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70年前的今天，上海全境解放！让我们重走一遍“解放之路”

上海发布

2019-05-27 09:53

浦江头条 >

1949年，这是一个新旧交替、万物重生的季节。一场围绕大上海的征战在1949年的四五月间展开。70年后，让我们跟随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脚步，重走上海解放之路，看看这些地方留下了哪些可歌可泣的历史？

1949年4月21日晚，百万雄师冒着猛烈的炮火横渡长江。（上海市档案馆藏）

中共上海地下党绘制的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军事、经济重要据点分布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域外篇

丹阳：运筹帷幄之地

1949年4月23日，距离上海数百里之外的苏南小城丹阳解放，随即便有一批批“客人”接踵而来，小城的宁静由此被打破。他们中有一身戎装的部队官兵，有身着便衣的文弱书生，还有西装革履的香港来客……

总前委领导人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这批客人的真实身份有来自上海战役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华东军区机关的干部，还有各路南下干部纵队，以曾山同志为首的财经战线的队伍，以周林同志为首的政法队伍，以梁国斌同志为首的公安战线的队伍，由夏衍等同志组成的文教战线的队伍。

其中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6人、候补委员2人。他们在1949年的四五月间齐聚丹阳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进行解放和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

丹阳总前委旧址：戴家花园

丹阳市云阳镇宝塔弄5号“戴家花园”。

戴家花园位于宝塔弄5号，建于1934年。1949年4月24日至5月26日为总前委驻地。

穿过古旧的门楼，踏进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两层高的青灰砖墙的小楼。小楼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总前委旧址”，系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年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题写。1949年，时任总前委常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同志，与时任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分别于5月3日和5月6日由南京来到丹阳，就住在这座小楼里。中央全权委托陈、邓二人全力筹备接管上海事宜。邓侧重主持华东局的全盘工作，陈侧重主持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丹阳总前委旧址。

就是在这座素朴的小楼里，以邓小平、陈毅为首的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们与三野前委领导粟裕、唐亮详细讨论了解放上海的具体作战方案，特别是明确了在军事上不使用重武器，保证上海这个大城市不被破坏的重要精神；讨论了上海地下党如何配合解放军进攻上海、接管上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从进入丹阳开始，陈毅便正式进入了他所要上任的上海市长角色。在这座小楼里，他亲笔签发了上海市军管会的第一号命令。5月23日，总攻上海市区之日，还是在这座小楼里，他给担任进攻任务的九兵团27军军长聂凤智打电话，郑重叮嘱：“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小楼前开阔的空地上，他曾安排放映露天电影，招待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随军服务团的全体人员。

总前委作战处。当年进攻上海的许多重要决策就是在这里作出的。

丹阳大王庙，陈老总做报告的地方

大王庙旧址。

南门外大王庙是陈老总做报告的地方。可惜我们寻寻觅觅，几经周折，才知道大王庙已经坍塌，原址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陈毅对接管上海市干部进行入城纪律教育旧址，丹阳市人民政府立，一九八九年八月”。

陈毅在大王庙做过多次报告，最著名的一次是5月10日向全体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入城纪律和入城后的政策讲解报告。由于参加的人多，只有一部分同志坐在屋内，另一部分同志坐在屋外广场上听。

解放区人民慰劳解放军的鞋袜。

身着军装打着绑腿的陈毅，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许多年后，到会同志还清楚地记得，陈老总那次讲话很激动，将军帽往台上一甩说：“我们野战军在城里不能‘野’！”

陈毅就入城纪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丹阳讲话，上两图为当时的讲话记录稿。（上海市档案馆藏）

我们曾在上海市档案馆看到当时陈毅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原稿，但是未能找到有关的图片资料。可惜大王庙已经荡然无存了，只能面对这块石碑，凭空想象一番陈老总慷慨激昂沙场点兵的场景。

解放军战士们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绘成图片，挂在背包上，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上海市档案馆藏）

常州：最佳作战计划在此酝酿

常州清凉寺，三野前线指挥部所在地。

一个春雨霏霏的午后，告别丹阳，直奔常州，寻访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清凉寺。

清凉寺位于常州市和平中路488号，不远处就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先生的故居。

常州解放前夕，清凉寺被用作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驻地，国民党军前脚走，解放军后脚就跟进了。

