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仰光

本文系大赛50强入围作品

文 | 吕晓宇

一

吴宓都(U Myat Thu)对下午来访的中国人不竟有些好奇。他保持每天尽量来学校一次，好像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穿过阿奴律陀大道，在槟郎和香烟的小摊前拐入五十一街。树荫遮去主路炙热的喧闹，居民楼前的吊线密集地垂落到触手可及的高度。住家从窗户吊线取物，省去买报纸和日用品的上下楼。如此的习俗竟多年未变，只是现在便利了广告小贩。五彩缤纷的广告传单夹在线端，如同风铃摇动的响声，掺在混着汗味和灰尘的湿热空气里，和楼房走道的阴凉霉味迎面而来。这一刻，吴宓都感到无比地熟悉，仿佛他从来没有受到伦敦湿冷的折磨，仿佛他从来没有待过监狱，仿佛他一直以来都是自由的。

藏身于居民楼的学校是他和几位政治犯在六年前创办的。那一年，吴宓都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刑期。他仍然记得在那场反政府的抗议之中，僧者走出寺庙，加入游行队伍前列时人群的沸腾。这场得名“袈裟革命”的运动后，他再次入狱，但比头一回好过。与大多数异见人士一样，吴宓都被押往以非人道条件臭名昭著的永盛监狱，the Lady (昂山素季)也曾被短暂关押于此。她那时的气色比现在看起来自信，无所畏惧。犯人们默契地相互照应，长年累月中发展出一套传递信息和救济粮的成熟体系。吴宓都在监狱里彻底疏离了大学时的工程学位，变成向犯人传授政治学常识的公共讲师。他给大家上课，把不同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政治历史的叙事。吴宓都认为这和社会运动同等重要：不少异见人士在反抗之外，对基础的政治理念知之甚少。他在转型之前察觉到了转型之后的公民教育问题，这成了出狱后创办学校的初衷：给普通人一所政治教育的大学。仰光政治学院(Yango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有两层楼的“校舍”，楼下办公，楼上授课。他们在这里招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政客。现在主持每周研讨课的是越南裔的美国留学生，在康奈尔大学做缅甸政治的博士研究。对邻国正在发生而没有在本国的转型，她抱有好奇。

或许那两个中国人也一样。但缅甸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呢？我们太特殊了，夹在中印两国之间，一百三十五的民族，五十四年的军政府统治，涉世未深的平民政府，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势不两立。所有人都说我们转型了，但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不过，吴宓都对中国人的上门造访心怀庆幸，至少把自己从冗长的会议中解放出来：学校平日也作政治团体会面的地方，今天他们正在商讨国会中的修订的法案。可这样的讨论到头来也没什么意义，还是the Lady来决定，而她还要依着军方意思，他们保有最终的否定权。过去漫长明晰的对抗转化到了琐碎透不过气的日常程序，那一股子激情和热忱磨损殆尽。

我们这一代人的遗产是什么呢？也许是单身。政治犯长年牢狱之灾的直接后果是错过了结婚的年纪。因为这个，前政治犯间保持着固定的联系，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人际纽带。在过去的缅甸，政治犯不难找，每个人多少认识一两个，可大家不愿承认。现如今，好像每个人都曾是政治犯，这成了光荣的历史疤痕。今天是有疤痕的人聚会的日子。躺在二楼沙发上的苏敏南（Soe Min Naing）从家乡赶来。他算是我们中幸运的一位了，第二次出狱后，经泰国去挪威做了政治难民，但也未解决单身问题。他受不了北欧的寒冷，回到缅甸，但和多数以前的活动家一样，并没有被吸纳进转型的政治集体中。他们的边缘身份没有变化，过去和现在都是远离权力中心。幸运的是，苏敏南尚未失去他身上那股幽默和亲切的气息，他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说起未来的计划，苏嬉笑地说，坚守着绝望 (“Stay Hopeless”)。

