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法西斯主义（下）：面对仇恨政治与生态崩溃的双重危机

按：近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气候和环境议题占据了选战的焦点。选举前的民调显示，气候与环保议题已经超越了社会保障、安全与移民问题，成为了选民最关注的议题，这被认为是传统中左、中右翼政党流失选票而德国绿党一路飙升成为最大赢家的原因。不过生态问题并不向来是左翼进步议程的一部分，从最近发生的新西兰清真寺恐袭案凶手Brenton Tarrant发表的宣言《大替换》，到两年前“另类右翼”一词的缔造者、白人至上主义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在夏洛维尔“联合右翼”集会期间发布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成为另类右翼意味着什么》，我们都能从中找寻到生态议题的线索。事实上，生态学在二十世纪就有着一段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的历史，它在法西斯主义“血与土”的逻辑下，成为了反移民的帮凶——普通民众在生态话语的鼓励下，开始相信无根的外来民族（犹太人）会破坏本土的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质。而“生态法西斯主义”也并未随着纳粹的消亡而消亡，它持续回响在后来的很多运动之中。

今天，西方政治光谱中的极右翼也经常调用生态议题作为其反对难民的工具，那些在资本全球化流动中越来越边缘的西方底层，将其对现代性和建制的不满，发泄于涌入欧洲的难民潮——“生态法西斯主义”再次成为这种转嫁的重要入口。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生态系统的的确确在崩溃。如何避免这一切身的危机生发出仇恨政治，也许是政治生态学在今天要回应的重要问题。如本文作者蒋亦凡提示到：我们需要双重警醒的政治生态学——它需要既能为应对生态灾难提供思想能量与知识工具，同时从生态法西斯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仅为了避免自己重蹈覆辙，也是为了积极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回潮。

炸弹客和键盘侠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另类右翼找到了他们等待已久的政治气候，蠢蠢欲动。其中的“生态法西斯”倾向也逐渐落入媒体的视野。

英国时政杂志《新政治家》在2018年9月刊登了Sarah Manavis的报道《生态法西斯：一种环保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联姻的意识形态正在网上滋生》，描绘了生态法西斯在英语世界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的面貌。

在Twitter、tumblr上，这些新法西斯不断地宣扬厌恶非白人，尤其敌视犹太人，赞颂希特勒，否认大屠杀，认为白人已经成为犹太人策划的全球主义多元文化的奴隶，引用纳粹的“血与土”和“生存空间”（lebensraum）论述，向往成立只有白人的种族国家。与此同时，他们也抨击环境破坏、虐待动物，批评工业化和城市化，向往返璞归真、重返自然。他们也钟情于北欧前基督教的多神信仰，即北欧神话，赞颂雷神托尔、日神索尔，庆祝战神蒂尔之日（周二）。这个群体具有一系列视觉特征。他们的发帖中经常包括田园、森林、山谷的画面，他们的昵称中经常出现松树的图标，以及日耳曼语族在采用拉丁字母之前使用的如尼字母（runes），尤其是代表“生命”的奥吉兹“ᛉ”或“ᛦ”。对松树的偏爱，让这些人有了一个诨号——“松树帮”（pine tree gang）。

《连线》杂志在同年8月发表的Jake Hanrahan的报道，则花了半年时间接近松树帮成员，展现了网络上“绿色边缘政治”与新法西斯合流的过程。作者发现它的起点，竟是一部2017年8月上映的美剧《追缉炸弹客》（Manhunt: Unabomber）。电视剧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是与现代技术为敌的连环炸弹客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卡钦斯基据说才智过人，在1967年25岁时就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史上最年轻的助理教授。1978年，卡钦斯基开始制作并投放邮件炸弹，目标是他眼中的现代科技鼓吹者和象征——大学教授、行政人员、研究人员、学生，以及电脑商店业主、航空公司行政人员乃至民航班机。在他18年后被捕的时候，他的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在他逍遥法外的这些年里，他隐居在蒙大拿深山中，1995年媒体收到了他撰写的一份题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宣言，表明他制造这一系列恐怖袭击的目的是反对现代技术造成人的异化和环境破坏。他甚至预言，现代技术的逻辑延伸必然是基因工程对人的普遍改造，而且这种改造是为了使人适应技术工业社会，而非使社会适应人的需求。