在驻常期间，粟裕开始筹划上海战役作战方案。他设想了三种思路：一是久困长围，此方案固然可以大大减少我军的伤亡，但上海六百万市民和工商企业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将被切断供应渠道，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二是攻其弱点，从国民党军防御较弱的虹桥、龙华一线迅速突入市区，可以速战速决，但主要战斗势必在市区进行，尤其是苏州河以南繁华市区将遭到很大破坏；三是钳击吴淞，断敌退路，再攻市区，这种打法必将遭遇国民党军的主力，是硬碰硬的较量，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可以将战斗重点拖在外围，减少对市区的破坏。因此，粟裕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方案。

上海战役前态势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5月初，他从常州去丹阳，向总前委面报作战方案和参战部队修整战备情况。据原总前委参谋陈永华同志回忆，陈邓当即批准了粟裕所面报的上海战役的最佳作战预案（即上述第三种方案），并将上海战役的组织指挥权交付给粟裕。回到常州后，粟裕于5月7日将上海作战预案上报中央军委，9日午后，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该方案。

苏州：坐镇姑苏，指挥上海战役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5月8日夜，已进入梦乡的这座江南名城，洇湿的青石板路上，出现了解放军士兵踩着草鞋、布鞋和胶底鞋风尘仆仆的大脚板。这是从常州移师而来的三野指挥机关。深夜11时，粟裕、张震暨司令部进驻金城新村及大公园（即今苏州公园）一带；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率机关则住进了乐乡饭店，11日又迁至木渎镇下塘街几户民宅内。

苏州金城新村：上海战役指挥机关旧址

苏州金城新村。

金城新村位于五卅路96号，是金城银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为其高级职员建造的新型住宅，故得名。新村最南端的那幢楼，就成了粟裕的宿舍兼办公室。从1949年5月8日夜入驻，到5月26日夜离开，粟裕率三野司令部就是在这里下达了一道道命令，指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的数十万大军，直取上海。

解放军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军。（上海市档案馆藏）

5月26日，上海解放在即，粟裕在金城新村签发了此役最后一项命令——《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于当夜率指挥机关离开苏州，经南翔于27日晨抵达上海市区。

苏州木渎下塘街：三野政治部驻地

木渎。

5月15日，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在木渎镇下塘街的三野政治部驻地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也是入城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接管会议。会议共作出了19项决议，并特别强调要对每个接管人员进行个人财物登记，定期核查。这就和四年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到上海“劫收”形成鲜明对照。

接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4月30日在常州召开，第二次会议5月4日在武进召开，第三次会议5月15日在木渎召开，这是会议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

木渎镇位于苏州城西郊，是著名的水乡古镇。我们在小胥江（镇里的一条小河）南岸寻到了下塘街，可惜政治部驻地所在的房舍多年前被火烧毁了，这处场所如今只能从档案及回忆录中依稀找到些痕迹。

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工作誓词》。（上海市档案馆藏）

太仓浏河镇：打响上海战役第一枪

浏河

浏河镇位于太仓东部，东与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与上海宝山、嘉定接壤，历史上就是江南地区出海要津，古代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港，郑和在此七下西洋。1949年上海战役的第一枪就在浏河打响。

1949年5月12日，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29军第86、87师从苏州地区冒雨出发，分两路向吴淞、宝山方向发起进攻。当日拂晓，87师261团1营副营长刘飞率尖兵连首先进入浏河镇。奇怪的是，镇内竟不见守军踪影。原来此时国民党守军52军一个加强营正埋伏在镇外，企图伏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后来发现解放军大部队陆续到达而未敢开火，一直埋伏到中午想趁解放军午餐休息时开溜，不料很快被发觉。我261团1营、2营立即投入战斗。经过20分钟交战，敌人大部分被歼灭，少数逃向罗店。与此同时，259团1营也在浏河镇南街头处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将敌全歼。浏河之战成功地揭开了上海战役的序幕。