对转型的失望像传染病在缅甸绵延，大家积累了世代的期待没能如愿实现，改革的速度赶不上希望的尺度，希望成了治理的坟场。组织“袈裟革命”的“8888 Generation”（取自1988年的民主抗议运动）成员考虑成立新的政党，以迫切的方式推进社会“应有的变化”。民主运动的联盟谈不上分裂，但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纲领和分支。吴宓都信奉罗尔斯的立场，都因不够激进被当作是缅甸的“右派”。在学校这周的研讨课上，大家热烈辩论的同样是政治参与的问题。2016年缅甸举行合法公开的选举，全国民主联盟执政，在一片欢呼声中，公众却少有关注发生在基层的选举活动。大家认为，那些基层的“荣誉职位”没什么权力，即使它们才牵扯到日常生活和地方法规。在选择的自由增加之后，个体反而限制了自己的选择。每一项选择附加的成本，都会超出那些不是政治狂热者的意愿和精力。新时代的利益结构渐渐形成，民主成为时兴的说辞和口号。吴宓都要集中精神，才能停下这种失望在心中的扩散。过去是力气被人夺去了，现在有了力气的自由，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使。

“如果昂山素季死了怎么办？”

唐突的问题把他拉回到对面的中国人。他们看上去好年轻，难怪会这样问。The Lady是凡人，当然有离开的那一天，我们想过，但谁都没有切实的准备。在任何的时代和政体下，有一位强人总是令人担忧：我们害怕他（她）被取代，或是不被取代。午后的闷热退去，黄昏将至的时候，吴宓都起身将来访的客人送出门外。他们在门口穿上鞋子，以中文聊天走下楼梯。五十一街此刻显得出奇的安静。年轻的僧人在围栏里擦洗着身体，暮光斜照在他们黝黑的皮肤上，像打磨的铜器般光滑反光。成群的尼姑从小皮卡的后厢跳下车，一手端钵，一手挽着彼此，说笑着走过马路。

如果在另一个时代，那晨间穿梭在街区的喇叭，会传来军政府的宣传，而非是寺庙僧人的化缘。黄昏里的仰光挣脱开它历史的不安，很难想象这里的街头，军警追打着抗议的人群，溅在地上的鲜血和红艳的槟榔汁混作一团。很难想象，笑容可掬的僧人中会有“969运动”（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群体）的支持者，他们包围清真寺和阿拉伯语学校，恐吓孩子和祈祷者。很难想象，阿欣威拉杜（又名“缅甸本拉登”）鼓吹种族清洗的言论仍在继续，the Lady的法律顾问吴哥尼（同为穆斯林权利运动领袖）在人来人往的仰光机场当众被枪杀。他怀中的孙子幸存下来，另一颗子弹穿过前去追踪凶手的出租车司机。这些说不尽的暴力和悲凉，在沉浸在日落金黄的仰光市，消融到差点就要遗忘的程度。

一片和煦的景象让吴宓都分了神，他希望街区里的革命战友们过得还好。公民社会组织成了他们的延续战线的方式，分布在这里的几条街道。有人去做女权，有人去做新闻自由，大家因各自的兴趣分道扬鞭。吴温丁基金会那人的英语不知道有没有进步。吴温丁恐怕是当代缅甸最著名的政治犯了，他协助the Lady成立民盟，作为党内的“军师”。和the Lady不同，他的刑期和待遇可没因为个人身份有所温和。吴温丁活活在监狱里待了十九年，挨饿，殴打，被关狗笼，受尽了折磨。真是佩服这个坚硬的老头，居然撑到出狱，又活了六年，到八十四个年头才去世。真主还有偏袒正义的时候。