电视剧对卡钦斯基采取了同情态度。剧中卡钦斯基被捕后，负责此案的探员出于对他的认同，搬进了深山的小木屋。《连线》报道指出卡钦斯基虽然反社会，但是并不是法西斯主义（他支持激进黑人解放团体），而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新卢德主义”。通过网剧和社交媒体，它吸引了一批对个人和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年轻人，他们感到现代生活碾压个人精神、削弱社区凝聚力，开始敌视主流政治正确，梦想摧毁建制乃至整个现代文明。卡钦斯基和他在蒙大拿山中躲藏的小木屋的形象被松树帮在社交媒体频繁张贴。去年，松树帮还共同为狱中的卡钦斯基（他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送上了一张数字生日贺卡。

起初这些反建制、反现代性的情绪并不包含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成分，但是法西斯主义元素渗入，其路径正是“生态法西斯”，对浪漫化的纯净自然的执迷合理化了对入侵人口的敌视。对真正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已经积重难返，主流环保运动也只不过是“系统”的一部分，不可能带来改变。对环境灾难和移民潮的恐慌让他们想象战争即将到来，在发布的内容中充满了战争图像，但通常不是正规军战争，而是与政府军作战的爱尔兰共和军、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乌克兰顿巴斯分离主义武装等准军事组织。但这也不都是出于焦虑，它也来自厌倦。报道中有受访者说渴望有什么东西值得自己为之而死，而战争看起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不过，虽然美剧扩大了卡钦斯基的知名度，但是极右翼分子对他的追捧或劫持却早已经开始。至少，在2011年杀死77人的挪威恐怖分子Anders Breivik的“宣言”中，就大量抄袭了卡钦斯基的宣言。

这些缺乏政治活动空间的另类右翼分子花费大量的时间聚集在匿名贴图板4chan、8chan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不知疲劳地劫持佩佩蛙、辛普森等大众文化图像制作表情包（meme）恶搞他们眼中的敌人，从希拉里·克林顿到与意见相左的其他网民；或者用外人难以理解的暗语、符号或无厘头游戏互相识别、确立社群边界；或者，仅仅为了淹没为他们不喜的内容。

这种行为被称作“贴屎”（shitposting），看上去不起眼却是另类右翼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有评论者认为贴屎就像一战前夕兴起的达达主义艺术，宣泄对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的厌恶——“屎一样的世界只配得上屎一样的艺术”。而眼下的时代处在和当年同样的动荡中，贴屎者拒绝与他们眼中的“系统”对话，用一种低劣混乱蒙昧的语言对世界表达深深的恶意，并用这种方式来组织和动员。有人说，新西兰恐怖分子对袭击的精心包装和传播，本身就是一场现实版的贴屎。

民粹政治模糊着左右的界线，另类右翼理论家、特朗普的“戒灵”史蒂夫·班农在一次脱口秀节目上为“民粹”辩护说：“民粹是关于小人物的发言权”。确实，这些另类右翼小人物很难与主流右翼分享同样的世界观，他们没有从后者所崇尚的自由市场全球化经济中受益，反倒普遍比父辈贫穷、更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更缺少生活的选择。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马克·里拉在一篇关于崇拜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支持有机农业的欧洲新保守主义者的文章中所说，当今主流的右翼没有自洽的世界观，他们推崇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流动势必引起人口的流动，但是他们却恰恰反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另类右翼虽然危险，但是在反对全球化这一点上，确实比主流右翼自洽，既反对人口流动，也反对资本流动。（当然他们也有不自洽的地方，比如既然谈“血与土”，自然是应该把北美还给印第安人）。

马尔萨斯的门徒

无法自洽的主流右翼中有时也披上环保的外衣，把反移民的立场推向极端。美国环保团体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旗下杂志Onearth在2002年发表的报道《当仇恨变绿》揭露了反移民团体“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AIR）、“承载力网络”、“人口-环境平衡”等组织如何以环保为借口反对移民。在他们看来，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多种环境问题，尤其是都市扩张——即便并无证据支持。他们甚至提出，由于绝大多数移民在他们母国所消耗的资源远小于美国消费者，因此应该禁止他们来到美国以免增加他们的资源消耗，却不认为美国人的高消耗是个问题。报道指出，拿环境问题说事是笼络政治观点温和、不愿直接反对移民的人群的手段。

2016年11月特朗普胜选之后，FAIR迅速呈上了一份“移民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剥夺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但事实上，在特朗普就任之前他的移民政策顾问中就有FAIR成员。FAIR还与白人民族主义者合作，从有纳粹背景的优生学机构先锋基金（Pioneer Fund）获得资金。