前进，沿沪杭路向上海前进。第三野战军作战行进中。（上海市档案馆藏）

解放上海的第一仗，敌人伤亡约200人，我军伤亡也有100人。浏河革命烈士陵园里安葬了为解放上海牺牲的第一批解放军战士。

上海郊区篇

宝山：4000多名指战员牺牲在此

宝山，堪称上海北面的水路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上海战役的主战场。

宝山战区，西起浏河、太仓、昆山，东至宝山、吴淞的黄浦江口，北起长江，南至安亭、南翔、真如、大场、江湾一线。为保障海上退路吴淞口的安全，汤恩伯在这一地区配置了国民党第123军的大部，第52军、54军、21军及第99师的全部，共计4个军13个师。

另一方面，为完成钳击吴淞口的任务，解放军在宝山投入了三野第十兵团的第26军、28军、29军和33军，加上后来参战的25军，先后共有5个军参与了攻打宝山。其间，共有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占整个上海战役阵亡烈士的一半。

破除鹿砦，越过深水壕沟，向敌军地堡冲锋。（上海市档案馆藏）

宝山烈士陵园

宝山烈士陵园。

位于宝杨路599号的宝山烈士陵园，有一面“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是全市镌刻上海战役烈士英名最全、最多、最大的一座纪念墙。

战场一角。（上海市档案馆藏）

陵园建于1956年4月，走进陵园，立刻感受到由苍松翠柏鲜花墓碑营造的一种肃穆气氛。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塔，正面镌刻着陈毅同志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顶上镶嵌着一颗红星。

纪念塔后方，是一座“百万雄师胜利渡江”的浮雕壁照，背面就是那座著名的“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墙长20米，高4米，镌刻了在上海战役中牺牲的7995位烈士的英名，和一枚代表所有无名烈士的花环。

一面英名墙，几千个名字，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曾经是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都有一段动人的生命历程。他们曾经穿过枪林弹雨，在无数次殊死搏斗中幸存，眼看胜利的曙光不远了，却倒在了新中国的门槛边。每念及此，怎能不让人感伤？

在陵园的东、西、北三个方向共有15排墓穴，一排4块墓碑，共60块，一共有1904名在宝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长眠在此，其中无名烈士128名。

解放军攻克阵地后，利用敌战壕奋勇追歼敌人。（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烈士陵园的东侧，是上海解放纪念馆、宝山烈士纪念馆。展馆运用档案实物和多媒体声像设备等手段展示了上海战役的过程和在宝山战场中牺牲的部分烈士的英雄业绩。

刘行：国际电台的碉堡

刘行国际电台内的碉堡。

宝安公路1101号曾是国共两军激战的阵地——刘行国际电台，现在这里是中国电信的一个转播台。电台内本来余存7座碉堡，后来拆掉了4座。现存最大的是一个钢骨水泥之身的庞然大物。

堡身呈不规则的长方体结构，约两层楼高，大约可以容纳一个排的兵力。顶上还有一个瞭望塔，这应该是一座母堡。历经多年风雨，看上去仍然结实坚硬。堡身上面有几个明显的弹孔，分明是当年激战留下的痕迹。

根据国民党军建筑防御工事的规律，可以推断，当年在此母堡的周围还置有多个子堡，共同构成一个火力网，而这也仅仅是其中一个堡群。在堡群外面还设有壕沟、陷阱、竹签、地雷、铁丝网、鹿砦等副防御工事，并用杂草积土伪装其上，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坟包，很有蒙蔽性。

1949年5月14日开始，解放军第28军与国民党守敌第52军在刘行国际电台激战五昼夜。一开始我军因准备仓促，而陷入了敌人的布防陷阱，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却久攻不下，后来改变战术，采取炮火掩护下的小群突击方式，减少了伤亡，尽管每天进展并不大，但总算不断向敌阵地推进，而国民党守军的斗志则越来越弱，至19日深夜，我28军终于全部占领了国际电台和各地堡群。

月浦东南25.32高地

如今月浦

月浦镇，位于宝山的西北，从军事的角度考虑，它的位置相当重要。它不仅是国民党军在月宝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是进入吴淞、宝山的唯一门户。地形易守难攻，它与北面的狮子林据点和南面的杨行据点连成一体，既可独立防御，又可互相增援、互相策应。

1949年5月13日，第三野战军第29军87师及85师253团向月浦发起进攻。（上海市档案馆藏）

解放军在月浦仅投入了三野十兵团29军4个团的兵力，担任主攻的29军87师260团只配备了3门山炮，我军官兵虽士气高昂，但对敌情、地形、工事均缺乏了解。整个月浦之战，解放军的伤亡总数超过了8000，其中29军13日一天的伤亡就高达1200人。