以吴温丁名义成立的基金会一直在帮助政治犯们和他们子女的生活。办公室在对面街区的二楼，值班人从沙发上慵懒地起身，他总是穿着旧兮兮的隆基（缅甸男式筒裙），头发也乱糟糟的。同他握手的时候手指像是搭空了，像里面塌进去一节。你察觉到他被截去的小指。层叠的旧书纸张堆满房间的角角落落，待客的沙发和书桌空得突兀。墙上挂着四个日历，分别纪念着不同的年月 。印着the Lady的日历停在了2012年的春天。那年三月，她发表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演讲，四月，在竞选中正式成为国会议员。吴宓都还记得，那时候空气里弥漫的，宣告一切都要改变的味道，恍如昨日。但到了最后，还是不能在缅怀中度日，我们还是要向前看，不是吗。

二

“可惜你们错过了日落。”

Andi穿着浅色的短袖，面前一杯冒泡的啤酒，身后俯瞰即将到来的夜景。泛太平洋酒店是仰光崭新的地标，接邻的商场和世界上大都市生长出的购物中心无异。一尘不染，光鲜亮丽，圣诞节摆设供人合影。大门前是Grab（东南亚打车软件）的宣传台。Andi听说这里空中庭院的酒吧是看日落的最佳去处。他刚到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德国援外机构）仰光办公室，开始适应热带风格的圣诞时节和公共机关的行事方式。

“前不久我们到内比都去和央行谈合作，各个国际机构排着队。每方都要抢着和政府合作，似乎手上有花不掉的预算。政府官员的处理游刃有余，按他们的意愿，把机构的擅长放在期望的位置上。”

Andi抿了一口酒，晚风渐渐带走了积压的暑气，让人放松下来。“可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真的需要我们帮什么呢。”他抬手指向市中心，“你们来的前几天这里有一场火灾，你知道第一时间到现场的是什么吗？不是消防车，不是警察，而是一架无人机。或许，发展中国家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

酒店在夜色中散发阵阵光鲜，地毯厚得出奇，仿造出踩在云端的飘然。等踏入出租车的那刻，双脚才感觉重新落了地。

泰国餐厅，两位导演已经等候多时。红绿霓虹的就餐风格和印象中的东南亚更为接近。泰迪(Thaid Dhi)和杜生(Thu Thu Shein)结婚后，两人在食指上分别纹上一枚戒指，黑色的纽带与众不同。当他们背井离乡，踏上捷克国土的时候，无比幸运地感到至少还有对方。很快，他们察觉到了另一件幸事。中东欧的越南移民播散广泛，街角的杂货店缓解了对家乡菜的想念。捷克电影学院（FAMU，欧洲的传统电影高校，米拉昆德拉的母校）定期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电影人才到此进修，这几年项目才停止。在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泰迪和杜生不再受缅甸审查制度的约束，他们所看和所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是段自由和孤单的年月。他们没想着留下，完成项目后像逃离瘟疫一般，逃离了寒冷的布拉格。创造未来的自由比享用孤独的自由更令人着迷。

他们撇开体制，在商业片方兴未艾的缅甸，在政治过渡时期，成立了首个独立电影节—“Wathann Film Festival”(Wathann意思是雨季，电影节在每年的九月，正是雨季结束的时候。漫长的雨季里出不了门，电影人多在家中剪片子)。电影节把不能在院线上映的作品推向公众。他们为艺术的立场自豪，含着讽刺的口吻谈起缅甸的同仁—“人权人类尊严国际电影节”：过度政治化的倾向，讨好国际社会的面孔，起的名字好比是“Give me the money festival”。泰迪和杜生拒绝向电影节刻意加入“女权”，“公民社会”或“民主转型”的专题，拒绝了不少国际团体的资助。

“这一波潮流很快就会过去的。现在是缅甸转型，之后呢？可能又换了一个话题，换了一个国家。五年之后，这些热忱可能就都没了。”他们对国际社会的冷静地嘲讽，没有打算趁着风口占便宜，从溢出的情怀中分杯羹。即便如此，电影节的获奖作品仍然是缅甸的禁片。

“你相信吗，我们没了出版的审查，电影的审查却没有改变。现在还不能出现接吻的镜头……你说The Lady那部电影吗（吕克贝松导演，杨紫琼主演的昂三素季传记片），里面的旗子和缅语都弄错了。完全是满足外国视角的片子。”

