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来自民国的祖父

本文系大赛50强入围作品

文 | 李剑

一

爷爷死在床脚，胖大的身躯，弯成一只虾，浑身僵硬。是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的。爷爷常对我说，他这一辈子，给无数人送过终。但是他死时，却只有他一个人。

爷爷没有想到他会死，他把那件包裹过我，过活了许多个冬天的羊皮大衣，重新换了面子，重新在六月强盛的阳光里晒过后，对我说，“孙子，我身体还好，能多活几年，而且，我找算命的先生，延过寿了。”然后，爷爷逢月初九、十五，就会在灶后，焚上一段香，一把纸，点上一盏清油灯。他是希翼灶神能够向上天奏传他的虔诚。然而，还没有等到冬天皮袍加身，他就死了。死前的头一晚上，他把积攒的两千元人民币，交给了我。他说，“孙子，我可能要走了。”可是，谁会想到他会死呢？一个人能预言他的死吗？他不过是有几天解不出大便，只能坐在便桶上候着，但是叫来医生灌肠后，情况便有所改善的。

但是，就在把钱交给我的第二天晚上，爷爷死了。我在早上起来去看他，他已躺在床脚，浑身僵硬地死了。我知道，我再不能听他讲过去的事了。其实，那时候的我早已不是他的小小的孙子了。他刚在初秋里，为我扎好去镇里读高中铺床用的草垫。对他的猝然离世，我并没有掉出眼泪，而是冷静地叫来父亲，我们合力把他的父亲，抬到了床上。在爷爷下葬的日子，我也没有哭泣。甚至担心孝帕弄歪了摩丝塑好的头型，要不时解下来，拢拢头发。实在是在不知生死事大的年龄。

爷爷就这样走了。直到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他。

二

小时候，我喜欢冬天。

屋外北风呜啦啦地嚎叫，爷爷的屋子里温暖如春。我可以在他的瓦罐的煤炉上烤红薯、烤洋芋。他用他那粗糙的手指，替我翻烤，一点也不怕烫。或者他熬上一罐子肉汤，香味噗噗地蹿出盖子，钻进肺腑，满室蒸汽氤氲，如同仙境。

在夜里，我可以溜到他的床上，听他讲故事。问他天下最大的蛇，有多大？天下最大的船，有多大？天下最大的车，有多大？爷爷会咂吧着旱烟说，这娃娃问得没名堂。他不说，我就把脚伸出被窝外，冻凉了，再触他。他惊叫，“哎呀，冰得像镔铁样！”然后，他就把盖在被子外的羊皮大衣，挪过来，压在我的身侧，说，“莫要搞凉了！”就又说，他当兵时，晚上睡觉，成排成团的人躺卧一起，只有侧身卧的位置。老兵为了整治睡觉不守规矩的新兵蛋子，趁他们睡着了，把削尖的筷子，绑在他们脚弯处，新兵乱动，能扎出血来。不讲这件事，他就说，“待我抽了这锅烟。”抽了几口，就用大拇指压灭烟头，说他见过的最大的蛇是蟒蛇；他见过的最大的船是轮船，他见过最大的车是火车。有人专门养蟒蛇吃肉，杀蟒蛇时，把蟒蛇饿上几天，门前埋一口刀，门一开，蟒蛇就蹿出去，能从头到尾一剖两半。火车、轮船呢，都是铁做的。这些事，他讲了一道又一道，我听了一遍又一遍，我总是这样问，他也总是这样讲。听倦了，我喜欢站在床上，把尿撒进床前的铜盆里。哒哒哒，爷爷说，这是机枪的声音。我就叫他讲打仗。爷爷说，机枪扫一片，大炮一道线。老兵怕机枪，新兵怕炮弹。炮弹的声音，轰隆隆，新兵没听过，当然害怕；却不知机枪的声音虽小，可是遇上了子弹，就是碗大的窟窿，非死不可。鉴于我的好奇心，爷爷会带我去别的镇子，看高烟窗，铁索桥、大溶洞、黄角树包柏树什么的。他说，多看看稀奇，长长见识。

