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还是李鸿章：《西洋镜》配图之误

无论是百年前，还是近来兴起的“新史学”，大抵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基调，就是史料的不断扩充，新史料带来新视野、新问题，另一方面，新的视野和问题很可能会让以前为人忽视者，变成新史料，呈现在人们面前。当然，新史料的出现，不仅仅简单是量的增加，更包括史料形态的多样和史料来源的拓展，即史料形态不再局限于文字材料，而来源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国内收罗到了海外。近来反映中国近现代风貌的一套丛书《西洋镜》，便是其中之一。编辑者立意于收集散落海外，或是由西方人珍藏的，关于晚清民国的图像资料，分为不同主题，编辑成册，现今已出版十余种。

《西洋镜》系列的第十五辑：《海外史料看李鸿章》

前不久收到《西洋镜》系列的第十五辑：《海外史料看李鸿章》，共分上下两册。能在海外报刊资料中，收罗出两册资料，实属不易。当然，1896年李鸿章环球旅行的相关内容，占据了主要篇幅。当日出访欧美的李鸿章真可谓是全世界聚焦的人物，所到之处皆造成轰动效应，报刊记者更是如影随形。李鸿章在给其老幕僚吴汝纶的信中称：

各国接待情形及沿途行止，西报逐日记载，至为详尽，译布中夏者，不过十之二三。西人好名，所至之处，辄有报馆人执笔相随，朝夕不离，有如监史，即一言一笑之细，亦纤悉无遗。投老远行，供人描画，一何可笑。

这段话除了表明西方记者跑得快，跟得紧，环绕瞩目之外，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西方报纸的记载，翻译到中国的不过二三成而已。此处所谓“译布”者，大抵指日后集结出版的《节相壮游日录》《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之类。如今，《海外史料看李鸿章》的出版，正好与这些当年即译成中文者，相互印证、参考、补充，洵为善事。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李鸿章身边手下的材料，虽然一笔带过，但却颇值得重视。比如1889年美国记者等待李鸿章时，与罗丰禄的谈话，让人不禁怀疑年份有误，直到反复确认了“66岁”、哈里森总统和嫁女等时间信息后，方才肯定。因为罗丰禄与记者大谈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并说“相信适者生存说，而不是物种起源说”。此时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问世之前十年，而罗丰禄与严复是同乡加同在英国留学，关系非常密切。两人关于“天演”之说是否有交流和影响，严译背后有没有罗丰禄的因素，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考究的问题。

不过，本书也有一些问题和瑕疵。关于中法战争的部分，有两个地方，配图有误。第一处是在第31页，有两幅人物肖像，一中一西，页下的文字解释说：“左图是茹费理，右图是李鸿章”。当然，都错了。此页左图其实是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孤拔（Courbet）。众所周知，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即观音桥冲突，中法重新开战之后，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是中越边境的陆路，另一个则是孤拔所率领的法国海军，在中国闽、台、浙洋面侵扰的海路战场。孤拔带领的舰队，当时占尽优势，把控着制海权，在马尾海战中大胜，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不过法军也没有按计划能够占领台湾，孤拔也在战争期间死去。（关于孤拔的死亡，有受伤而死和病死两说，具体可以参见“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因何而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0647）

右图也不是李鸿章，而是当时的中国驻英法大臣曾纪泽。曾纪泽的名字，想必并不陌生，他是曾国藩之子，晚清著名的外交官员，光绪四年（1878）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

与之相类似的另一处错误出现在第35页，同样是两幅肖像，页下的文字说明是：“左宗棠与李鸿章，刊于（英国）《伦敦新闻画报》，1884年1月5日”。右侧的肖像是李鸿章无误，但左侧并不是左宗棠，也是曾纪泽。此处明言来自于英国的画报，通过检索可知，英报明确说这是曾侯爷（Marquis Tseng），故乃翻译错误。

其实不论是谈中法战争，还是谈中法战争时期的李鸿章，曾纪泽倒的确是绕不开的人物。中法自越南问题开始冲突周旋起，作为公使的曾纪泽便全程参与其间。曾纪泽的认识是，彼时的法国经历了普法战争的大败，已经衰弱了，故而中国应该在外交上更加强硬才是。然而，越南的局势却每况愈下，曾纪泽认为是因为清廷“示弱太甚”，所误者皆在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如若“早示刚严”的话，法国肯定“不敢轻于举发”。故而曾纪泽在法京巴黎，与法方交涉时，针锋相对，毫不示弱，与法国人多有结怨，自述甚“不见礼于敌廷”。