FAIR董事会上有个名人——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他1968年的著名论文《公地悲剧》的著名结论被不断用来鼓吹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但哈丁及其附和者不明白，人其实聪明到懂得合作起来订立制度对公地使用进行管理，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1974年，他的另一篇寓言体文章《救生船伦理》道理同样粗糙。他假设地球是一艘因为资源耗竭正在下沉的轮船，把富裕国家比作救生船，坐满了本国人口，在水里挣扎的是穷国人口，他说这时如果搭救落水者，势必导致救生船倾覆，是富是穷都同归于尽，因此正确的伦理是抛弃落水者。文章的现实背景是当时富国正准备向穷国提供食品援助，但在他看来这么做没有好处。只有让穷国自己面对饥荒才能迫使它们主动提升农业生产力，并控制人口规模。哈丁在文中还反复强调穷国的生育率数倍于富国，认为这个趋势不太可能改变，因此一旦给他们“救生船”空间，只会让船翻得更快。所以在他看来，务实的态度是：不给穷国援助，也不让他们移民，听任饥荒去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哈丁不明白，寓言体的好处是容易灌输道理，坏处是一旦用错比喻就一错到底。“救生船伦理”具有某种合理性是因为人的体重和体积是彼此接近且相对稳定的，但现实中，富国人均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数倍于穷国，而穷国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而递减也已是常见规律。如果哈丁对救生船伦理是认真的，那么至少应该评估消耗资源多的富国人和生育率高的穷国人谁更适合留在救生船上，同时设法让富国减少资源消耗，帮穷国发展经济，使双方得以共存。

哈丁表面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现实主义掩盖的，是强烈的本土优先意识和对穷国和来自穷国的移民的深深歧视，其中甚至散发出种族主义的气味。在这一点上，他和两百年前的马尔萨斯若合符节，后者的人口论认为穷人人口的增长必然导致饥荒，由于穷人人口增长是危险的事情，因此对他们利益的剥夺因有助于控制人口而具有了合理性，这其中包括统治阶级对平民有权使用的传统公地的圈占。在这一点上，《公地悲剧》的作者和马尔萨斯再次遥相呼应。

这些反移民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都在为同一套仇恨话语添砖加瓦，为法西斯的崛起培育土壤。

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还有另一群人也认为过多的人口导致了生态危机，只不过，其中的大多数不把责任塞给穷人和移民，而将整个人类都看作问题。这些人被称为深层生态主义者（deep ecologist）。他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支持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人类无权过度干预自然，无权减少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应该大规模减少的恰恰是人口。他们认为，要扭转走向生态危机的命运，必须颠覆源自启蒙运动的社会文化根基，反对将人与自然两分，反对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试图从海德格尔哲学、东方宗教与哲学中寻找启发，实现一场人类社会的精神变革。

在现实中，一些深层生态主义者采用激进的行动主义。美国成立于1980年的激进环保团体“地球优先！”（Earth First!）的成员曾试图破坏多座美国核电站；绿色和平的联合创始人Paul Watson由于不接受其他成员的非暴力原则在1977年被开除，他此后成立了“海洋牧羊人自然保护会”，驾驶船只使用海盗手法袭击实施捕鲸、捕海狮、使用流刺网的“盗猎者”。该机构被多国政府认定为“生态恐怖主义”；另一些深层生态主义者对现实抱深度悲观态度，比如当左翼认为要解决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人类已经拥有了一切所需要的技术，关键是促使被既得利益绑架的政府采取行动。而深层生态主义者则怀疑这些技术是否还能解决问题，认为唯有大幅降低人口和生产力、停止经济增长才是出路。而实现这些的唯一可能，似乎仅在于诉诸极权主义政府。

有人把深层生态学视为在不断加剧的环境危机面前，对陷于僵化无力、自欺乃至共谋的环保运动的深刻反思。但是它的反人本主义、反现代性与工业社会的倾向，以及它的神秘主义和宗教性色彩，则让人发现它与当年德国的“游鸟”运动的共同点。还有人把深层生态主义者比作英国上世纪20、30年代一批倒向法西斯主义的自然作家，他们赞颂和哀悼乡村与自然的黑色文本背后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憎恶。其中的Henry Williamson写于1927年的乡村故事《水獭塔卡》在2018年仍是“英国最受欢迎的自然书籍”，但作者在1937年加入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