但是，我的父亲并不欢喜我跟他的父亲太过亲密。因为，爷爷不讲干净。冬天里，他一个月才洗一次脚。洗脚时，热水泡，要足足泡上一个多时辰，才用他的蔑刀，刮脚底板，能刮出一坨一坨的白色碱垢；这大约是他当兵养成的习性。拖一条命打仗，哪儿天天晚上有热水伺候着。他抽烟，烟雾腾腾，咳嗽声里，把一坨坨的浓痰吐在脚下，用鞋底子蹭掉，或者吐在小煤炉里，烧出一股怪味。

不过，我不在意。

爷爷的抽屉里，收藏着历史的遗迹。红卫兵袖章、1943 年的上海画报、电影中才有的国军绑腿、几枚毛主席像章、一尊民国茂生造的重新粘合上的破弥勒佛（这是我幼时爷爷抱着我，我抱着弥勒佛，一个人叫我摔，我便摔了。爷爷又托人带到城里专门锔上）……还有一酒杯固化的淡猪油。爷爷破篾条，编织撮箕，他的手起裂口，就把猪油烤化，涂抹润滑。我喜欢用爷爷的汽油打火机，点着猪油来玩，微黄的火苗，兹兹燃着的声音，猪油的味道、汽油的味道，煤油灯的味道，还有爷爷打开的一个乌溜溜酒瓶里，冒出的药酒的味道，那是一个童话般的的气味世界，使我深深地迷恋。

到了年底，爷爷把我跟弟弟理发的事，当作不可或缺的仪式。见到我们的头发盖住了眼睛，他就大惊小怪地说，“哎呀，像个棕树头。”“哎呀，像个人熊。”就非拉我们到街上去理发，并站在一旁监督理发师，“剪浅点，剪浅点，小娃娃的头发长得快。”好像这样才对得起一块钱的一个头。有时，他也顺便把自己的头，刮得溜光。他脑顶上一块指长的疤痕，就漏了出来。爷爷说，那是他小时捡柴，没捡满，不敢回家，藏在屋后荆林，被他的后母捡瓦块掷伤的。理完发，爷爷就给我和弟弟，一人个买一根麻花、一块饼干什么的，他摸着我们的头，心满意足地说，“吃吧，吃完了就去上学。”或又感叹一句：“这年头，剪脑壳都涨了呀！”

若不逢上学，他就拉着我或弟弟，但通常是我。在街上走来走去。碰着他的那些叼着旱烟、包着黑头巾，穿着青布长袍的老伙计，他们互相叫着老弟、老哥，老王老李，亲热地抱拳打招呼。有时就在街坊的屋檐下，拖一条长凳，坐下来说一下过去现在的事情，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旱烟从拴在裤腰上的油纸袋里掏出来，互相推荐：你裹一杆我的烟，吸吸怎么样？如果评价一声，灰白火亮，那给烟的就会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倘若再加一句，哽喉咙哟，那就是莫大的赞美了。但是，永远也不会说，烟不肯燃，味道太淡。有时，他们都到一个小酒店里去，打上两角钱的冷酒，一口一口地抿着。爷爷也会把酒杯端给我，教我我舔上一口，因为，他在家里喝药酒的时候，喜欢用瓶盖子倒上一点，给我舔。虽然，酒又苦又涩，可我乐意看爷爷笑眯眯地看我张口吐舌的样子。