泰迪说起话来，微低着头，讲到自己兴奋的地方，不由地开起玩笑，抬起头交换眼神。杜生的语气认真得多，她侧过身子，手比划起来，像是把结实的刀有条不紊地切下，安稳地落在砧板上。两人说起话来，间歇时望着对方，然后露出默契的微笑，心里又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什么。

“你们如果对缅甸现在的电影感兴趣，应该去认识一下我们现在支援的那个导演。他在拍一部关于父亲的纪录片。他父亲原是军队的高官，民主运动的时候倒向民众，后来被判了几年，如今又当上了国会议员。不过纪录片是关于军旅生涯的。他那时候和游击队交火的时候曾经误杀过一位母亲，把她怀中的婴儿救了下来。纪录片是儿子和父亲一起重回当年的战地，寻找那位女婴的故事。随着调查的深入，其它目击者的回忆，这场父亲口中一直所说的‘意外’比想象更复杂……纪录片的名字吗？叫做《那不是意外》。你们明天见这位导演吧，他就蹭住在工作室。今晚他去陪女友看电影了。”

宋末昂（Soe Moe Aung）留着莫西干的发型，穿着红短裤在阳台上招手。他谈起话来轻松得多，茶几下面垫着一幅镰刀斧头旗，是从老挝弄回来的人民革命党旗。他递过来参加的电影节上的宣传，打开些快要剪完的片段。他的父亲戴着一顶棉帽，在前往北方的路上。父子俩在房间商量交通工具，导演说，为了安全还是汽车吧。不，汽车走不了那些路。父亲坚持的摩托成为了最终的选择。父亲身着衬衣在竞选的样子像是换了一个人，阔谈当年自己的选择，the Lady也出现在镜头前。没有变的是父亲似乎永远不会妥协的眼神。望着北方的路，望着选民，望着自己的孩子，没有改变那股子坚决。“

那时候他和克钦的独立武装交战，晚上打伏击，开枪后冲进屋子，游击队的人跑了，只剩下一个中枪的妇女，坐在血泊中，还有口气。她怀里的孩子大哭着，没有受伤。他们不敢久留，塞给那女人药后，迅速撤离了。父亲良心不安，晚上辗转反侧，第二天叫上弟兄们冒险回去。那女人坐在原处一动没动，咽了气。怀里的婴儿哭得全身发紫。他们立马给女婴喂了些随身带的炼乳，送去了临近的医院。父亲从我小时候经常讲起这个意外……为什么取名‘不是意外’？那是因为在那段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不是个人的意外遭遇。”

改变全家命运的并不来自于父亲的那场伏击。1988年，已是指挥高官的父亲回家时，被母亲叫到一边。她当时在医院做护士，掷地有声地对父亲说，你们的军队在杀平民。这不可能。那你明天到医院里自己来看看吧。父亲随母亲去了医院，见到被抬进来的抗议者。医生护士去门口挂标语，劝说军队不要攻击医院，同样遭到了枪击。正在父亲在医院的时候，子弹穿过窗户，碎玻璃声伴随尖叫。从医院回来，父亲倒向了民主运动，被判作政治犯。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母亲被医院开除，只好给其他人家打短工，后来去新加坡当护士，才供养起我们一家人。所幸孩子们都还有出息，读书好，可能除了我之外。

我没完成在新加坡的学位，就出来打工了，东学一点，西学一点。那时候被找去越南的工厂打工，招工的人是个混账，收走了缅甸工人的证件，天天找他们出气。喝醉酒了过来拳脚相加，把人揪出来罚站整天，一动不能动。我也被这么对待过，现在想想，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要忍受。他现在不来缅甸了，要是来了，肯定有人想把他干掉。拍电影都是我自己学的，我回缅甸先去做了电台主持，后来跑去新德里的电影学院学的导演。印度要便宜些。回来缅甸，电影真让人失望。你们要去看电影吗，没必要看国产片，除非像我，是陪女友。哈哈。有一次，我太生气了，看完电影醉醺醺地在留言板上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的评论，把导演通透地骂了一顿，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成了网红，估计再不好意思见那导演了。对了，你们要去电影节的话，可一定要去釜山，他们的啤酒免费。

