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陈垣早年的两件尴尬事

之一

我的同事和朋友邓琼偶尔下载到一篇有关陈垣早年事迹的旧文，转给我看，说是“十分有趣”，一检之下，果然有亮点。

陈垣与刘乃和合影（见《励耘承学录》扉页）

作者是刘乃和。刘女士跟陈垣有着“不得不说的故事”，她写的文章自不可轻。此文主要写陈垣考取秀才的事，但结尾处又加了一笔，说他1903年参加过顺天乡试（庚子、辛丑并科），并考取了举人——“但这次却是替别人考的”。随后解释：

因为这时他已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开会、宣传、办报、交通等等，处处需钱，而经费缺乏，于是接受了陈氏本家某人的请求，替此人去考试，说明如果考中，可以送几百两银子，这是一笔不小的款子。陈垣和同志商量，说“我如果去考试，顺手就可得个举人”。因为他对八股文，这时已可以随心所欲，想考取就能考中。为了当时革命工作需款，决定他再参加一次科考，结果替别人取得一个举人。他这次“义举”，得到一笔革命经费，这就是他为反清活动而参加的一次清朝的科举考试，这是对清朝人〈的？〉极大讽刺，同时也得到同志们的极大赞扬，对反清活动做出贡献。（《陈垣参加科举考试》，《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

说穿了，就是陈垣曾在考试时作弊，替人当枪手。

好吧，我也在读大学时作过弊（只是抄别人，没能力帮别人），我很推崇的诗人温庭筠更是枪手之王，在这一点上，我对陈老绝无“厚非”。在旧制度而言，科举作弊是重罪，但我们今天不必理会。只是，要不要把作弊说得那么高大上啊？我作弊只是作弊，您作弊就是“得到一笔革命经费”“对反清活动做出贡献”，差别这么大？

不过，这下我对此事就来了兴趣。乃查检手头几种陈垣年谱，发现问题并不复杂，就此文来说，刘女士显然伪造了陈先生的光荣历史。

据王明泽《陈垣事迹著作编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乃和稍后又写过一篇《立志耕耘，追求真理》（《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提到代考的事，称其所得款项用作了“农工商会”的筹备资金。

可是，照刘乃和《陈垣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年版），这个陈垣参与筹办的“农工商会”，目标不过是“宣传社会改良”。这就算参加反清革命活动了吗？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此。《陈垣年谱》《陈垣年谱配图长编》都提供了一个“陈垣回忆”名义的文本：

这次考试曾有一广东同乡甄某请代考，因自己作文较快，便应允了。考试时，自己作两篇文章，给甄某一篇。公榜结果，自己未中，而同乡甄某却得中第62名顺天府举人。得甄某酬金3000元，将历年从家中支出的钱全部还清。父亲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自己未中，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合当时品味，越用心越南辕北辙。代别人作文，不下功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注明出自刘乃和日记手稿）

此文本与《陈垣参加科举考试》一文的说法颇有不合：此谓代考事在1901年，而非1903年；此谓陈垣自己参加考试，同时为旁人代笔，而非专门代考；此谓帮同乡甄某代考，而非本家某氏；此谓所得“酬金3000元”，而非几百两银子。但就情理而论，两种文本所指，应该还是同一事，否则他岂不成了专业枪手？这是难以想象的。而两相对照，显然这个来自刘乃和日记的文本才是老实的记录。易言之，陈垣作弊代考，只是顺带为自己挣一笔外快，绝不是为了“得到一笔革命经费”而专门去替人考试。刘乃和那篇文章制造了一个相当低级的神话。