爷爷叫我舔酒喝时，他的老伙计似乎才发现了我的存在，会故作讶异地叫，“呀，你的儿孙子。多大了呀？叫什么名字呀？”爷爷一一做了回答，并加上一句，“就是爱耍，大人走一步跟一步，读球不得书的。”这话，我就不爱听，但我的不快，是短暂的，我知道等爷爷和他的老伙计喝完了酒，抢着付了钱，出得店，他的老伙计肯定还会给我买馍吃。当我拿着馍，只顾啃吃时，爷爷会连不迭地教育我，要怎么按照辈分称呼他的老伙计，我回应慢了，他就叱道：没球个礼貌，只晓得吃。有时，他们也会到茶馆里去坐一会儿，打上一阵子川牌或者喝上一阵子盖碗茶。川牌上的字，在爷爷言传身教下，我早已能够背诵得滚瓜烂熟，是上大人、七十二、八九子之类。爷爷讲解过，上大人，是孔夫子，七十二是他有七十二个学生，八九子，是指有八九个特别出名的。喝茶时，街上的市声就远了。他们一只手托着茶杯，一只手优雅地捏着茶盖碗，往杯口叮当一声碰，噗地一口吹开滚烫的茶水上浮着的茶叶，再嘘嘘地喝上一口，咕噜一声吞下喉咙。如此，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不说话，神情专注，置身事外，仿佛一生的滋味，都从茶里，润进了肺腑。我不太爱喝这样的茶，太苦。

有一年，爷爷自种了旱烟，拿到街上去卖，放在一起喝茶的一个老伙计的小百货摊前，等客上门。那是个干瘦的老头子，他总是这样说爷爷，“老李啊，你身体发福了呢。老了，长胖了，可不太好哟。”果然，他比我爷爷活得更久一些。旁边还有一个摆打药的老头，他一头白发，脑门又高又亮，他总用一块断砖，有一下没一下地砸脑门，令我奇怪不已。但是，爷爷从来不跟他说话，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爷爷，也从来不去他的摊子上买酒药。或许，他知道，那个老家伙是在哄人。爷爷也从不跟我的外公说话，他说外公是个没读过书的，说话没名堂，他不愿跟他搭讪。许多年以后，外公八十多岁了，还逗人家小媳妇。见人家弯着腰，就问，你那样翘屁股臭不？果然是个为老不尊，爷爷是看穿了他。

如果我和弟弟没有上街去，爷爷从街上回来，他会给我们买两个烤饼。他偶尔忘记了，走到家门口，见我们飞奔过去，他会说，“哎呀，今天不好呢，烤饼子的死掉了。我们下一场再买。”但随着我们上了学堂，我们就不再相信爷爷的谎言，他也渐渐地不给我们买烤饼了。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乒乓球，一个花皮球，一脸不不爽地说：拿去耍嘛，别又耍不到一会儿，弄不见了呀。我有一颗皮球，被堂哥骗走了。他说，掉进洞里捞不出来了。可我那时并没想到往洞里放水皮球是会浮上来的呢，真笨。再后来，爷爷的怀里掏出的是一支圆珠笔，一管自来水笔，一包粉笔，一个作业本。有一次，他还买了毛笔，墨水，让我们练习毛笔字。要我们从一二三，开始写；如果不那样写，他就说，没学爬，就学飞呢。爷爷自己呢，是写不好毛笔字的，他用毛笔在柴门上，歪歪扭扭写的那个“篾”子，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在哪儿昭示着一个老人对子孙的爱。

爷爷希望我们好好读书，但他只是读了三个月私塾。这，我是相信的。他在街上捡到一个毕业证的空壳，里面可以塞身份证，他装在包里自用，而他每次当着我的面，都会把毕业证，读成华业证。他还给我讲过一个美女美得耕田的农民只顾看她忘了耕田的事，却不知这是来自汉乐府《陌上桑》。爷爷是爱看书看报的，断腿的老花眼镜，被他用一根红线系着，套在脑袋上；手里捧着一本破书、一张泛黄报纸，不放牛时就坐在门槛上看；放牛时就坐在石头上看。看一会儿，就去给牛拍牛虻，往往要老半天才能起身。他会无奈地感慨：人老，先老腿啊！

