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堕胎法案”背后的女性焦虑

5月15日，阿拉巴马州女州长、共和党政治家凯·伊弗签署了全美最苛刻的禁止堕胎法，表示“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是上帝神圣的赐予”。该法规定，只有在孕妇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以及胚胎已经死亡的情况才允许堕胎。医生如果违反禁令帮助孕妇堕胎，将被处以长期监禁。

在此之前，乔治亚州、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都通过了所谓的“心跳”堕胎法，禁止对怀孕6周以上的胎儿堕胎，而此时，女性通常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就赋予了堕胎行为合法性。但直到去年5月22日，BBC发表专题文章《合法45年了，堕胎议题还在撕裂美国社会肌理》。堕胎议题被长期讨论的背后不仅是女性选择权与个体生命权之间的较量，甚至被裹挟在政治利益之中，成为党派间相互博弈的砝码。

但是，对于单身女性而言，阿拉巴马州严苛的反堕胎法案势必引起更大的焦虑与愤怒，在这之前她们就一直被提醒：年龄增加正在影响生育能力。生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女性生育的时限得以扩展，反堕胎法案的出现却在缩减女性的选择，让她们很有可能在没有做好准备时就成为母亲，而政府也未必为母亲和孩子做好了这个准备。

1.“条件性不育”：经济负担与单身生活

据估计，在40至44岁没有孩子的女性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并不是自己选择不要孩子，而是没法选择。

梅兰妮·诺特金（Melanie Notkin）在她的《生活在他处》（Otherhood）一书中讲述了她所称的“条件性不育”，她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单相思”。对于像诺特金这样的女性来说，没有孩子不是自己的决定，也绝不是她们想要的生活。“我们没有伴侣所以没有孩子，但总是有人误解我们，以为我们不要孩子是自己的选择，这样的误解令我们更加伤心。”她这样写道。诺特金说，渴望有孩子而自己没有孩子的女性，她们“有许多孩子”：“我们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孩子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我们的侄子侄女，我们朋友的孩子”。

克里斯蒂娜在俾斯麦领导一个女童子军。她在写求职信时说，“女人没有孩子似乎有点奇怪”。但是克里斯蒂娜喜欢孩子，她还说，“我想，让这些女孩们看到一个35岁的女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事业成功，这是很重要的”。领导女童子军对她而言“是融入孩子生活的一个途径，也许我也可以练练怎么为人父母”。

有些女性没有孩子既不是自己的选择，也不是因为什么偶然的原因，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些复杂原因导致她们无法生育。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喜欢别人的孩子并不总能产生满足感。这些女性并非没有考虑过单独要孩子，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不考虑几乎是不可能的。

华盛顿的那位小说家艾略特有一个女性朋友，38岁仍然没有和任何男性交往，心情非常焦虑。艾略特写到她们之间有过一段对话，“她一直想要孩子，一直想结婚建立家庭，但是她算了一下，感觉（一个人抚养一个孩子）绝无可能。她是老师，每个月的收入只够勉强维生”。

艾略特搬到华盛顿离她的两个侄女更近一些。她说，她搬家的部分原因是接受了将来自己不会要孩子的事实，从经济和情感上来说，“我一个人抚养孩子负担太重了，我并不是那种有了孩子就认为生活完美的人，所以要接受没有孩子的事实，比接受单身生活更加容易”。

艾略特说在她35岁左右的时候特别想生孩子，后来她就写了一本书。“我现在不再有那种渴望也是因为我创造了另一样东西，我的创造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艾略特在开始写第二本书了，她说，“也许我的生活本来就该这样，我非常幸运，在写作方面有如此广阔的精神空间”。

2.媒体的“生育宣传”

多黛·斯特尔特39岁的时候在Jezebel网站上写到她在发现自己将终生无子时感到的犹豫、彷徨和恐惧：“随着朋友和同事一个个结婚生子，有时候感觉我就像晚会上落单的人，别的人都回家了，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斯图尔特写到娱乐媒体如何向女性发起“生育宣传”的攻势，说哪个名人怀孕啦，产后如何减肥啦。她还写到时下有关女演员詹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的空瘪子宫的报道。在报道里，“（安妮斯顿）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故事里的一个角色，一个笑容满面、健康快乐的女子，但显然她在内心深处却因未婚没有孩子而暗自伤心”。斯图尔特说这个故事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如果你没有遵照预期去配偶、交配和繁殖，那么你就是不对的，而且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斯图尔特接着还说，若是在理想世界，“这甚至不是个问题，大家各行其是，各得其所，一切安好……然而这个世界却充满了矛盾：你一定要有所成就，要努力奋斗，要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而一旦奋斗成功，你又要被人指责为什么没有孩子”。