刘乃和替陈老设计的这个挣“革命经费”的说辞，让我想起了黄裳先生。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黄裳曾用过至少六个笔名在沦陷区刊物《古今》写掌故文字。此事他一直回避，有关文章也深埋不露，直到晚年才编入《来燕榭集外文钞》，并在后记里说明：当时珍珠港事件发生，日伪势力进入上海租界，他就读的交通大学前途难测，想改去大后方的交通大学续学，正需旅费。这时周劭（黎庵）正筹办刊物，“稿费从优，并极力要我多写。在那种环境下要办一种刊物，其背景不问可知。……他当然不肯说出其中奥秘，但我明白，这样的朋友是惹不起的，但又躲不开。这时，我曾写过电影剧本，托柯灵卖给他工作所在的金星电影公司；写过小说，也托他向平襟亚兜售，柯灵是我熟识于文化圈惟一可信托的朋友，但都不成。实在走投无路了，这时周黎厂正逼稿甚紧，当时年少气盛，不免有点狂，气闷之余，就想如能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于是下了卖稿的决心”（《我的集外文》，《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过去我已说过，在沦陷区刊物发表过作品者甚多，包括叶恭绰、章士钊、夏承焘、钱锺书一众名流，杨绛的剧本其实也是在沦陷区公演的，张爱玲、苏青就更不必说了。而黄裳此举，性质大同小异。此皆属于“纯学术”或“纯文学”，无碍于国家民族大义，不必上纲上线。但挣稿费就挣稿费呗，用得着说“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吗？当自己是“潜伏”，还要来一出将计就计啊？

这个“逃亡经费”之说，跟“革命经费”正是不约而同的曲辩，都属一种迎合革命修辞的想象与自我想象。

此外，刘乃和那篇文章还说陈垣“对八股文，这时已可以随心所欲，想考取就能考中”，也是替他吹牛。事实是，陈垣这次顺天府乡试未中，次年再参加开封乡试，仍未中，这才放弃了科举一途。

还要说明，将陈垣这次考试系于1901年或1903年，皆不确。据友人肖彤提示并提供《清代硃卷集成》电子本，检其目录，顺天府“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是在1902年“补行”的。肖彤另查《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该年中举者的记录有：“甄德傅，广东新宁县（按：今台山市）人，监生。六十二名。”（第十五册《选举表》卷十“举人六”）这就跟陈垣后一个回忆文本完全吻合了。

之二

陈垣平生最尴尬的事，也关涉“经费”问题。我说的，当然是1923年著名的“曹锟贿选”事件。

是年直系军阀曹锟通过重金收买议员，当上了民国总统，人称“猪仔总统”，而陈垣时为众议院议员，是为“猪仔议员”。关于此事，《陈垣年谱》《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引录了同一份“陈垣回忆”：

议员规定的有薪金，而由于连年战争，已多年未发。忽然有一次发了一张支票，说是补发历年欠薪的，就收了下来。而过了些时候，就强迫收到款的人选举。选举后，社会舆论大哗，才知是贿选，国会和议员都被人咒骂。（据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1958年《材料汇报》）

这一自辩，我早就注意到，过去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陈垣部分已明确表示否定。“贿选”前后之怪现状，上下瞩目，南北交争，陈垣身处政治与舆论的中心，哪有不知的道理？若说那笔巨款是“补发工资”，那至多只能让议员尽其选举的责任，无关乎选举的对象，用不着非得投票给曹锟——而陈垣于此未作辩解，就情理言，他投了曹锟一票的嫌疑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自辩文本，近些年始公布，是陈垣1952年的一份检讨，开头说：

一九二三年的曹锟贿选案，我是参加的。曹锟要做总统，因为旧国会议员欠薪，他就利用补发欠薪的名义，凡参预选举就在出席时交给你五千元支票一张。

不出席的除非出京，不然，就有警察督促。无勇气离开北京的，就要出席。出席的得钱，不出席的得祸。

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材料靠公共图书馆之外，总要自己多备一些书。当时因为有书数百箱，舍不得离开北京，就同后来抗战时不肯离开北京一样，都系这几百箱书累了我。

又自己想，这是补发欠薪，受之何愧。且这是集体数百人的事情，又抱着“耻独为君子”的思想，谁知这样就上了大当。（《检讨卅年前曹锟贿选事》，《陈垣全集》第二十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个文本，较前者近于事理，但仍嫌遮掩，依然缺乏说服力。

陈垣确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但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做官的人，哪里会不懂“补发欠薪”的把戏？贿款总要找点名义的，难道会用“贿款”的名义双手奉上？由于藏书问题不愿离京，倒是一个可信的重要理由，但不离京，不得不参加选举，是不是就非得收受贿款呢？

