中，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份密件抄录下来。他们到家后锁定房门，两人分工，屏息静气，情报内容既不能遗漏，字迹又要清晰端正。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抄完全文。当时的上海街头，经常会出现突然进行搜查的宪兵特务。因此曹仪简把这份抄件做了一番伪装后，即动身送往在复兴中路朴莱贸斯公寓的地下组织交通站。任百尊当时在这里以锦华公司经理身份负责工作。他得知搞到了这一重要情报也十分高兴，立即报告了上级领导人吴克坚。吴克坚以最快速度派专人将它送达了江北的江淮军区司令部。

印刷：红色宣传品从小浜湾发出

在位于市西虹桥开发区的上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献： 《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告全市人民书》等。它们已纸质泛黄，印证着所经历过的岁月沧桑。人们观看时不禁要问：在当时铁骑横行、几近疯狂的最严峻时刻，这些红色宣传品是怎样躲过了敌人的耳目印刷出来的？要知道，它不仅悄悄地张贴到了大街小巷，有的甚至还送到了一些要人名流的案头！

今天，在巨鹿路305弄一条叫小浜湾的弄堂里，仍可以找到一座两层楼的陈旧小屋。1948年9月，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学委副书记吴学谦的指示下，一块“明夷印刷局”的招牌就挂在了这所小屋门前。这里公开承接的是各类书刊、社会印件，暗中却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和有关宣传物。它是为配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以及上海即将解放的宣传工作需要而设立的。具体联络这一机构的是钟沛璋等地下组织负责人。党组织从有关方面抽来了孔大成、支梅芳、马金根等十来位可靠的同志。他们在门口安装了电铃，规定了进出门和报警的暗号，设置了伪装掩藏秘密文稿的器具，对容易暴露真实面目的铅字都亲自手刻。就这样，一批批红色印刷品像报春的信号，从这间小屋里洒向了大上海的各个角落，给正在英勇斗争的同志们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上海地下印刷厂印制的公告

自然，这间小屋本身随时可能会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解放军围城之战打响后的一天，手摇的小石印机正加紧赶印着《告全市人民书》。突然，门口传来“警察来了”的报警声。大家的心顿时一沉，一面火速停机，将红色印刷品的印版、印件撤换下来掩藏好，一面又装上用作伪装的发票单据印版，以对付检查。实际上，那个警察并不是闻风前来侦查的，所以仅是虚惊一场。半个世纪后，笔者前去小浜湾探访时，正巧遇见一位年已古稀、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得知来意，热情地介绍说：“别看这里紧挨着繁华的淮海路，解放前还十分冷落，弄里还有一个大坟丘。我十几岁开始就住在这里。当时每天晚上都听见印刷局的机器‘咯噔、咯噔’响，进出的也多是贫苦工人和学徒模样的人。”当问及那次有惊无险的遭遇时，他笑着向弄口一指：“那里原来是个裁缝摊，那个警察是来做衣服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吓了一大跳。”

 然而谁都懂得，这种高度的警觉性绝不是什么胆怯，因为它关系着整个组织的安全和迎接上海解放的计划。同样不该忘记的是，当时在地下春潮涌动的大上海，和他们并肩战斗、使用着同一武器的还有“富通”“美文”等许多兄弟集体。

坦克：打出“向人民解放军致敬”横幅

老战士们聚在一起谈上海战役，常为在苏州河畔倒下的战友感伤不已。尤其是居于市中心的黄浦、虹口这短短的一段，守敌依靠北岸连绵成一线的数十座大楼，利用高处火力优势，曾使我“济南第一团”“渡江第一船”等部队的英雄血染桥下。

 1949年5月25日下午，正当南岸的我部队首长为进攻受挫而紧急商议时，北岸的地下组织已按捺不住了。隐蔽在海南路的敌空军供应司令部里、受中共上海市工委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紧急动员起来。书记李扬群召集下属的二十余名党员开会密商，决定利用司令部机关大楼里敌警卫连外调之机，发动进步官兵组织自卫队占领大楼，继而公开挂上红旗宣布起义。当年飘扬在这幢大楼顶上的红旗，被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凯旋电台称为“苏州河北的第一面红旗”。随即，他们决心为解放军冲过苏州河助一把力。正好院内有一辆接送敌军伤病员的敌坦克刚被缴获。他们决定派周克毅、李青两同志和一名刚反正的坦克手，携带“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白布横幅、联络信号及组织证明等，冲过桥去配合战斗。

