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年代︱中世纪堡垒到文化殿堂：维也纳的涅槃重生

引言

美好年代，法语中称作La Belle Époque。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从普法战争结束时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从1871年到1914年，整整43年，欧洲大陆上各个强权之间虽摩擦不断，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战争。这一长时间的和平在欧洲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伴随着长时间的和平，欧洲各国纷纷迎来了各自的黄金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科技水平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凭借着强大工业力量的支撑，欧洲列强在全球疯狂地扩张，将殖民主义的大旗插遍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社会雏形初现。莫奈、塞尚、高更及梵高等艺术大家在法国打开了现代艺术的大门。法国和俄国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启发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家。

“美好年代”系列将由六篇文章组成，分别探访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以及伦敦。从1860年代开始的维也纳戒指路建设计划，到1884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从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到同一时期政治暗杀横行的圣彼得堡，再到1912年启航的泰坦尼克号。本系列将尽力向读者全景展示这一老欧洲最后的黄金岁月。

这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讲述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心脏维也纳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重生。

唯一的帝都，唯一的维也纳

1864年，彼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刚刚结束他的俄国巡演回到奥地利。1844年，小约翰施特劳斯正是在维也纳的一个赌场里完成了作为作曲家的首演。如今20年过去了，钟爱他的维也纳决定在人民公园为他举行一场音乐会，庆祝他登台20周年，也为他接风洗尘。在这场有纪念意义的音乐会的表演曲目中，小约翰施特劳斯专门加入了一首波尔卡。这是他在俄国巡演时创作的作品，原名是《勿忘我》，表达的是他对祖国奥地利和故乡维也纳的思念之情。为此，他还专门在这部作品中加入了由海顿创作的奥地利帝国国歌《帝皇颂》的旋律。在人民公园的这次演出将是这部作品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的首演。鉴于他已经回到了故乡维也纳，《勿忘我》这个名字已经明显不合时宜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化用当时奥地利的一句名言，重新命名了这个作品。它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第291号，《唯一的帝都，唯一的维也纳》波尔卡。

回到维也纳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将在此后创作出《蓝色多瑙河》及《春之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成为名留青史的“圆舞曲之王”。他所钟爱的维也纳也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走入自己的美好年代，见证哈布斯堡奥地利帝国最后的鎏金岁月。

戒指路：维也纳的涅槃重生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维也纳可以说是烽火连天。拿破仑曾经两次占领这个哈布斯堡帝国的心脏。奥地利好不容易打垮了法国，德意志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乃至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又在境内兴起。维也纳作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人心浮动。1848年革命的烈火烧遍欧洲，皇帝斐迪南一世两次被迫从维也纳出逃，最终于年底退位。弗朗茨·约瑟夫继位成为奥地利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正是因为维也纳一直处于动荡和威胁之中，她一直保持着其在十三世纪修建的城墙。相比之下，伦敦在十八世纪就开始逐步拆除自己古老的城墙。巴黎更是早在十七世纪就把环绕巴黎市区的城墙拆了个精光，转而在市郊修建了一圈更为现代的防御设施。只有维也纳，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保留着她那古老的城墙，那曾经在1529年逼退了奥斯曼土耳其，守卫了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城墙。除了城墙之外，维也纳更是固执地在城墙和市郊新兴城区之间留下了一片广阔的空地，颇有点坚壁清野的意思。此时的维也纳，仿佛还停留在十六世纪，完全没有一个十九世纪列强首都该有的样子。

1857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正式下诏拆除维也纳内城城墙，取缔市内的防御空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条宽阔的环城大道，辅以一系列的公园、喷泉以及新式建筑，就此开启了一个横跨半个世纪的宏大建设计划。这条环城大道，被称作戒指路（Ringstraße）。戒指路修建计划的规模之宏大，在当时的欧洲也只有拿破仑三世治下进行的巴黎改造计划可以与之媲美。

“这条石头腰带数百年来都用恶毒的诅咒禁锢着维也纳的羽翼，皇帝的诏令终于将其打破了！”维也纳的自由主义者们欢呼着，庆祝自己的胜利，庆祝维也纳的解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恰好是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开始在奥地利攻城略地的时代。维也纳的自由主义先锋们将在戒指路的建设过程中重塑维也纳，将维也纳从一个中世纪的集权君主堡垒转变成一个摩登的资产阶级文化殿堂。