三

认识阿东的第二天，我们管他叫“总统”，之前的称呼是“律师”。他同我说中文的一刻，我以为他是缅甸华人。阿东的个子不高，短发，脸部削长尖瘦，因为中文名的缘故，更像是闽南人。他斜挎着包，每说完话，嘻嘻地挤眉弄眼。见面讲的两三句话，虽然都是不正经地回答，我却被他身上说不起出来的神秘气息吸引，有迫不及待要继续了解下去的直觉。他无意间提起今天是他们克伦族的新年集会。

“能带我一起去吗？”我问。

阿东的眼神躲闪到一边，露出来酒窝说，“你是真的想来？”

我们出了大楼，穿过街巷夜市的水果摊、衣服摊、烧烤摊，到了天桥下的公交车站。下班往返郊区和市区通勤的人疲惫地站着等车。公交车是韩国的二手车，扶手旁首尔的公交路线图还没刮去。走道狭窄，挪不开脚，下车的人过来，要侧过身子倾到别人的座位，才能容得下两人的脚步。车内围着一圈绿色的荧光灯，把每人的神情罩在魔幻诡谲的光影里。

阿东转回英文，说他的中文是在澳门学的。大学毕业后，逃离了家人，贿赂政府机关拿到护照，再一路从边境贿赂过去到了泰国。从泰国飞澳门可以落地签，上飞机的时候又被泰国海关敲了一笔。澳门是举手投足皆为陌生的地方。他找到一份不怎么需要说话的洗盘子的活儿，开始起早贪黑的工作。艰辛磨去了其余的情绪，偶尔闲下来的时候，他在澳门大大小小的街头不停歇地走，像是要弥补在逼仄的空间里耗去的时间，直到他全身疲乏地熟悉了整个城市。中文招牌逐渐有了指代的意义，他的英文变好了，粤语比普通话流利。阿东成功地换了工作，在澳门的大酒店里做招待员，迎宾，管家，安保，他的同事里有越南人、大陆人、泰国人和他，唯一的缅甸人。八年过去了，他各门语言的转换越来越娴熟，不同的客人以他的中文名、缅文名、英文名称呼他。

阿东专门服务酒店的贵宾和熟客，他是“资深铃侍”，应对那些尊贵客人在住期间五花八门的要求。其中一位朝鲜的客人，英文熟练，会说中文，为人憨厚，白天多是在酒店，晚上的时候出门。每到过年，他递给身边人过度慷慨的红包。阿东过了一阵才知道，这位客人是金正男，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不久后，他再没有从马来西亚回来。同事们很伤心，失去了一位不麻烦的老主顾，还有那沉甸甸的每年定期而来的红包。

“在澳门做的这么好，为什么回来了？”

阿东向我点头，“是做的好，也到了可以长期留下的时候。可是缅甸居然大选了。我那时候正好拿了行业中的专业奖，是澳门第一个非中国人获奖。拿着奖金的钱买了机票回来。啊，我们到了。”

公车缓慢的移动让我一度觉得这是不会结束的路途了。“我们跟着前面这女孩走就行。你看她衣服和背包末端的细布条，这是我们克伦族的特色。”人群都朝着一个方向汇集，郊区的灯光暗淡多了，只有远处的目的地像是一簇篝火，染红了天空。

夜市的四列摊点分开大道，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中间的余地留给川流不息的人群。阿东转过头，他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冒出来的话。算命摊，舞蛇者，小贩们兜售帽子背包和鞋袜，小吃摊拎起各类的炸物，炒饭，掸族面条，两个小孩跑过来，围着我们打量了一圈，要走了手上的可乐。“那是我小时候去过的教堂。”我总算听清了阿东的话。“我叔的店就在前面，我们去打个招呼。”