如今的月浦镇，一切都是崭新的。当年的战略重地成了经济重镇，那些埋伏在田野沟垄上的慑人碉堡，那些遭受战火摧残的房屋和老街都已不复存在。唯一承载那段记忆的只剩下月浦公园内的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月浦公园内的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纪念碑于2002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3周年时落成，纪念碑高5.27 米，象征着上海胜利解放的日期。红褐色的大理石碑座上，塑有两名正在碉堡旁冲锋的战士的铜像，一名高擎红旗，一名手持钢枪，眼里充满怒火。碑的背景是四季常青的松柏。碑身背面的碑文写道：

1949年5月13日凌晨，我解放军第29军87师253团奉命向月浦发起攻击，经过两昼夜鏖战，于15日拂晓攻占月浦街区，并固守阵地近l0天。23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占月浦东南高地，打开了通往吴淞口的大门，为上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战，259团团长胡文杰、253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等近两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胡文杰

现月浦镇双泉路塘南街里就是碑文上提到的“月浦东南高地”——25.32高地大致的方位所在。

月浦东南高地平面图，来自29军85师司令部1949年6月19日解放战役小结附件。原件现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档案馆

曾被鲜血染红的高地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的马路、宁静的小街和波光粼粼的小河，旁边就是我国最大的精品钢生产基地、世界500强企业——宝钢的一、二、三期工程。

吴淞口客运码头

吴淞口

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入海处，是当年国民党军重兵扼守的海上逃路出发地——吴淞口。

1949年5月24日下午，汤恩伯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防卫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吴淞口上船准备撤逃台湾，同时秘密指示嫡系各军逐次向吴淞口撤退。因为所调集的船只有限，无法在短时间内撤离，国民党部队方寸大乱，潮水般地涌向码头，争先恐后夺船逃命，码头上一片鬼哭狼嚎，场面混乱不堪。

25日夜间，撤运国民党军的船舶相继驶离吴淞口。26日上午8时许，解放军十兵团25军先头部队赶到吴淞口，未及登船而猬集码头的国民党败军全都成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竟有8000人之多。

浦东：另一个主战场

70年前浦东是上海战役的一个主战场，解放军钳形攻势的“右钳”—三野第九兵团20军、30军和31军在浦东的川沙、高桥等地与国民党守军37军、51军和12军进行了16天的激烈对战。

解放军战士在浦东战场上对空射击。（上海市档案馆藏）

高桥古镇

高桥古镇

高桥镇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水乡古镇，东西老街上还散落着数座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位于东街的东首、典当桥（今胜利路桥）北堍的“仰贤堂”就是其中代表。而这座漂亮的中西合璧的临水建筑，与高桥战役还有一段渊源。

仰贤堂

1949年5月25日晚7时，解放军30军和31军兵分两路从东、西两街对高桥镇发起总攻。仰贤堂旁的东街典当桥和西街胡家桥是进镇的必经之路，国共两军在此发生激烈的交锋，仰贤堂因楼层较高一度被国民党守军作为抵抗据点。解放军经过逐街逐屋的战斗，至26日清晨解放了高桥全镇。

国民党军在溃退时曾纵火焚烧店铺和民宅，东街典当桥口一片火海，所幸仰贤堂结构坚固而屹立不倒，只是其外墙上至今清晰地留有3个弹孔，自上而下呈等间距排列。近年，当地政府对仰贤堂做了一番“修旧如旧”的手术，将其作为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免费对外开放，那几个弹孔作为当年激战的见证也被特意保留了下来。

高桥烈士陵园

高桥烈士陵园。

解放军在浦东战场有记载的伤亡共计10076名，其中伤8126名，阵亡1950名，其中在高桥牺牲1500余名。目前安葬在高桥、川沙两烈士陵园的共有烈士1709名。

高桥烈士陵园位于高桥镇欧高路钟家弄78号。进入大门，通过一条松柏和鲜花装点的笔直甬道，来到一片宽阔宏伟的广场。广场中央高耸着一座巍峨挺拔的纪念塔，塔上几个鎏金大字“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这是1956年3月26日参加陵园落成典礼大会的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的题词。

