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卜天︱《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①：寓意诠释及其瓦解

本文系作者2018年12月4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未名学者讲座”上所作的题为“《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的讲演，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整理录音，《上海书评》丁雄飞编辑改写，作者审定。全文分三部分发表，这是第一部分。

一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自然之书”是西方由来已久的一个隐喻；副标题是“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释经学”就是诠释《圣经》的一套学问。我想从这么一个具体的显得有些狭窄的视角切入，谈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因为科学与宗教是中国人了解最少、误解最深的领域之一。

我们现在大学里常讲科学与人文是分裂的。设立通识课程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沟通科学与人文，但很少有人思考这二者是怎么分裂的，为什么分裂。英国学者斯诺1956年作了一个叫“两种文化”的著名讲演，他认为，

整个西方社会的思想生活越来越分裂成两极的群体。一极是文人（literary intellectuals），……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互相存有偏见。他们的态度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即使在情感层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处。

《两种文化》的初版本

如果把“文人”理解成讨论语词和文本的学者，把“科学家”理解成关注物的学者，那么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就类似于“词”与“物”的关系，进而又可以理解成“《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的关系。这两本书分别对应于“神的道”（Word of God）和“神的作品”（Work of God），换言之，《圣经》是神说的话，自然之书是神做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便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追溯到这两本书的关系。

我下面讲的内容，概括地说，大致有三点。第一，中世纪的释经学将《圣经》诠释与自然诠释紧密地联系一起。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联系在现代早期渐渐解体了，从而使一种新的自然诠释成为可能。第二，新教改革家强调对《圣经》的文本做字面解读，本意并不是为了推动科学发展，却不经意间促进了从科学上解读世界的新程序，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兴起。所谓从科学上解读世界，就是从字面意义上解读世界，把世界当成一个文本来解读。第三，《圣经》中关于“统治地球”的命令，被理解成用技术控制自然的命令，这也是对“统治地球”这样的字句做字面解读。

二

自然之书的隐喻在《圣经》中有其基础，首先是在《创世记》（1：14）里：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天上的光体不仅服务于实用目的，而且还充当着永恒真理的“标记”（signs），自然物就是指引着更高真理的记号。在《罗马书》（1：20）中，保罗说：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这表明，神不可见的能力和性质可以通过可见的造物来认识。自然就像一本书，上面有很多记号指引着更高的东西。

寓意诠释最有名的人物是奥利金（Origen，约185-约254），在他之前也有亚历山大的菲洛等先驱。奥利金是希腊教父，亚历山大人，他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诠释学。我们现在说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专指对文本的诠释，但奥利金的诠释既适用于文本，又适用于自然物。奥利金在《〈雅歌〉评注》中说：

造物主将关于看不见的天上事物的教导和知识置于一些事物之中，经由这些事物，人可以通达灵性的理解，寻求天上事物的根由。

奥利金

按照《创世记》的说法，太阳、月亮、众星是在第四天才造的，那没有日月，前三天怎么理解呢？奥利金认为从字面上理解这样的话是说不通的，这就暗示着必须要做非字面的诠释，即寓意诠释。《创世记》中的创世记述主要不是一种宇宙起源论，不能把其中说的七天视作物理意义、日常意义上的七天，读者须透过字面含义看出更深的神学含义。按照奥利金的说法，《圣经》有三种意义，字面意义、道德意义和寓意意义，分别对应着《圣经》的“体”“魂”“灵”，犹如人的身、心、灵一样。后来，奥古斯丁（354-430）又将奥利金的三种诠释层次扩展为四种，分别称为字面意义、寓意意义（allegoria）、类比意义（analogia）和神秘意义，而类比意义就相当于道德意义。据此，神学家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说，“耶路撒冷”这个词在字面意义上指犹太人的城市，在道德意义上是人的灵魂，在神秘意义上是神的天国，在寓意意义上是基督的教会。

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理》（De doctrina Christiana）常被视为第一本符号学著作。他在这本书里解释了如何通过寓意诠释将《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联系起来：

在对《圣经》的字面解读中，一个词指涉一个物；而在寓意解读中，一个物指涉其他物。

也就是说，一个词通过字面意义指向一个物，而这个物本身又指向其他很多物。所以寓意诠释首先不是一种文学手法，而是一套把读者从《圣经》的字面语词引向自然世界，把《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紧密绑定的程序。《圣经》之所以存在不同层次的含义，并不是因为词的意义不明（一个词指向它的字面含义，指向一个物是非常明确的），而是因为词所指涉的物有多重含义：字面意义见于词的含义，寓意则见于物的各种含义。换言之，寓意是一种理解物而不是理解词的方式。如果寓意诠释系统被废除，将会引发对于自然物理解方式的巨大变化。

普遍的诠释学还为《圣经》里从字面上看似乎没有意义的段落带来了意义。对于物理世界，比如动植物，其字面意义是作为食物或衣物，满足人的身体需求，但一些食肉动物、寄生虫和害虫的存在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这就需要诉诸寓意诠释。比如教父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就说，鸟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榜样”，鱼是“我们劣行的样板”，葡萄树是“我们生活的指导”（《创世六日》[Hexameron]）。因为《马太福音》里耶稣经常称自己为葡萄树，所以看到《圣经》里面谈及“葡萄树”这个词就不能只理解成自然界中具体的葡萄树，而是生活的一种指导。