爷爷爱看书，更爱惜书，书纸卷了角，他蘸口水捋直，见我们撕书纸玩，便从滑到鼻尖的眼镜里，逼出两道严厉的目光，一字一顿地道：古人说，糟蹋字纸瞎眼睛哩。有时，看得入迷，叫他吃饭，不走近叫，他绝对听不见。可声音大了，他会说在吵他。我只有走近了，轻轻地拍他一下，示意吃饭了。弟弟却不这样，他总是大声哇哇地叫，爷爷不高兴了，说他养了个小白眼狼。每次吃完饭，爷爷会对着镜子，照来照去，头发乱了，他就蘸点水捋顺。

爷爷对吃没什么要求，只管软乎。为这，他可没少在外面说他的媳妇——我的母亲做的饭是一把米能撒过河。真是不孝呀。但他从来没有因为饭太硬，当面说过母亲，大不了就是赌气不吃。如果幸运，他会在放牛时，捡到拳头大的马皮包，凉拌了吃，却又通常会被我抢着给吃了。爷爷爱吃辣椒，生辣椒剁碎了，放上盐，就能下饭。他会放很多盐。他有一句饭前话：辣子不怕盐多，炒胡豆也不怕盐。

三

从我记事始，爷爷似乎只是简单地干几件事。一是牵牛到野外放牧。这是他少年时的本行。二是种甜叶菊，他爱喝。虽然喝起来，甜得发腻。三是种旱烟，他要吸。四是晒新谷，几千斤谷子，他一个人翻晒。头顶毒日，身淌热汗，把谷垄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不出怨言，顾不上吃饭；每年晒新谷，他都朝圣一般来完成。五是看守梨树园，他可以在树荫下看书。春天就带我跟弟弟去给果树喂饭吃。砍一个小口，放几粒米饭。这样就能多结果了。他教我唱的喂树的儿歌，我已然忘记了。爷爷还爱种树，他常常用双手箍量厨房后他手植的那棵椿树有多粗了。四十年了啊，他这样说，是该长这么大了。

爷爷不会耕田。以前，是我的婆婆耕田。爷爷只善于种旱烟，但旱烟种植不易，田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能使用化肥，采收要用烟刀，一叶一叶地割下，然后用两根长长的草绳交夹着，把烟叶一叶一叶地夹起来，晾干。对旱烟，爷爷看得十分重，婆婆死时，做法事的端公要爷爷拿点旱烟抽，爷爷不肯，父亲就记恨上了，嫌他自私。这是他恨他父亲的三恨之一。

爷爷却是爱他儿子的。

爷爷四十岁，才有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一岁时，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身体羸弱，一次感冒了，不肯喝苦药；爷爷背上一口袋苕，走一个通宵到州城里，换回一斤白糖，脚丫全都走烂掉了。这是，爷爷亲自对我讲的。

前半生过够生活的苦，后半生爷爷期盼能安享平静。我的母亲怀上弟弟时，爷爷说了风凉话，“生了小的，饿死老的。”这就成了他的儿子——我的父亲衔恨他的三恨之二。家里要修建新房时，爷爷又说，“房儿修得快，修起没瓦盖。”这便是我的父亲恨他的父亲三恨之三了。往后我的父亲来当上了村干部，有客人来吃饭，见他们喝酒喝得吐天倒地，爷爷会当面说，“不喝就算了嘛，足劝，足喝。”慢慢地，父亲就不叫爷爷上桌吃饭了，他也不叫爷爷爹了，觉得他的父亲既不合时宜，又不通人情，就只说，嗯啊你嗯啊我的。这令爷爷十分气愤，“狗日的，就不肯叫我一声爹？”

爷爷气着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从小没有爹娘可以叫的孩子。

爷爷是在三岁时，死了母亲；五岁时，死了父亲的。爷爷生前，每年清明都要去给自己的父母垒坟。他也带上我，一路说起家族过去的零星记忆。我们的祖先是从湖北或者广东入川，到了四川南充的营山落户，然后又卖着板栗到了临县的平昌。所以我们某代祖先有个响亮的名头：李板栗。到了爷爷父亲这代，他成了镇子里开绸庄的发财人，他在女人死后，又赶忙讨下一个女人，但不久他就病死了。