纪念碑后，是芳草萋萋的烈士墓区，安葬着1366名烈士的遗骨（另有1949年8月遭敌机轰炸牺牲的烈士和以后陆续迁来的烈士数名）。烈士当中年纪最轻的牺牲时才16岁，他们的家乡远离上海，但他们的身躯已经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融为了一体。

淞沪警备司令部江防海防部署要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川沙烈士陵园

川沙烈士陵园。

川沙是浦东东出大海的重要门户，川沙以东的白龙港则是浦东最便捷的入海口。1949年5月13日下午，解放军第30军军长谢振华率军指挥所和第一梯队第88、89师，从浙江平湖出发，长途奔袭浦东。正值梅雨季节，海边气候变化又大，从他们出发开始，大雨就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淋得他们的背包越来越沉。雨后的道路在经过兵车的碾压和无数行军队伍的踩踏后，更是泥泞难行。

军长谢振华干脆弃马步行，与战士们一样不舍昼夜风雨兼程。一路上他们边走边打，经金山、夺奉贤、取南汇，终于在15日17时走完了200多华里的路程，逼近了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未及休息，他们趁夜直扑川沙。打到17日拂晓，全歼了国民党守军第51军和暂编第8师，俘敌近8000人，截断了国民党军在白龙港的海上逃路，也及时粉碎了国民党计划在5月18日海潮来时炸毁奉贤拓林地段海堤、水淹浦东南部的阴谋，取得了上海外围作战的第一个大胜利。

川沙烈士陵园位于川沙镇华夏东路2629号，建于1956年4月，安葬着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捐躯和解放后在保卫祖国、抗洪抢险斗争中光荣殉职的378位烈士，其中以上海战役牺牲烈士为最，多达343位。

解放军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军。（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市区篇

1949年5月23日夜，三野发起总攻，上海市区战斗打响。

漕宝路七号桥碉堡

漕宝路，是西南市区一条很长的交通要道。这条路在古时即为驿道，俗称“东官路”，是进入上海市区的陆上要道。沿着漕宝路坐车西行，在距离七宝教寺不远处便是七号桥，一座钢筋水泥碉堡赫然出现在桥的东堍北侧。

漕宝路碉堡

1949年初，国民党军以这座碉堡为母堡，沿七宝蒲汇塘一线，利用自然地形，构筑了大量子堡。5月，解放军27军由松江、泗泾一线东进，15日攻占七宝，16日27军先头部队80师（一说81师）某部4营指战员向七号桥碉堡发起攻击，遭到国民党交警第11总队顽强抵抗，连续激战3天未能攻克，最后采取迂回战术，先攻打两侧阵地，然后越过蒲汇塘，最终攻克了七号桥防线，打开了解放上海市区的西大门。为此解放军付出了伤亡数百名战士的代价。

碑文

如今的七号桥边上是闵行区文化公园，广场上矗立着一尊解放军战士的塑像，背后是一块纪念碑，刻有与七号桥有关的革命事迹。塑像的旁边，正是那座著名的碉堡。它体型庞大，约与两层楼房等高，分为三层结构，底层是3个一般大小的圆形子堡，它们环环相连，共同托举着一个更大的圆形子堡，在这个子堡之上还有一个长方体结构的岗亭。

解放军战士塑像

如今，七号桥碉堡已被闵行区列为革命历史文物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日日夜夜面朝着繁忙的漕宝路，成为这条马路变迁史的永久的见证人。

杨树浦工业区

1949年5月27日，市区已大部解放，但国民党青年军第21军230师8000余人仍驻守于杨树浦发电厂与自来水厂等厂区负隅顽抗，解放军已将他们包围，如果用武力解决，本来并非难事，但供水供电系统必遭破坏，会危及市民的生活和工厂的生产，双方于是就这样僵持着。陈毅同志得知守军指挥是该师副师长许照后，灵机一动想到了许照的恩师——国民党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蒋接到解放军的电话后，很配合地拨通了许照的电话进行劝降。当日下午，许照的部队没有放一枪，全部放下了武器。

杨树浦发电厂

杨树浦防线得以兵不血刃地突破，有一部分功劳属于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他们牢牢控制了上海电话公司，在上海战役中，市内10万用户的电话始终畅通无阻，而且在战役发起前，他们就暗中抄下了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电话号码，绘制了保密电缆地下位置图。当他们发现特务来机房窃听电话准备捕人时，便迅速地记下特务所窃听的电话号码和内容。特务一离开，他们立刻冒险去通知这些用户及时转移。