我们脱离了主流人群，喘上口气。临街是砖木混合的房子，里面亮着灯，挂着售卖的衣服，女孩穿行在斑斓布料织成的林间，从外面看像是单独列出的展览。男人们坐在门口的藤椅上谈天调侃，里面年长的一位，秃了头，肚子圆鼓鼓，白色的挎篮背心松散地搭在身上。他正咧开嘴大笑，见到我们，从藤上站起来招呼。他伸过手来，英语的口音出奇地好，“Hello,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Sir.”他听此咧嘴笑得更开心，好像咯咯地鸽子下蛋，从嘴里扑通扑通地落下来。我脱了鞋，走进屋子，在自己身上比划衣服的女孩们有些害羞，转过脸去。阿东和叔叔在门口继续聊天。店内的服饰比夜市的精细，颜色热烈，角处的花纹挣脱了套路。

在这精细的色彩中，站立一位端庄优雅的老妇人，红白相间的裙子，她以温和而不可怀疑的姿态展示了在此的主权。她是阿东的婶婶，英文比叔叔更加标准。“是，我从前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她从容地说。我恳求她继续讲下去。“家里人是传教士，到泰国北部的教堂去布教。那里有克伦人，还有缅甸越境过去的克伦难民。他们需要通英语、缅语和泰语的翻译，找到了我。”我恳求她讲下去。“我为他们工作了二十多年，退休后开了这家服装店。往返两地，大多衣服是从泰国带回来的。”她始终没有挪动一步，右手搭在布料上，清晰从唇舌间吐出一字一句，皱纹均匀从额头的两边落下，从中间生长出来的白发扎在脑后。我点头和她道别，在门外穿上鞋。叔叔抬起右手，猛拍了一下脑门，对阿东说：“你是我跑去中国的侄子啊！我都没认出你来，现在反应过来了。”

我们回到夜市中，那是我走过的最长的夜市，心想是不会到尽头了。歌舞表演在大厅，从门口走进去的时候，经过一群孩子，这边在整理克伦族的纪念品，那边在敲打着碗作募捐和付账。我没有要买的意思，顺着人群往里走，敲碗的孩子未经询问，往我脸上戳了张克伦族红白蓝的旗子。

“我们中不少基督徒，独立后作为中立的力量（特别是介于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很多人在政府中任职。顿斯密斯（Smith Dun）将军，开国后的军事首领，那是我们克伦族人。但英国人和军政府都忽视我们，其它少数民族有他们的领地，我们却没有。斯密斯在一年后被撤职，投入监狱，政府开始堤防克伦人。将军劝说手下的克伦士兵不要造反，但还没能阻止克伦独立组织起来反抗。缅甸军队烧我们的房子，捕我们的族人，改我们的名字，就像他们现在对穆斯林那样。”军事行动之后，超过二十万克伦人背井离乡，十几万人居住在泰缅边境的难民营，他们不敢去学校医院，害怕被军队抓去。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了提心吊胆的恐惧。阿东依然是笑嘻嘻的，“今天是新年。明天早上我们要升起自己的旗帜。”

一阵阵的惊呼声从“大轮子”下方的人群里跃来。摩天轮不大，十来米高，有精瘦的男孩们爬上爬下，像猴子般穿行其间。我以为是这些不顾安全的冒险家们引来了看客。突然间有几下短促的哨声，底下的男孩敏捷地往顶端爬，等都到了上面，依次向右边倾斜和晃荡，“大轮子”这时候迅速转了起来。坐客们开始兴奋地尖叫，男孩们随着轮子转下来，在接近地面的时候急忙跳下来，拍拍手，掸掸身上的灰。等到轮子慢下来，三四个男孩抓紧时机冲上去，分别拽住一排座位，最前面男孩的双腿腾了空，双手吊在座位的栏杆，后面的男孩蹭地，双脚扎进沙地里，尽量把各自的座位稳在底端。轮子停住，坐客说笑着走下，每一排悬在空中的座位都需要男孩们齐心协力把它们依次摆下来。我意识到这是人力的摩天轮。