除了在巴黎与法国外交人员据理力争之外，深谙西方国家政治运作的曾纪泽，还频频借助媒体平台发声。光绪九年末（1884），曾纪泽给德国报纸寄去一函，德报全文刊载。其中提到法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已经越过了底线，中国必将以战争准备应对之。文末还提醒各国莫坐壁上观，因为一旦开战，中国必定“加征洋货之税”，而且要在国内多收厘金，造成各国经济损失，责任却全在法国。这是用经济手段要求各国向法国施压，尚能得近代外交之精髓。不过信中曾纪泽专门提到了十多年前普法战争色当一役，进一步激怒了法国人，据说法国议会宣称“欲倾全国之力以与为难”。甚至德国外交部也出来撇清干系，称不应将色当战役拿来说事，实为比拟不当。

曾纪泽如此激烈强硬，实是看到了法国国内形势不稳，财力兵力有限，不愿朝廷一再向法妥协，当然更需远虑的是：

我若为彼所慑，遽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内乱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况英、俄诸强国乎？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

另外，曾纪泽还对国内负责与法谈判的李鸿章颇有微词，一方面是埋怨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对于自己的告诫并不在意，导致事态继续恶化，一方面觉得“李相又为法使宝海所骗”，轻信法方的和谈诚意。

此时国内的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与法国的和谈，他对于曾纪泽的作法也很恼火。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和在海关工作的德国人德璀琳，都向李鸿章汇报了曾纪泽在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德璀琳还带来了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的书信（后来福禄诺作为法国代表与李鸿章在天津谈判签署了简约，又称李福协定），书信中更是对曾纪泽咬牙切齿，数次提到曾纪泽的不是，并希望“中国宜迅将驻法公使曾侯调开”，同时号称“曾侯一日不行调开，即法国一日不与中国商议此事”。

李鸿章为了避免战事扩大，非常希望能与法议和，所以将信转咨总理衙门，并说明情况称曾纪泽的确“怨毒之于人深矣”。当然李鸿章还是比较矛盾的，因为曾李两家究属世交，但“事关大局，亦不敢为之深讳也”。两日之后，李鸿章再次致信总署，颇为曾纪泽找补了几句，他说：

鸿章窃思劼刚先后办法原系用尽心机，第口舌尖利有太过火处，适为法外部所持，借以激动议院众怒，亦不料边军溃败至此，此由办事素少历练之故。今法未就款，我自不便先撤使臣，拟俟福禄诺果愿来津就商，再请核办。

同日，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李鸿章也表达了曾纪泽不熟悉中外军事状况，所以“往往言过其实，以致贻羞各邦”的意思，并因曾李两家的情谊感到为难。不过由于是私信，故而李鸿章还猜测曾纪泽的强硬是顺着当日主战的清流之意。随着与福禄诺的进一步接触，与对和谈成功的期望，李鸿章不久后再次向总署建议更换驻法公使，他提出的方案是由在法多年的陈季同暂时代理公使之职。对此，总署给出的办法是由驻德公使李凤苞就近暂时兼任法使。最后下达的朝旨，确定更换驻法大臣，以许景澄出使法国，未到任前由李凤苞暂时署理。就此，曾纪泽与法国人的恩怨告一段落。不过事后他虽明知自己被撤换缘自李鸿章的建议，却“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因为把自己调开，好歹不再僵持，保全了体面，算是李鸿章的“见爱处”了。

在史料日渐丰富的今天，《西洋镜》系列给我们带来了海外看中国的新体验，西方的报刊、图像材料有助于对近代史的研读和认识。但是正因为如此，似乎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既然以图像见长，那么即当精益求精，更加小心地使用、说明，尤其是图片的来源、时间，最好能够给予标识，否则很可能有好心反而造成误导的情况。除了上述两处外，此二册中尚有一些其他小问题，比如第269页插图明显是中国画报（可能是点石斋）风格，文字说明却是“德国人绘”；第134页照片中人显然也不是说明中的“李经方”等等，不一一赘列。总之，爱之深，责之切，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审慎、学术的“西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