斯图尔特怀疑，也许我们“不该将自己想象成晚会上落单的人，而是要看得更远，无需对生育之事小题大做。我们要承认，在藩篱的另一边，我们有足够的爱，有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晚睡晚起，可以旅游购物，可以享受欢愉，可以放纵自己，可以体味成功……即使我最后留在这个晚会上而没有中途转场，那也仍然是个晚会；即使我们得不到别人的赞美，我们也可以自己赞美自己”。

的确如此，即使是因没有孩子而伤心落寞的人，也会收获其他意外的回报。

电视评论员南希·吉尔斯说，她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女儿。38岁那年她母亲去世，“我母亲过世后，我在街上看到人家母女在一起我就会非常伤心，”她说。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的两个妹妹都已结婚有了孩子。“孩子是她们的依靠—早上要起来，让孩子们准备好去上学。她们有家庭需要全心照顾，而我却是漂浮不定的，我非常孤单。”但是，也因为母亲去世了，吉尔斯反倒和她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这是她的姐妹们无法做到的。她和父亲之间重新建立了更好的关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爸爸的宝贝女儿！”她这样对治疗师说。“和父亲重新建立联系，感受到他特别的爱，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只是晚了一些。”

吉尔斯说，她绝对无法想象自己一个人要孩子。

3.有限的生育机会与难以持久的爱情

但还是有许多女性选择自己一个人要孩子。

帕梅拉（Pamela）是城市学院大四的学生，24岁。她在17岁的时候意外怀孕，“我感到很委屈，”她说，“长辈们都来问我有什么打算，孩子的父亲是谁，我是不是要和他结婚”。她当时确实有个男朋友，许多人都催着她结婚，但是她不觉得婚后会有什么改变。“即使结了婚我也不会把他绑住，”她说，“所以结不结婚都一样。”她回过头来想，很庆幸自己没有仓促地结婚。

帕梅拉认为，女人在决定是否当单身母亲的时候，要认真地考虑她留下孩子的理由，不管当时她有没有伴侣。“不要有了孩子还在经济上依赖别人，”她说，“你要有维持生活的能力，哪怕那个人跑了，哪怕孩子的父亲不能帮你，你也不怕。我并不认为结婚是有时间规定的，也不认为结婚是必须的。”

但是她又说，这个社会谴责女人没有孩子，然后又为她们设下层层复杂的陷阱。“18岁到22岁，他们说你还不具备生孩子的条件，因为你还在上学，这时候有了孩子日子会非常难过。是的，每一天都非常难过。可是再晚一些吧，我可能就有了事业，我需要全心投入我的事业。那么，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生孩子呢？什么时候可以生孩子呢？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在这个时间框架里大家都应该设法生孩子。”

单身母亲独立抚养孩子在低收入社区中是个常态，这是因为早婚现象在低收入社区基本上已经消失，而生育孩子可以让女性找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未婚生育作为一条可选之路对于成功女性来说也日益被接受。那些确定想要孩子，并认为自己有能力要孩子的单身女性，哪怕只是想到自己有可能单独要孩子，也会感到极大的解放。

在我即将跨入30岁的时候，我已单身多年，身上的纤维瘤也变大了，我将不得不接受切除手术。我知道，从术后到肿瘤复发前我有一个时间窗口可以受孕，也就是说，我有一个有限的怀孕机会，然而我认为可以持久的爱情却迟迟没有出现。

于是30岁的我定下一个计划，决定要将我在三年前离开妇科诊所时的那个心情做一个了结：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又能怎么办呢？

我的计划是独立生育孩子。父母说过会帮助我，我自己也会存钱开始准备，在我快到34岁的时候我去做手术，同时留意机会到35岁的时候怀孕，通过精子捐助人，或我的某个男性朋友来帮助我。我还和一位女性朋友讨论过是否有可能两个人搬到相邻的住处，互相照顾孩子和饮食起居，彼此有个照应。

一旦有了这个打算我心里就感到无比的轻松。并不是说我很想这样，相反，我非常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形，非常希望到了约定的时间那个对的人就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现在我非常开心，因为我无需被动地等待这个可以和我共建家庭的人的出现。寻找伴侣和生育孩子可以单独考虑，哪怕只是想想也会让人感到轻松。

我这个单身人士所订的计划表，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伴侣的出现则在我意料之外。我32岁的时候恋爱了，33岁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35岁生下第一个孩子，39岁生下了第二个。不管从时机上还是从情感上来说，我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幸运之神眷顾，我的生活会变成怎样。我并不自夸我有做单身母亲所需的勇气，但是我相信，正是我有当单身母亲的想法，才使我在前进的路上充满能量，充满乐观。