戒指路将串起一个恢弘的、奔放的、自由的帝都维也纳，见证她的涅槃重生。

维也纳大学：自由主义回归维也纳

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都市改造计划，涉及数十幢巨型公共建筑的建造。新的建筑要采用什么风格，自然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在当时的欧洲，建筑风格不光是一个美学上的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信号。拥有特殊地位和独立体系的教堂除开不谈，当时欧洲的公共建筑风格主要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阵营：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代表贵族和王权，自凡尔赛宫的建成开始就是欧洲各个君主建设宫殿的首选风格。维也纳市中心的霍夫堡宫就是这一风格的典范之一。新兴的资产阶级则推崇代表着人本的新文艺复兴风格以及代表理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大家所熟知的，覆盖整个巴黎的蓝顶奥斯曼式公寓楼就借鉴了新文艺复兴风格。

在维也纳，戒指路建设计划自然免不了成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守旧派贵族互相争斗的战场。处在这个战场中心的就是整个戒指路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三幢建筑：维也纳大学、维也纳市政厅以及国会大厦。它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核心诉求：思想自由、市民自治以及代议制民主。

在扑灭了1848年的革命后，奥地利军队占领了位于维也纳内城的大学校园，把校园内的教授和学生统统赶到了维也纳城外，此后的近二十年间，维也纳大学连个正经的校园都没有。但是，随着奥地利军队在1859年和1866年接连输给法国和普鲁士，其在奥地利内部事务上的话语权旁落。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夺取了首都的政治高地。维也纳市政府把军队从戒指路的工地上彻底赶走，并且将戒指路上最优越的路段划给了大学、市政厅及国会大厦这个集合体。维也纳大学也终于得以回到维也纳市内。在设计之初，维也纳市内的保守派曾经希望将其建设为一座哥特式建筑，以求可以和近在咫尺的沃蒂夫教堂形成风格上的统一。但是维也纳市政府坚决地要教会和贵族划清界限，维也纳大学的新址将是科学和理性的殿堂。

最终设计师选定了新文艺复兴风格来设计维也纳大学的新址大楼。这一决定引起了奥地利的上层社会的震动。首先维也纳大学作为自由主义革命的堡垒，可以回到维也纳市中心本身就已经让许多保守贵族不满。而一座新文艺复兴式的大楼仿佛是在对和它近在咫尺的代表天授王权的沃蒂夫教堂宣战，奏响的是资产阶级的凯歌。

帝国国会大厦：对抗专制王权的胜利

如果说维也纳大学的建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成果，那么帝国国会大厦（Reichsratsgebäude）的选址和建设则展现了资产阶级在维也纳对专制哈布斯堡皇权的全面胜利。设计及建造帝国国会大厦的是一位丹麦裔建筑师，名叫特奥费尔·翰森（Theophil Hansen）。他主持建设了戒指路上的五座公共建筑，其中包括国人熟知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但是，他自认的骄傲之作就是整个戒指路上体量最为庞大的建筑：帝国国会大厦。

帝国国会大厦最开始的选址是戒指路南段的艺术文化区，和博物馆们以及奥地利皇家歌剧院挤在一起。但是，把军队势力排挤出政府的维也纳自由主义者们专门将帝国国会大厦，这一法律和民主的象征，挪到了戒指路上的黄金路段。正对着哈布斯堡皇室在维也纳的冬宫霍夫堡宫。

特奥费尔·翰森也力排众议，没有选择与贵族王权捆绑的巴洛克式风格来设计国会大厦，而是选择了新古典主义：与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呼应。翰森的选择不光获得了维也纳市政府的全力支持，甚至赢得了开明的皇帝的支持。整个帝国最优秀的工匠纷纷来到维也纳，蒂罗尔的皇家大理石矿为翰森提供了整个欧洲最优质的大理石。时至今日，经受了多年的空气污染和酸雨影响的建筑依旧通体洁白。为了体现国会的威严，翰森将建筑的入口安排在了二层，由两条缓缓降低的大道与戒指路连接在一起。国会大厦入口由12根巨型立柱支撑。走过入口，人们会来到由24根顶部镀金的大理石立柱支撑的中央大厅，左手边是帝国的上议院，右手边则是帝国的下议院。在入口外则是一个巨型的喷泉，雅典的守护女神雅典娜伫立在喷泉的正中，背靠帝国国会大厦，审视着整个维也纳，也注视着不远处的霍夫堡宫。1883年建筑主体完工，1902年建筑前的喷泉完工。帝国国会大厦成了这个全新的维也纳最著名的标志。