那时爷爷刚刚发蒙读书，因为后母的原因，再没有读下去。三三年，张国焘进入四川，乱兵一把火烧了绸庄，那个女人卷了细软，连夜连晚，趁爷爷睡着时逃走了。年幼的爷爷，只好到姐姐家去住；旋即投奔他乡下的大伯，为他家放牛。那一年过年，爷爷偷吃了大伯供给祖先的刀头；尽管他大伯一再强调，谁吃谁肚子痛。但爷爷还是无所畏惧地偷吃了。因偷食刀头，爷爷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不久，他仗胆加入儿童团，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他亲眼看见过红四方面军用马刀，把那些手上没有茧子的人，一串串地抓来，砍掉脑袋，推进村后山洞。红军北上后，国民政府抽壮丁，爷爷大伯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爷爷就去顶替。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无依无靠的爷爷不得不去闯这条不归路。

爷爷天性机灵，每次走到半路，就抽空子逃回来；他那时可一定懂不起蒋委员长的口号：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山河一寸血。就这样来来回回几次，爷爷悟出了一条发财之道，他对那些害怕儿子去当炮火的庄稼人说，给我一块大洋，我去替你儿子参军。

大洋还没挣上几块，爷爷却跟着一个连长走了。那连长见他伶俐，留他在身侧，当了勤务兵，亲如父子。一次，爷爷胸口痛，痛得满地滚，那连长用半碗机枪子弹的火药，治好了他的心痛病。就这样，爷爷铁了心跟连长一路出了川。打了许多年日本人后，他们参加了国共徐州战役。那连长被打死了，爷爷投了诚，回到家乡。这时，他三十岁，不会梨田耙地，又是国民党兵，没女人嫁给他。直到临近乡里，一个念长斋供奉菩萨的女人，被政府认为是寄生虫，勒令嫁人；她就匆匆忙忙嫁给爷爷。遗憾的是，她却没有生育。她会一手好针线，也能炒一手好菜，却不讨爷爷的欢心。她在一个冬天，跳了水塘。有人说，是因她不能生，爷爷打她，她负气走了死路。可是，我真的不相信爷爷会有那样的暴力行为。但我见过爷爷在节日里，从箱子底拿出一双鞋垫，上面绣着好看的并蒂莲。他那样呆呆地看上许久，才回头对我说，“孙，这是你的冯婆婆绣的，他不在快三十年了。”

那时，我闹不明白，我怎么会有两个婆婆呢。我懂事了，才明白那个冯婆婆故去后，爷爷又讨了我婆婆。婆婆原本是嫁给了一个医生，但那医生嫌弃婆婆生了七个女儿，于是在外面吃喝嫖赌不顾家，婆婆离了婚，带着孩子们嫁给了我爷爷。

爷爷的快乐日子，一去不复返。他原先依凭聪敏脑袋，四下里贩卖一点布匹，日子过得挺好；四乡八里的女人，都跟他结干亲，把孩子拜给他当义子，以此揩一点油，他自己也落些男人的好处。但忽然多了八口人，而且社会上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生意没法做了。平贱夫妻，百事哀，日子开始磕磕碰碰。

一九五七年年过四十的爷爷获得了他的弄璋之喜。堵住了那些咒骂他会当和尚的恶毒嘴巴；香火延续上了，爷爷和婆婆结婚的使命，也完成了。他们开始分居，至少在我的记忆中，虽在屋檐下，却没看到过他们住在一起。这问题，我以前没有去想过。因为，太小。反正，爷爷婆婆，我都爱，他们也都爱我。

然而，在我姑姑们的记忆里，爷爷却不是那么慈祥的，四姑的脸上有一道伤疤。四姑每每怨艾地对我说，这是你爷爷给我踢的，因为我背你爸爸，你爸爸哭闹，你爷爷就飞起一脚给我踢的。当四姑这样说，我不得不信爷爷从前的暴戾了。我就想起记忆里爷爷仅有一次的厉害。我曾跟随他去买过一回梨子，一个小伙子不给钱，提了梨子就上车，要开溜。爷爷一把抓他下来，厉声道：“你敢耍老子？”那小子就乖乖地掏了钱。