35岁的克里斯蒂娜在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工作，也有和我同样的想法。她的父亲给她推荐了一篇关于生育并非一定要结婚的文章，在他的鼓励下，她抛弃结婚的想法，打算先要孩子。最近她在俾斯麦重新找了一名妇科医生。“我很害怕，我都35岁了，我非常想要孩子。”克里斯蒂娜身上的节育环将会在她40岁不到的时候失去效用，医生说她不一定要放置新环，言下之意就是说，她40岁不到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听完医生的话她紧张极了。

但是令她吃惊的是，这位北达科他州的医生说：“你想要孩子？那就要吧，克里斯蒂娜！”没想到这位医生是在上学、仍然单身的时候要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克里斯蒂娜说现在她的新年计划是“为36岁的到来做好准备，我要照顾好自己，以便生孩子，我在服用产前维生素，现在我的指甲、头发都很健康”。

4.从单身女性到单身母亲：基于美国家庭和种族观念的身份歧视

法律教授帕特丽夏·威廉姆斯曾经有过一段情感关系，当时她“非常希望配合生物钟生下孩子，但是什么也没发生”。40岁的时候他们分手了，她说那个时候她真的是“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问自己：我要放弃生育孩子的想法吗？”但是她说幸运的是，她“有成功的事业，有通情达理的父母，他们的意思是，我不一定要和男人结婚也有能力要孩子”。

威廉姆斯一直认为，家庭和种族是社会建构的基石，但体外受精的高昂费用让她望而却步，而且对于“女人有了孩子才完整”的观念，她也总是谨慎看待。同时威廉姆斯还关注“非传统家庭模式、部族模式、收养家庭模式、亲缘模式；即我们现在这种非常计量化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可替代的模式”。

威廉姆斯说，就在她40岁生日到来之际，“大部分人都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确实是在分手的那会儿才深切地感到我不需要男人也有能力抚养孩子”。

后来威廉姆斯领养了一个儿子。

她感觉自从领养了儿子，人们对她的看法立刻就改变了。她说，在这之前“我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黑人女子，事业上奋进，是黑人族裔的榜样”。一旦领养了孩子“我就成了单身黑人妈妈”。她说起在儿子只有五周的时候，她出席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基督教联盟的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分在一个讨论小组，里德对她进行了发难。威廉姆斯难过地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单独领养孩子，不只是拉尔夫·里德，我家里也有人这样想”。威廉姆斯说，在纽约私立学校的体制里，“就因为我是单身母亲，人们就断定我是谁的保姆，是东家慷慨解囊供我儿子上学的”。

她说，还有别的说法是，“我是特雷莎嬷嬷，这个孩子今后难有出息，这比单身黑人妈妈之类的话更让我讨厌。我讨厌有人说他是个被遗弃的灵魂，他很健康很漂亮呀。我讨厌人家说什么要感恩，因为我把他从贫民窟里捡回来。他的生身父母是大学生，但人们就认定他父母是吸毒的”。

然而，当上单身母亲往往不是一个人有意识计划和考虑的结果。

蕾蒂莎·马雷罗（Letisha Marrero）35岁的时候，和异地男友在分手之际的最后一次风流后怀孕了。“那个时候，我更想成为一名母亲，而不是一名妻子，”她说，“那是我人生的目标。怀孕以后，我之前的忧郁心情和所有的不愉快，全都烟消云散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从未像怀孕这段时间那样爱我自己。我是自然分娩的，因为我知道以后我不大有机会再次自然分娩，我还想尽可能延长母乳喂养的时间。”

蕾蒂莎怀孕期间是《明星》杂志（Star）的文字编辑，产假期间她拿平时一半的薪水，但是等到产假结束回去上班的时候，现实的问题迎面袭来—每天十五小时的工作时间，没有伴侣，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宝宝。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后来又因为无法协调育儿和工作的时间，先后失去了三四个工作机会。孩子的父亲并没有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但是他不在纽约，一年只能过来看望她们几次，而且，他的经济也不宽裕。蕾蒂莎数次搬家，租住的公寓一个比一个便宜，社区条件一个不如一个，最近她搬去了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弗吉尼亚州。

经历了这一切后，蕾蒂莎说：“我要找到生活的出路，为了这个小女孩能过上好的生活。她从来不知道我的银行存款是35美元还是3500美元。”

【相关图书】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

丽贝卡·特雷斯特 著

这是一部关于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作者特雷斯特聚焦这一群体，从近百个原始访谈中选取了约三十位女性的故事。当中有叱咤职场的女强人，有兼两份零工的单亲妈妈，有敢爱敢恨的女大学生。尽管她们的肤色、族裔多样，生活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但这些单身女性积极争取自身权益（选举权、堕胎权益），影响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单身女性正在这个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是时候开启一个“单身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