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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娃娃”的性教育之路：公益是一种自我救赎

2019-05-21 18:5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本文系大赛50强入围稿件

作者 | 张颖钰

“残障人士也有性需求，你们会感到奇怪吗？”

讲解者余静坐在轮椅上，双脚悬空，从后面望过去，只能看到椅背上露出的几根头发。因患有成骨不全症，余静的身高只有80厘米，且胸骨发生变形，整个胸部向前隆起。民间将这种病称为“瓷娃娃”，患者容易骨折，且躯干发育异常，很多人终生无法直立行走。

这是武汉同志同行中心的一场分享活动，听众多为LGBT人士，或是关注性别议题的志愿者。十几个人围坐在桌前，房间前方的屏幕上投影出橙色的大字“残障与性——残障者的性欲”。听到问题，大家纷纷摇头，有人笑着反问：“这不是很正常吗？”

余静点点头。实际上，她不是总能收到这样的反馈。在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做分享时，她拿《五体不满足》的作者乙武洋匡举例。乙武洋匡天生没有四肢，2016年，他被曝劈腿5个女人。余静问，抛开道德层面的谴责，这个例子让你们想到什么？

她希望听到的答案是，性是天赋人权，残障不等于无性。然而，一名男生站起来回答：“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和残疾人去做这种事情。”

撕下“瓷娃娃”的标签，余静是武汉市小渔社工中心负责人，“残障与性”议题的关注者和推动者。从2016年底开始，余静做了七场和“残障与性”相关的活动，涵盖性向、性器官、情趣用品、性义工组织、慕残者等多个话题，核心只有一个——残障人士的性是正常的。

“看不见”的性需求

和多数人一样，余静的性启蒙来源于小说。十岁时，她读到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性爱描写，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时她对性还没有系统的认知，只是隐约觉得“很好看”。

对性的困惑压在了余静心里。出生于一个相对保守的家庭，她不敢将困惑告诉父母。每次电视上放到接吻的镜头，余静一盯着看，父母就会用严厉的口吻制止：“你怎么爱看这种东西啊。”

二十岁那年，余静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羞耻感包围了她，让她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感情，“想了也是白想，不可能实现的”。结果似乎也印证了余静的判断，男生拒绝了她的表白，并委婉地告诉她，对残疾人需要付出更多责任，自己不能轻易接受。

余静并不认同“责任”的说法，她不追求结果，只想要一段感情。“我从出生到死亡，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好好的完美无瑕的一个东西，有意义吗？”

余静出生在1975年。在那个年代的观念里，性是不洁的，羞耻的，上不得台面的。何况对于残障人而言，平安地生活下去好像已经足够了，谁还敢谈性生活呢？余静上网查找相关知识，可所有的性知识都是针对健全人的。针对残障人的有医疗，有心理，也有情感，就是没有性。

2005年，正值互联网电商热潮，余静开起了自己的淘宝店。她把目光投向了情趣用品市场，情趣用品私密性强，需求量大，适合在网上卖。“大家都在默默地干活，但很少去讨论，”余静说，“所以一个性用品店在那里，你是看不到客人的，但是你过两年看，发现它还在那里。”

为了向用户推广产品，余静在成人论坛上找资料。她找到残障人聚集的论坛，做了两性版块的版主，越来越多的人找余静倾诉自己的性焦虑。大部分人是后天致残，受伤之后，要么和恋人分开，要么维持着“柏拉图”式的亲密关系，再也没有性生活。

一个女孩的故事颠覆了余静的认知。女孩的男友是脊髓损伤者，下半身没有知觉，但女孩发现，在“有知觉”和“没知觉”之间有一个临界点，只要刺激这个点，一样可以获得性快感。“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没有任何人把这个科学依据告诉她，是她自己摸索出来的，”余静感慨，“如果说有人愿意去探索，没有这么多陈规定见，带着很多好奇心去做这个事情，可能他的性福感相对就会强一些。”

余静也开始探索自己的身体。在她的淘宝网店里，卖得最好的是SM器具，她也由此接触到SM群体的论坛。余静想起自己看到电视里挨打的画面就会兴奋，自慰的时候总是幻想着被打屁股，她觉得自己很可能有受虐倾向。

有网友在论坛上发帖，说自己之前性格强势，做了M之后变得温柔。余静被触动了，初中毕业之后，她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长期压抑的家庭环境让她神经紧绷，“能说一个字就不说两个字”。有网友问她，为什么说话像男孩子？为什么不会撒娇？余静也在想，是不是做了M，自己真的可以“柔软”起来？