因为陈垣这一公案，我对“贿选”问题稍稍有所留意。

刘楚湘系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也是坚决反对“贿选”者，其《癸亥政变纪略》是揭露“贿选”的实录，辑录一手资料甚多。他在《绪言》里称“今次贿选，武夫窃国，贪夫鬻身，秽德腥闻，腾播宇内”，第廿七节“贿选公行”、第廿九节“贿选告成”，都直接摘录了北京各报的大量公开报道，足见事件在社会上的暴露程度，何曾如陈垣所说，是在“选举后”才“社会舆论大哗”的呢？

《癸亥政变纪略》附有“北京贿选投票名单”与“移沪国会议员名单”；以后寓台史家沈云龙稍加董理，又拟名为“贿选议员题名录”和“津沪议员反对贿选之列名”（《曹锟贿选与“猪仔议员”》，《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续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后者之中，在政学界有名望者略有：张继、章士钊、潘大道、杨永泰、马君武、冯自由、刘恩格、孟森、张相文（史学家张星烺之父）、褚辅成、刘景晨（史学家刘节之父）、田桐、邹鲁、汤用彬、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此济济多士，陈援庵岂皆不与闻乎？

还有一位邵瑞彭，不在离京议员之列，但其事迹却更为轰动。他将五千银元的贿选支票拍照后寄予北京各报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起诉讼（《癸亥政变纪略》廿八“贿选铁证”），故直至晚近，钱仲联在论诗时犹称许他“一纸讨曹，声振九阍”（《南社吟坛点将录》，《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事陈议员还能不知道？

手头还有本方惠芳的《曹锟贿选之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1983年版），则是探讨“贿选”的专著，以报刊材料为主，梳理了“贿选”的政治背景和过程，态度甚平实。其结论说：“在曹锟贿选整个事件的发展中（民国十二年六月至十月），表面看来，全国上下，不论政、军、工、商、学界，莫不极度关心总统选举的合法性、国会体系制宪之程序与自由、以及立法角色（国会议员）的品格能力等有关民主宪政之重大问题……”可见事件关系之重，影响之广。又说：“曹锟贿选被称为‘丑剧’、‘闹剧’，当时国会议员称为‘猪仔议员’，连曹锟宪法也有‘秽宪’之名。十二年之选举、制宪等相关人事，皆因金钱诱贿的牵扯而为世人冠以骂名，遗臭数十载。然而曹锟、直系之行贿虽属实，尚有洛派居于事外；国会议员受贿者虽众，仍有约二百议员秉持正义，临贿不苟……”又可见洁身自好者尚多，议员绝非毫无选择的能力与自由。陈垣说“无勇气离开北京的，就要出席。出席的得钱，不出席的得祸”，恐怕是夸大了危险。

还有一种情形，是参与了选举而未受贿。如籍忠寅、徐傅霖都在投票名单内，但据说前者登报声明不受酬报，后者也是在未受贿的情况下参与投票（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文史资料精选》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那么，陈垣即使留在北京，本来也可以做籍忠寅、徐傅霖的。

总之，“补发欠薪”“上了大当”云云，殊无法自圆其说。陈垣既收了钱，也投了票，非如去者之不带走一片云彩，亦非如留者之出污泥而不染，自有亏于政治道德。

如此说来，不论是红颜知己的“革命经费”说，还是老陈自己的“补发欠薪”说，都属于粉饰形象之辞，近乎伪史的范畴了。

历史学家在做学问时，最痛恨伪造历史，然而历史学家也是凡夫俗子，事到临头，他们也可能为了一己之利益或名誉而伪造历史。这表明，为人毕竟是更难于为学的。

对伪造历史，历史学家自有明辨之责；那么，对历史学家的伪造历史，我们作为继者，当然也有明辨之责——即便不是以更为严厉的标准。

附录：举人甄德傅遗事

肖彤兄查出了凭陈垣代考而中举者名叫“甄德傅”，极为关键，足证陈垣回忆之可信，作为“陈垣研究”，本来已可了结。但我自然也会想，陈垣“牺牲自己”而造就的那位仁兄，后来怎样了呢？

小友宋希於在网上检索文史资料精熟无伦，我未及动手，他已大有斩获：近人陈鹏超《爱竹斋文钞》有序，末署“同年弟甄德傅祝三氏”（《爱竹斋全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辑，文海出版社出版），可知甄氏字祝三。再检“甄祝三”，又可知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任广东恩平县县长（郑泽民《民国时期恩平历任县长》，《恩平文史》第六期，政协广东恩平县委员会文史组1985年版）。