事实上，前文大量引用的Peter Staudenmaier和Janet Biehl的《生态法西斯》一书就经常急于将深层生态学和法西斯主义划上等号。两人在思想上都追随美国社会理论家、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的奠基者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1921～2006），而布克钦正是一名深层生态学的尖锐（抑或尖刻）批评者。

布克钦早在1987年就写过一篇辛辣的《社会生态学对深层生态学：对生态运动的一项挑战》，对深层生态学发起全面进攻。他对深层生态学主要的不满是认为它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抹消了穷人与富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非白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区别，在批判“人”对自然的破坏的同时，放弃了对造成这种破坏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他一手高举理性主义旗帜，认为自然是自然演化的成果，并非来自神祇的意志，反对神秘主义和自然崇拜；另一手高举“文艺复兴全盛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大旗，认为人的智能本身就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这让人类有资格置身于生物界之上，去干预它，“去有意识地增加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世界的）磨难，进一步推动具有生态价值的新物种的演化”。

在布克钦看来，深层生态学用一种虚假的激进性削弱了生态学应有的社会批判锋芒，它因为对人口控制的执迷而落入了马尔萨斯主义的陷阱，被用来支持对贫弱者的残酷。布克钦当时就给深层生态学戴上了“生态法西斯”的帽子。

布克钦自己的“社会生态学”吸收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主张建立一种去中心化、非科层制、提倡地方自治与互助的社会，布克钦认为唯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应对生态危机。这套思想被称作“自由地方自治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或“社群主义”（communalism），它在现实中被付诸实践。

新世纪初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1947～）在土耳其监狱中读到布克钦的著作，深受影响。他把库工党纲领从原先的马列主义转型为“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不仅把寻求建立库尔德民族国家的目标改为追求地方自治，而且试图在其中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直接民主，以及一个世俗的、性别和民族平等的、保护生态系统的社会。其生态成就或尚且有待证明，但是在2012年以来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村社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这种组织形式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网上广为传播的着迷彩服、扎大粗辫、扛枪打ISIS的库尔德女民兵就是来自那里。

不过，深层生态主义者并不接受布克钦的批评，更不接受“生态法西斯”的帽子。他们认为，平等的社会无疑是好的 ，但是它对自然依然是剥削性的，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其中一个叫做“左翼生物中心主义”（Left  Biocentrism）的阵营反对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关注社会公正，支持财富的再分配，但同时也不认为人凌驾于生物界之上，主张人类社会开展一场“内在变革”，使之能够把各物种的利益放在一己私利之上。这让人想起在本世纪之初南美一批左翼政府上台，试图利用国内油气、矿产资源来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原住民的利益，但是其采掘导致环境破坏和原住民背井离乡，政府还对抗议者实施迫害。这让原住民开始采用“帕查妈妈”（Pachamama，意为大地母亲）神话来强调自然界的权利并开展组织动员，与左翼政府的“采掘主义”斗争。

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人文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究竟谁更能引发富有意义的文化变革和政治行动？这个争论恐怕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出不同的答案。而我们正在面对前人从未面对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愈演愈烈，人类可能只剩十几年来控制它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影响。同样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球还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100万种动植物正处在灭绝的边缘，而这又与气候变化互相加强，形成一个恐怖的恶性循环。面对这些，国家政府却普遍出奇缺乏政治意愿去积极应对，甚至干脆否认危机的存在。

在刚刚过去的欧盟选举中，气候危机的严峻形势和年轻选民的政治觉醒让欧洲绿党而获得重大胜利，进入政治主流。这是个好消息，不过也有一个坏消息——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在这场选举中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士气高昂。这就是世界面临的双重危机——生态灾难与仇恨政治的卷土重来——因此需要双重警醒的政治生态学。它需要既能为应对生态灾难提供思想能量与知识工具，同时从生态法西斯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仅为了避免自己重蹈覆辙，也是为了积极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回潮。

生机勃勃的新的生态政治正在涌现。从进步政治家及其选民试图以强力国家干预来实现能源转型与经济公平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s），到公民因为对议会和选举政治回应生态危机的能力深感幻灭而诉诸非暴力抗争与直接民主的“灭绝起义”（Extinction Rebellion），再到孩子们向成年人要求可指望的未来的“气候罢课”。更成熟、更深刻、更能回应当今常常令人困惑的现实的生态思想，或许就将从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