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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权威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我与中国农村50年(连载①)
编者按:本书是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高渊的人物特写选集。在本选集中,作者对那些在中国当代发展模式上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那些改革的探路者,进行了细致地刻画。这些人物的人生,既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侧影。作者通过温糯和软的访谈书写,将受访者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与国家命运串联起来,闲话中国70年发展史。在思想的碰撞中擦出火花,为新中国70年巨变留下珍贵实录。
陈锡文(图 视觉中国)
北京,博学胡同一号。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并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着一条窄窄的府右街,与中南海紧邻。而且大门口只有门牌号,以及站岗的军人。这些都说明,这里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这个院子里。在二楼,67岁的陈锡文走过来与我握手,微笑着略做几句寒暄,便开始了我们历时三个半小时的长谈。
如果从他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算起,他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如果从他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算起,他研究中国农村已近40年。2016年6月,陈锡文卸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与思考,并未停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锡文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更被视为中国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也被称作是真懂中国农村的官员。
我说,有一个敏感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转基因。现在各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转基因似乎成了一件没法沟通的事,你对转基因是什么态度?陈锡文略思考,说:“这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按理来说,门外汉不适合谈这个,因为不懂嘛。”
在陈锡文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上对转基因的讨论过于情感化,都是情绪。比如,有些人很激动地说,美国人自己从来不吃转基因食物,种了都卖给中国人吃。“这是天大的笑话!确实有很多美国老百姓不知道吃了转基因食物,但不是不吃。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正式批准上市是1996年,已经过去20年了。”
但为何美国对此的争论远没有我们激烈?
陈锡文坦率地表示,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美国政府长期监管很严格,尤其是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公信力很强。他们的管理程序也非常规范,凡是通过了FDA的严格论证,美国民众就认可是安全的。“所以,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他们相信FDA。”
很多美国人不知道自己吃了转基因食品,那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标注一般是怎么规定的呢?
陈锡文透露,从全球来看,大致是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美国,不用标注,由FDA确保食品安全。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但联邦立法还是倾向于继续不标,有些州可能会要求标注。
第二种是欧盟和日本,都是要求标注的,但他们有个限量。比如,欧盟规定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的含量超过0.5%,必须标注。日本是超过5%要标注。
第三种类型就是中国。我们规定不管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含量多少,只要有就必须标注。
这些不同的规定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各国对转基因的不同态度。
2015年,陈锡文为转基因问题去欧洲考察,发现法国已经基本停止研究了。他去了才知道,这里面有政党政治的因素。
萨科齐竞选总统时,法国社会有两大忧虑,一是核电,二是转基因,反对主力是绿党。萨科齐就跟绿党谈判,要求对方不要反对核电,因为核电在法国总发电量占比相当高。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上台后停止发展转基因。后来奥朗德上台,也延续了这个政策。
“国际上的差别非常大。法国是最崇尚自由的国家吧,但他们对转基因是最严厉的,以至于到现在,法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研究转基因了,试验田都没了,科学家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英国都比较开放,特别是西班牙,转基因玉米种得非常多。因为它处在地中海沿岸,很适合种玉米,但又很容易生玉米螟虫,如果大量使用农药对环境污染太严重,所以他们接受转基因。英国也在继续搞试验,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
接下来必须言归正传,说说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究竟持什么态度。陈锡文对我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主要是三点。
第一,转基因是生物育种,是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能在这个领域没有一席之地。法国本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强的,但如果停顿一二十年,法国可能会吃大亏,种子市场可能就被人家占了。
第二,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审查,确保安全才可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批准上市的国产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只有木瓜;允许种植的还有转基因棉花;允许进口的有转基因大豆、油菜籽和玉米。没有别的。
第三,要确保公众有足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是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和含有转基因物质的加工食品必须标识。你愿意吃就买,不愿意吃就不买。
既然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态度如此明确,为什么关于转基因的争论近乎成了死结?在陈锡文看来,关键是现在不少反对转基因的人,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这是有危害的,而更多是从阴谋论、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很多事情,包括转基因问题,不是只靠科普能够解决的,有的人不是从科学角度讨论问题,跟他们讲科普没用。”
转基因之争,最终要靠什么来解决?陈锡文的回答非常简单:时间。
“恐怕得让时间来证明。美国人已经吃了20年转基因食物了,如果当年是小孩的话,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应该做个科学调查,看看这些人有没有问题,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但有些人还是固执地坚持认为有问题,是没道理的。”
但有人说,他们自己没问题,孩子也没问题,但如果转基因对人类的危害是隔代才能显现的呢?陈锡文坦言:“那我就没有办法说了,只能再等吧,现在是20年,也许要等到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希望总有一天,能够证明究竟有没有危害。”
陈锡文当年在人民大学的老同学周其仁曾对我说:“锡文黑黑的,很朴实,长得很像农民,他平等待人,非常有思想,保持了这些年农村政策的延续性。”
陈锡文生于上海,有不少人开玩笑说:“一个上海人居然管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我问他现在还能说上海话吗?他马上用上海话回答,谦称说得马马虎虎。
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没有人进来打扰,水也是陈锡文自己倒的。无论是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转基因等热点问题,或者是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陈锡文有问必答,非常坦率。他拿着一杯茶,无须任何提示,所有数字都信手拈来,这么多年的农村政策都印刻在他的脑子里。
数年前,有位媒体同行曾说,陈锡文给她最大的印象是实在。我的感受则是,他不仅实在,而且深刻犀利。
(未完待续)
摘自《中国寻路者》,高渊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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