杨树浦自来水厂

杨树浦水厂位于杨树浦路830号（近许昌路），这座水厂原是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水厂，曾一度处于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所幸的是最终有惊无险，完好无损。

复兴岛

复兴岛鸟瞰图

沿杨树浦路朝东北方向走，快到尽头处，右转上定海桥，便来到一个幽静的小岛——复兴岛。它是黄浦江上唯一的人工岛。岛不大，长3.42公里，最宽处仅427米，面积1.13平方公里。

复兴岛定海桥

停靠在复兴岛码头的渔船

复兴岛公园内的日式庭院和草坪。（摄影：黄尖尖）

1949年5月25日，复兴岛上渔业管理处的护厂队通过政策宣传，争取了该处处长和国民党军一名营长投诚，逮捕了一名顽抗的团长，复兴岛得以和平解放。上海解放后，浚浦局体育会花园由港务局接管，1951年2月移交工务局，于当年5月28日作为复兴岛公园对外开放。

苏州河畔

上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离开复兴岛，沿杨树浦路和东大名路往西南方向走，便来到苏州河边。这条大体呈东西走向的弯曲河道将浦西一分为二，靠河上的数座桥梁连接南北市区。从西南方向进入市区的解放军为攻入苏州河北岸，首先就要突破这些桥梁。1949年5月25日，接到命令不得使用重武器的解放军与占据桥边高楼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在苏州河畔展开了上海战役中最后的激战。

解放军迅速向苏州河北岸挺进。（上海市档案馆藏）

外白渡桥桥北堍，有一座黄褐色的装饰艺术派建筑，它就像外白渡桥的闺中密友，已经与外白渡桥相伴了80余载。它就是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是解放前上海仅次于国际饭店的最高建筑。上海战役时，它却是外白渡桥上最危险的火力点。

上海大厦

1949年5月25日上午，首先到达外滩的第27军79师235团（即著名的济南第一团）1营从开阔的外滩向外白渡桥发起冲锋，不仅被设在桥中的地堡、拒马和铁丝网所阻拦，还遭遇了百老汇大厦内国民党守军居高临下猛烈的火力攻击。首先冲上去的3连7班14名战士尚未冲到桥中央，就全部牺牲；紧接着，第二个班冲了上去，也伤亡殆尽；再上去一个班也是如此。在与敌人激烈对峙达两个小时后，1营接到转移命令，先打四川路桥。

解放军向四川路桥北侧邮政总局里的敌人进攻。（上海市档案馆藏）

沿北苏州路往西走，过了乍浦路桥便来到四川路桥。四川路桥是国民党守军在苏州河北岸防线的重中之重。它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联结北岸的四川北路，与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直线距离不过3000米，再往下直插虹口、江湾，顺公路就可直达吴淞口。

上海邮政大楼。

直到今天，四川路桥边最高大的建筑还是桥北堍西侧那幢有着巴洛克式的钟楼和古罗马式巨柱的邮政总局大楼，从大楼上发射的火力可以完全覆盖整个桥面，当年自然也成为国民党守军—青年军第37军第204师第611团3营近千官兵的最佳防御据点。与在外白渡桥的遭遇一样，攻打四川路桥的解放军也同样受阻。子弹像流星雨一样在桥面上飞旋，突击的勇士一批批倒下，其中包括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第27军79师235团1营3连2班的12名战士，他们在渡江战役中没有一个伤亡，一路打到上海，没想到在距离解放的前两天却倒在了宽不过40米的苏州河边。

四行仓库

沿着苏州河边，经过河南路桥、福建路桥和浙江路桥一直走到西藏路桥堍，便来到了当年淞沪抗战中八百壮士孤军奋守的四行仓库。1949年5月25日夜里，235团3营7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排长王其鹏和通讯员张瑞林在这幢建筑里演绎了一场“四两拨千斤”的好戏。他们趁着夜色，爬过了西藏路桥西的一条臭水沟，渡过了苏州河，登上了河北岸，出其不意地偷袭了四行仓库内的国民党204师师部，迫使驻守在这里的1000多名敌人放下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