爷爷不算一个好父亲，但姑姑们没有忘记爷爷的养育之恩。爷爷年老时，常到她们家去。每一次回来，爷爷都会夸他的女儿们，做饭做得真软和。母亲听了，总会背着他说，他不就住到他女儿家去？爷爷是讨厌母亲的，最讨厌她忙庄稼，每次吃了饭，碗筷一丢，就上了地头。爷爷自告奋勇去洗，可是他洗不干净，还得母亲洗第二次。但爷爷有一句经典的话：平生最恨人吃饭，碗放第二顿洗。现在，母亲却对我们说，“你爷爷，六十岁就开始耍啊。现在，我六十岁还给你们带孩子。”哎，妈妈，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四

爷爷最好的日子是八五年之后，他有了钱。爷爷作为曾经的儿童团员，被算入流失红军，忽然领到了国家的救济，每月十六块。有了钱的爷爷，就自己去割肉割油回来，在煤炉上熬稀粥，我当然也跟着享福。爷爷把浮在稀粥上的东西，全都给我吃。他说是米油。从前有个老和尚煮粥，小徒弟吃干，老和尚吃稀。小徒弟吃干，瘦得跟柴狗似得；老和尚吃稀，红光满面，就是吃了米油的。

有了钱，爷爷却很把细，一个月吃一次肉。一玻璃罐猪油熬制的辣椒，是下饭菜，生了白毛还吃。他死后，房间里还挂满了腊肉。爷爷没有贪吃，可他离世的最后几年，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胖，漫长的夏季，他不得不成天摇着蔑扇驱凉。不扇时，就插在后背的裤腰里，这使我想起他讲的汉钟离。

有了钱，邻居来借，爷爷也大方，兜里有多少给多少；到期不归还，他就找上门去，这得罪了很多人。如果乡政府到期没发钱，他则找到主管人员，那是他的一个侄儿，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以致他一见着我爷爷上街，而又没钱发，就会躲起来。

爷爷，最为人称道的是，在四九鼎革之际，卖掉金戒指，救出了他大伯家贩卖鸦片而被政府抓住的三儿子。但这件事，我从来也没有听爷爷亲自提起过；而都是从旁人的嘴中听闻。爷爷是好当好人的。看见不顺眼的事，他会去评理。一次，两个堂哥吵架，爷爷去劝架。一个堂哥说，你是谁，你来劝架？爷爷转身就走。他气糊涂了：“我是他爷爷。他知道吗？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不认人了。”他感叹着事态的炎凉。

爷爷的救济金，每一年都在小小地增涨，在他死时的一九九七年，已经达到每月两百元了。夏天，他重新裱装了他的羊皮大衣，割回了一块块的肉，买回了新的铁煤炉，他求算命的，给他延寿。他说，“孙，我还要再活几年。”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那些做坏事的，都会遭报应。他亲眼看到过，有个当兵的上战场前偷了农民的鸡，等战斗打完，找到那兵士，他嘴里含着鸡腿，人却死得硬邦邦了。他藏在松树后面，是怎么打死的呢？爷爷说，他这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所以子弹长了眼，没往他身上招呼。在徐州时，有迫击炮落下，砸得他的大腿，肿亮如黄铜，却没爆炸。这就是明证。他这一辈子，有许多人死在他的怀里。

但是爷爷死时，却没有人在他的床侧。

九七年的冬天还没来到，爷爷突然就病倒了，就在谁也不会相信他死，他却死掉了。他在人生最后时刻，是怎样的孤独呢？我竟然没有在他的身边。而我的父亲，也没有在他身边。尽管，附近的邻居说，几天前，我的爷爷还当着他们的面讲：“我的儿子，还是苦啊。十八岁养家……”

他到底是没有等来他的儿子再叫他一声爹。

▍大赛组委会

主办方：澎湃新闻 

联合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今日头条

指导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学术支持单位：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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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大学文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