更有意思的是，希於又在孔夫子旧书网检得《甄祝三先生荣寿特刊》一种。此系仅见的冷门文献，标价甚昂，实亦无关于学术史。考虑到事涉史学大家，毕竟想其人的结局，犹豫之下，终购得之。

此刊封面题为《甄祝三先生九秩开五荣寿特辑》，民国元老于右任书迹，标明“民国48年出版”。略检内文，原来1949年之后，甄氏流寓香港，此年正值“九秩开五”，即八十五岁，新会三村乡同乡及甄氏同宗遂组织宴会为他祝寿，随后又征集诗文词联，辑为一编。此刊缺少一份甄氏生平事迹的介绍，但由诗文词联的片断，可知他大约原籍新宁县石海乡（1952年随三埠镇并入开平县），后应移居新会三村乡——我猜测，有可能他很早就迁往新会，所以才会找来自新会的陈垣做枪手吧？

此刊有于右任、陈诚、张道藩、张群等党国名流题字，但都是征集来的，他们大约只是给老人家一点面子，并无特殊关系。从事功来看，甄氏止于一县之长，在政界只是个小人物。刊后所附“自由文坛名作家”甄陶所拟的《甄孝廉祝三九秩开五荣寿徵文启》有云：“台山甄孝廉祝三先生，系出中山，声蜚服岭。幼承家学，争传宿慧之资；长治儒书，蚤抱澄清之愿。名登国学，捷骥足于北闱；誉满词坛，绍鸥盟于复社。……洎乎帝制已隳，国体维新。先生赞助共和，服膺民主；当轴尊崇耆旧，选任贤能。举八斗之才，予百里之篆。于是荣归粤峤，出宰恩平。琴堂赓弦歌之音，花县振词赋之藻。虽属牛刀小试，已窥鹏翮初张。无如城狐社鼠，窃据中原，武士横戈，文人侧目。先生隐迹凤头，保和珂里，因而兴办学校，筹练团军，以作育英才为心，以绥靖乡村是务。由是闾阎共赖，郡邑同称。振两袖之清风，树一方之硕望。继而身罹国难，抗战军兴，严夷夏之防，秉春秋之笔。动员武装，堵波寇氛，竭画荩谋，有足多者……”虽语焉不详，亦可略窥其一生行迹。

甄祝三手迹

为他祝寿而作的诗文词联，大都有旧文学的根柢，但酬应之作，难当大雅，无甚可述。惟甄秉钧有一首七绝：“丙申乙亥两忘年（翁诞于乙亥年，予生于丙申年），海宇澄清预兆先（传闻翁中举时，石海乡河水清澈见底云）。犹忆科场名显日，连登凫舄耀从前。”这是说，甄氏考中举人时，老家的河水都变清了，小小一举人，居然有“圣人出，黄河清”的架势！而一想到甄氏所以中举的底细，更不禁为之失笑了。

但话要说回来，他们这一次作弊，结果是李代桃僵，成就了甄德傅的举人名分，今日视之仍是一桩幸事。我们当然无法设想，如果反过来，中举的是陈垣，落榜的是甄德傅，两人日后的命运会是怎样的。但可以相信，这样落榜的陈垣，这样中举的甄德傅，就是他们最好的命运了！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陈垣挣到了一大笔“革命经费”，而是他最后成了近百年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反之，假使甄德傅未能中举，想必是没有机会做县长的。那么，他们是各得其所，堪称双赢了。更何况，若按刘乃和的说辞，陈垣既因代考而得了“革命经费”，而甄德傅后来也参与了辛亥革命，可算殊途同归，双双为反清大业作了贡献呢。

很久以前，看过据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记得那位西夏国君李元昊对反叛他的汉人降将说过一句话：“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绝不会是你！”甄德傅当然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但他毕竟在民国史的巨流中冒了一下泡，还能为陈垣增添一个注脚。

此问题事涉琐屑，无关紧要，但我却别有一点体会：由邓琼提供的那份近乎湮没的回忆文本开始，到肖彤检出“甄德傅”之名，再到宋希於发现“甄祝三”及有关文献，这一过程可谓治学之连环，也是治学之接力，而我始终是被动的，只是跟着他们的发现走。这具体而微地表明，做学问是“一连串事件”，学问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可以一个人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