阿东认为我们要上去体验的想法不可理喻，反复地问，Really? 他最终还是半信半疑地上来作陪。座位像铁制的菜篮，中间一块踏板，两边扶手和靠背都是单薄的铁栏，没有安全带。你的手不由自由地牢牢抓住栏杆，和湿热的夜晚相比，它散发出来异样的冰凉。扶手处的栏杆被磨的光滑，座位则挂在一条锈迹斑斑的铁杆上，关联处没有保险机制，如果座椅摆幅超过九十度，就有掉下来的危险。等我观察过后，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座椅到了半空，下面还有人陆续上座。

我们缓慢地到了高点，人坐满了，哨声再次响起，男孩们爬到了我们的旁边，有人在攀住转轮的边缘，有人吊在座位的下面，离我们最近的戴着红色的鸭舌帽，穿着深绿色的隆基，踏着脱鞋，座椅下的男孩双腿撑在轮中的铁栏上，用力往里一瞪，边上的男孩用力往下拽，摩天轮转起来了。我们下落的时候全凭重力，速度飞快，男孩跳了下去，天旋地转，轮子上的涂彩，夜市的灯光，鼎沸的人群，对面缅甸女孩的叫声，都卷进同一个漩涡。五圈之后，惯性消减，男孩们攀上来，稳住了轮子。我们在半空中，等着被一个个地放下来。

阿东在下面的人群中看到了谁，像是迅猛的针戳破了惊喜的水球，大声地呼喊起来，那几人抬起头，指着阿东，同样的水球炸裂。我们还没到底，阿东迫不及待地从座位上跳下，过去和他们打招呼。我听不懂，入迷地望着另一拨人上摩天轮。他们互留了电话，用力地握手告别。

“那是我表哥。天啊，我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他。他原来有自己的一艘船，在边境水域运货。有人栽赃他，在他船上藏了毒品。那时候陷害人常这样，和警察串通，收缴上来的毒品转销分赃。他船上有十几斤毒品，如果不判死刑，这辈子恐怕都要在监狱了。我当时读完法律，他的家人给我打电话。我给了尽可能的帮助，但没报什么希望。现在居然能看到他出来！真是奇迹。你看我的嫂子多开心。”

我们顺着谈到了阿东的法律学位，在学生运动之后，政府担心大学作为新的反抗据点，大力推行远程教育，借着广播和传真来上课，阿东的学位也是如此而来。在军政府时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律师，阿东在十几年之后重回到自己的专业，如今在大律师的名下作见习。

“你以后想做什么？”我问他。

阿东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嬉皮笑脸的元素顿时不见了。

“想做一些长期的改变。”

“我看，你是想回来选总统吧？”

阿东没有否认，只是又回到嬉笑的状态，冲我说，“不如在中国发展好。”

“但是缅甸才是亚洲在前线。你们有政治转型，经济开放，民族和宗教的冲突，国际人物和注意，积聚所有的问题和希望。亚洲在仰光。”

“不，亚洲在中国和印度。”

“可是缅甸，正好在两者之间。”

阿东明天要去法庭，我们约在后天去看缅甸电影。“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在夜市的尽头，阿东和道别时说。

两天后的阿东看上去决然不同。他的头发沾了发油整齐分野，白色的立领衬衫，胸口的口袋别着两支笔，下身是细格的深绿色隆基，有力地在中间打着结。阿东的导师是当年会见吴丹的学生代表。