可以说，释经学这套距离我们两千年左右的、遥远的基督教学问，作为理解自然万物的方式，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假想一下，如果你忘掉自己所学的全部知识，置身于自然界，面对眼前的山川树木河流，你会怎么对它们发问，理解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诠释学的任务。佛教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其实也是寓意诠释的一套东西。按照寓意诠释，物理世界本身由一系列标记和象征组成，它们的所指超越了物理世界。于是，对于这样一个世界，首先既不能作因果解释，也不能作物质上的开发利用，而是需要解读和沉思。在这个意义上，寓意诠释和古人所推崇的、与行动生活相对的沉思生活息息相关。纯粹的对自然物的观察和关心总是被低估，因为物理世界里寻不到神。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科学的好奇心不过是诱惑，是目欲——眼睛的欲望和理智的欲望。《忏悔录》有言，“人们晓得去赞美高山的顶，大海的浪，江河的洪流，浩浩无垠的海滩，千万星辰的运行，却独独遗弃了自己”。我想，这话未尝不是对当今盛行的科学主义的解毒剂。

当自然被比喻成一本书时，诠释《圣经》的方法就可以用来诠释自然之书。奥古斯丁指出，《使徒行传》《腓立比书》《马太福音》等篇看似分散各处，但串联其中的句子段落，便有助于诠释《创世记》里的“天上要有光体”。因此《圣经》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文本，一个连贯的整体：要理解某一段经文，就要通晓整部《圣经》（就此而言，释经是一门拒绝普通人的高深学问）。而既然一段经文承载着整部《圣经》的含义，单个自然物也可以被视为整个物质世界的反映。这种联系所依据的模型是“大宇宙-小宇宙”，它构成了中世纪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和自然魔法的基础。人是最典型的小宇宙，是万事万物的微观体现，人体和天地之间有各种各样隐秘的联系。这是“天人合一”理论的西方版本。由天人之间的这种平行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诠释与自然之书诠释之间的平行关系。

三

中世纪的寓意世界观在现代渐渐消亡了，最直接的原因是新教改革诠释文本的新方法。十六世纪初，新教改革家开始系统地拆除中世纪释经学的宏伟大厦，他们提出了“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口号。这个座右铭呼应了人文主义“回到本源”（ad fontes）的呐喊——回到原始文献，改革《圣经》文本，重申字面意义或历史意义的优先性，把字面意义和历史意义等同起来。新教改革家认为，《圣经》的含义已经遭到“天主教致命而异端的注解”败坏，必须采用人文主义先进的语文学方法对《圣经》文本作历史校勘，清除天主教徒的篡改和讹译。

在新教看来，重要的是《圣经》原作者的所写所想，而非后世评注者关于文本的看法。中世纪作为学校教科书的《圣经》，是所谓《标准注解》（Glossa Ordinaria）。这个拉丁文译本不仅排印了《圣经》作者的原话，还把教父和博士们的注解排印在周围，实际上导致原文与其诠释史无法被区分。在天主教看来，《圣经》文本和后代诠释是同等重要的。1513年8月，路德做《诗篇》讲座时，让印刷作坊准备了一部没有注解的《诗篇》文本。路德说，“没有任何注解的《圣经》是太阳，它照亮了所有教师，而不是相反”。一些学者称这是“从古代诠释学过渡到现代诠释学的象征性时刻”。

路德、加尔文等主要的宗教改革家都明确偏爱《圣经》的字面意义，而对寓意持怀疑态度。路德说，字面意义“是最高、最好、最强大的意义，是《圣经》的整个实质和基础”，经文应当“尽可能以其最简单的含义”来诠释，寓意是给“虚弱的心灵”准备的。凭什么说鱼是人们劣行的样板？为什么把葡萄树当作生活的指导？新教强调人可以直接面对《圣经》文本，所以文本的含义必须是清晰明确的，而所谓明确的含义主要就应该是字面含义，路德和加尔文都批评奥利金把自己的臆想强加于《圣经》。

既然寓意是关于自然物的，否认寓意就意味着自然物失去了象征或指称的能力（只有词才能指称），失去了含义——不仅自然物如此，人工物亦然。痴迷人工物很容易沦为迷信和偶像崇拜。在新教看来，天主教做弥撒时用的道具、穿的衣物根本没有象征意味，新教的礼拜仪式把焦点从视觉象征转向了语词，集中于阅读和解释经文。同样，比较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堂，不难发现，前者的教堂往往比较朴素，重心是讲经台和布道台，而不像后者那样，是传统的祭坛。天主教的圣礼或圣事有七种，新教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礼两种，甚至连圣餐也简化为一种纪念餐，主要是追忆耶稣和门徒当年的生平事迹，象征意味大大削弱了。加尔文说，通过“聆听”语词，信仰便会在基督徒的灵魂中产生，他强调是语词和听觉，而不是图像和视觉。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因此说，此时“欧洲从一种图像文化决定性地转变为了一种文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