解放军战士守卫在外白渡桥畔

 次日近午，坦克发出轰隆隆的吼叫声，经武进路转向北四川路，临近桥堍，它加大马力直冲敌掩体工事。龟缩在邮电大厦里的敌军，起初没弄清它的真相，后来发觉不妙，立即朝它射击；而当坦克越过桥头、直奔南岸解放军阵地时，解放军因不明底细也同时开起火来。子弹打在装甲上发出一阵“当当”声，后来坦克终于穿过了密集的弹雨，停在南京路拐弯处。在一群持枪的解放军战士监视下，坦克内三位同志举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横幅，递上证明书和联络信号，双方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接着，部队首长应他们的请战要求，由周、李二人驾驶坦克作先导，掩护突击班战士过桥。不料当坦克回头刚冲过桥身时，炮筒却因炮弹卡壳哑掉了，它只好再次折回。这时，他们向部队首长建议，是否可以先从北岸大楼较少、房屋较矮的浙江路桥上冲过去，然后再反抄敌人固守的大楼背后。这同部队首长已决定调整的由西向东攻击的计划正好不谋而合，于是这个建议当即被采纳。这样，这辆坦克掩护着一个排的解放军迅速冲向浙江路桥。它接连摧毁了两道街心掩体，沿路敌军闻风而逃。敌军的苏州河防线顿时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紧随其后的解放军战士像潮水般杀声震天地冲了过去。他们一口气冲到北站铁路局大楼前，因又受到敌军高楼强火力阻击才停下，而此时沿河北岸重重大楼里的敌守军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辆坦克的功绩后来渐渐被人淡忘了，但它的英姿却曾刊载在1949年5月27日的《大公报》头版上。

画像：在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家中完成

曙光在前，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为迎接解放军进城，日夜加紧做着各种准备。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拨动着他们的心：要让上海人民在红旗升起的第一天，就能看到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这个任务，由中共提篮桥区委张显崇布置给了麦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陈一心。

 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地下组织和群众基础都相当好。然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仍需作一番精心的策划。陈一心与党支部成员傅家驹商量后，找到了高二年级的地下党员许福闳。许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参议，当时已弃政从商，政治上保持中立；其位于泰兴路的住所也较为宽敞清静。在敌人垂死挣扎的关头，没有这样一种涂有保护色的创作环境，要成功地绘出两幅高2米、宽1.5米的标准规格领袖画像，是难以实现的。许福闳接到这个任务很激动，好在父母亲已经在儿子们的感染下，理解了他们的行动，

也在尽力做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于是，4月末的一天，经过组织介绍，两位进步青年美术家周祖泰和曾路夫，悄悄地住进了许家。他们在许福闳、韩苹卿等人已经钉好画架、画布上开始作画。工作室的窗内蒙上了布帘，食宿全由许的母亲照料。按照纪律，许福闳不仅不能打听画家的姓名，也从不和他们交谈。偶尔回家看看，他也自觉地不迈进那间小屋，以至多少年后他和支部的同志才晓得那两位画家的名字。1995年，他们和曾路夫再次相逢时，彼此都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了。

坚持斗争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解放后的合影

 经过两位画家半个多月的精心创作，两幅神采奕奕的领袖画像终于完成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是按中共“七大”时的照片绘制的。毛主席身穿蓝制服，笑容和蔼，目光深邃；朱总司令头戴军帽，身穿戎装，威武庄重。他们给人以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黎明前最黑暗时刻中的期盼，分分秒秒都显得漫长。十余天后，解放军的炮声终于从郊外传来了。许福闳在家中急切地等待着组织的通知。

 5月27日清晨，苏州河北的枪声终于沉寂了，横跨河上的桥梁又恢复了通行。这时，许福闳按照组织的布置，和另一名同学、地下党员戚国埏一道，护送画像过桥到学校去。当画像安放在三轮车上，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市中心马路上时，行人眼中都流露出惊讶的神色，甚至发出低低的欢呼：“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从市西穿过大街小巷到达市东，让不少市民第一次在红旗下瞻仰了领袖风采。7月6日，解放军举行庄严的上海入城式，这两幅画像并行在沪东区欢迎游行队伍的前列，成了新上海最具特色的标志。“麦伦的两幅画像”也成了当时市民的热门话题。

 岁月倏然间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些曾经为上海的新生作过贡献的老同志，现在大多已年逾古稀了。建国后他们虽曾几经风浪，各有一段或短或长不平坦的道路，甚至有长期蒙受冤屈而牺牲生命的，但他们都能坦荡从容地看待过去与未来。现在，他们同普通老人一样，安度着幸福、平静的晚年。回首往事，他们最大的欣慰是，自己无愧于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本文选自《五月黎明——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上海通志馆、《上海滩》杂志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