吴丹是缅甸的外交家，年轻时单枪匹马走进克伦独立武装驻地，试图阻止内战，后来战争爆发，他的家毁于战火。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1961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斡旋古巴导弹危机，中止刚果内战，调解中东战争，吴丹把亚洲面孔带入了国际事件的第一线。和吴丹关系紧密的民选政府被1962年的政变推翻，当权者奈温忌惮国际声望愈盛的吴丹。1974年，吴丹在纽约病逝，遗体回到缅甸的时候没有任何官方人员出面。在葬礼的那一天，仰光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触发“葬礼抗议”，军政府不得不出面镇压。

“我经常缠着导师让他讲讲这样的经历。他认识所有人。”阿东有一套周密的计划，来指导自己的职业和社交。他不正经的嬉笑里有了深谙世事的狡谲。从澳门回来到律所工作中间有一年的空隙，阿东骑着摩托车前往缅甸的各个角落，他手机地图上的定位似乎插满了整个国家。“我要去近距离的了解它，那是你读再多也取代不了的。我在克钦省的时候，摩托车滑倒在山上，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克钦独立武装的士兵在身边，是他们看到山谷的车灯救了我。幸好我是被他们发现，克钦人对我说，如果是当局的军队抓到你，你就麻烦了。”

“你想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国家的进程？”

我换了不同的方式问阿东。他意识到了。

“有一个民主的名字并不能改变我们。我们社会的转型中各种的矛盾和冲突，是要长期和祛除口号的探索才能解决。现在大家都不去想这些。我想，我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但更希望有一个观察政治的位置。”阿东收敛起了笑容，他的脸变得坚硬起来，眼睛直直地盯住你。

电影票按座位阶梯定价，我们看的电影是缅甸新兴的本土商业片，涵盖了鬼神、都市、三角恋这些恐怕能吸引最广泛观众的主题。电影片头，出现了整屏的缅甸国旗，大家陆续站起来，开始唱国歌。我坐着未动，阿东转过头来，一脸质问的表情似乎在说： what are you doing? 我只好站起来，等到结束和阿东笑着坐下。

果然，电影中没有任何超越拥抱的亲密动作。恐怖的镜头把我这个不可知论者吓陷到椅子里，阿东以基督信仰毫无畏惧地看完了。电影的结尾，女主角的鬼魂原谅了害死自己以抢占男友的闺蜜。“这是佛教国家的主旋律。”阿东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评价道。我们在公交车站说了一些互勉的话，直到午夜，阿东拖着隆基，跳上了载人的小皮卡，他挥手告别，转过去和车上的人聊了起来。

在告别阿东的第二天，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出租车经过夜色下的仰光大金塔，比白天肃静壮观。

“你是哪来的？”

司机是和蔼的老大爷，花白的平寸，棕色的短袖。

“中国。”

“啊，我在船上的时候去过，大连，上海，香港，这些地方我都去过。船上？是呀，我原来在欧洲的航运公司工作。我给船员做大厨，你知道，我们有东南亚人、印度人、中国人、白人，今天咖喱，明天拉面，这样没有规矩地乱来。我年轻的时候在酒店，后来到了船上工作…为什么换工作吗？年轻的时候想去周游世界。原来的酒店是Strand Hotel。你们知道呀，对，那是英治时期开始最好的酒店。五十年代周恩来，刘少奇访问缅甸的时候就是在那，后来好像又去了湖边。那时候我们要招待他们吃饭，不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我们现学现做了叉烧包和炒饭，每天换着菜式送去，结果他们很满意。回国之后，我们收到礼物，那是新中国的工厂做的衬衣。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我出海的之前。和你们一说，这些故事又回来了。我退休了，工作却不能停。买了这辆二手车，在日本的话旧的只要几千美元，到了这里两万。我有孩子，还有孙子孙女。”

“你觉得奇怪？这样的经历在缅甸没什么奇怪。我们因为生活的缘故，走出国境，去越南，去泰国，去新加坡，去亚洲和之外的地方。我现在老了，于是回家了。信什么？我是穆斯林。瞧，你们已经到了。新机场多好。真主保佑你们。Zai Jian, Xie Xie。”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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