弗洛伊德和克里姆特：自由的维也纳与性

戒指路建设计划在十九世纪基本结束，站在二十世纪的大门口，维也纳已经彻底改头换面，成了整个欧洲最有活力、最开放自由的城市之一。进入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主义的反叛风气从政治领域扩散到了文化和思想领域。戒指路上走出了两位惊世骇俗的人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画家克里姆特。

1902年，45岁的弗洛伊德终于被择选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那时的他已经为了这个任命书苦苦等待了17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戏谑地把这次任命描绘成了一次维也纳的盛事，也可以从侧面展现出他自己内心的激动之情：

“公众的热情是高涨的，人们的祝贺和花束向潮水一样向我涌来。仿佛就在这一刻，陛下终于认识到了性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帝国内阁认可了对梦的解析；帝国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对癔症的精神分析疗法。”

就在两年多前，弗洛伊德在1899年出版了他那划时代的著作《梦的解析》，打开了精神分析学的大门。也正是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了他著名的观点：所有男性都有恋母情结。此后弗洛伊德大大拓展了他的性心理发展理论，1905年出版的《性学三论》中更是讨论了诸如幼儿的性欲之类的在我们今天看来也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但是这样的弗洛伊德依旧获得了在维也纳大学的教职，得以潜心学术研究。他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戒指路上散步。思考问题之余，也欣赏这个给予他舞台的维也纳。

无独有偶，性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还有另一位代言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与弗洛伊德一样，克里姆特的整个艺术生涯都和戒指路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他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艺术教育。1883年从维也纳艺术及工艺学院（Kunstgewerbeschule）毕业后马上就被征召进了戒指路建设的大军中，负责为一座座崭新的公共建筑绘制天顶图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克里姆特逐渐抛弃了保守的学院派技法，转而开始探索新的绘画形式和主题。

1894年，维也纳大学找到了克里姆特，希望他可以来为其戒指路上的新校址绘制天顶画。在构思这一项目的过程中，克里姆特于1897年和其他几名维也纳的艺术家一同成立了维也纳分离派组织（Wiener Secession），克里姆特担任主席。从1900年到1907年，克里姆特用七年的时间为维也纳大学创作了《哲学》、《医学》以及《法学》三幅作品。此后这三幅作品被统一称作《克里姆特维也纳大学天顶画》，成为维也纳分离派的代表作品之一。

克里姆特的这三幅作品极大地震动了维也纳社会，即使是对于维也纳最开明的人们来说，这些作品也太过超前了。评论界将他的这三副作品直接比作是色情画作。87名维也纳大学的教职人员联名反对把克里姆特的这些“伤风败俗”的作品画在大学的主天顶上。最后维也纳大学甚至把官司一路打到了奥地利议会，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化争端被吵到奥地利议会中。最终克里姆特没有受到惩罚，但是奥地利政府也不允许他真的把这三幅作品画到维也纳大学的天顶上去。经过多年的辗转，这三幅作品的原作最终被纳粹德国在1945年一把火烧光了。

结语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戒指路建造计划，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改造了维也纳。维也纳从一个中世纪的王权堡垒升华成了摩登的资产阶级文化殿堂。城墙和堡垒倒下了，取而代之的是歌剧院、音乐厅、大学和国会。挣脱枷锁的维也纳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已经成为了可以和巴黎一争高下的欧洲文化中心。在帝国国会里，捷克民族主义者、波兰民族主义者、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都操着流利的德语相互争吵，为各自的民族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在维也纳大学里，弗洛伊德还在潜心研究着他前卫的理论。在霍夫堡宫殿中，奥地利皇室和贵族依旧举办着华丽的舞会。普通的维也纳市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戒指路上，又从戒指路奔向自己的目的地。那是维也纳的美好年代，混乱而有序，是一曲叛逆与秩序的圆舞曲。在这看似平静的日常中，维也纳和整个哈布斯堡帝国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缓缓地走向那个命运的年份：1914。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将永远地改变维也纳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