她尝试在论坛上寻找S，标准是“守规则”“有修养”。在发出的邀请里，她主动说明自己的身体情况。邀请信息发了几次，从来没有得到回复，她想，可能是不忍心和残障人玩这种游戏吧。

即便是在网上的交流中，余静的残障身份也很难被接纳。她从来不隐瞒自己残疾的事实，但每次坦白后，聊天的气氛都会变得微妙。只有一次，一名网友主动问她，你怎么残疾了？你是什么病？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余静坦然地说，我的身高只有80厘米。

没有预想的怜悯或沉默，对方发来一句玩笑：“是不是也包括脚趾头？”余静笑了，她第一次发现，一个人对残障的接纳，是可以到这个程度的。

余静喜欢上了这个男生。在当时的余静眼中，他认真负责，对朋友的事情上心，还很有才华，她经常一遍一遍地读他写的诗。这一次，她犹豫了很久要不要表白。朋友宽慰她，不说你会后悔的，至少说出来就舒服了。一个夜晚，余静终于鼓起勇气和男生通了电话，两人先聊了一些别的事情，余静突然转移了话题，“其实我很喜欢你。”

“我知道啊。”男生语气温和。

“是啊，但是不可能。”余静说。

电话那头的人停顿了一下：“是啊。”

小渔的舞台

回望这些年的经历，2016年对余静来说是一个拐点。这一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参加“残障与性”训练营，第一次接受系统的性教育课程；和好友程玲、庞融创办工作室，面向残障群体进行婚恋、情感辅导。工作室取名“小渔”，“渔”和“余”谐音，也化用“授人以渔”之意。

十年前，余静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从宜昌搬到了武汉。收拾行李那天，余静一本本整理自己买的性学书籍。父亲一眼扫过去，有些不高兴：“怎么都是这种书啊。”

余静心里一紧，父亲向来严厉，她怕极了父亲的呵斥。好在，父亲没再多说什么。离开父母之后，他们也很少评价余静的职业。她曾在网站做编辑，辞职后专职做淘宝，行情好的话，一个月可以收入6000块钱。

那段时间，余静每天要对着电脑工作八到十二个小时，生活变成了机械式的单调重复。她抵触平面化的人际关系，“那些同事我都没见过，都只是电脑中的同事而已”。

每周有义工到她家里来，陪她聊天，带她出去买东西，可余静总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你是强者，我是弱者，你是来帮助我的，”余静说，“我不希望永远待在一个别人帮助我的状态。我希望的是我们可以彼此去分享，而不是你一来就是为了帮助我照顾我，我也希望我来解决你的问题。”

高强度的工作逐渐让余静的身体无力承受。2015年，她颈椎病复发，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朋友来看她，告诉她不能再这么长时间对着电脑工作了，这样下去还要不要命？

余静一直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可迟迟下不了报考的决心。初中毕业之后，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考过试。况且学心理学有什么用呢？但那场病让余静想清楚很多事情，“管他有没有用，也许有呢”。

病好之后，余静关掉网店，报考了心理咨询师。她复习了几个月，看网课，看书，刷题，焦虑感让她害怕漏掉任何一处重点。余静如愿以偿通过了考试，做起了心理咨询，工作是回复家长的育儿日志。写一篇回复能拿1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百元左右，余静却很开心。

余静一直在关注“残障与性”的议题，2016年年底，她参加“有人文化”主办的“残障与性”训练营。余静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谈论性话题，由性联想到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成为讨论的主题。她终于接受，性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是可以被公开谈论的。

（2016年“残障与性”训练营合照，一排右三为余静。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训练营的学员都可以获得一笔小额资助，用于开展一场“残障与性”相关的活动。余静一直记得训练营导师对她说的话：“给你一个舞台，你一定能发光发热。”有那么一刻，她觉得自己的价值被看到，被认同了。从北京回到武汉，余静找到朋友程玲，商量自己办一个工作室。

程玲个子高，身材微胖，戴一副红框眼镜。聊到高兴的地方，她会拍着桌子大笑起来。十年前，程玲和余静因为一次活动认识，后来又一起合租网店的仓库。2012年，程玲在网上看到广东很多机构在招社工，程玲没跟家人商量，背上行李就去面试了。

在广东的三年，她把想自杀的人从天台上劝下来，给家暴中双手被砍的女性争取援助，帮工厂爆炸案的遇难者家属索要赔偿。“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是没有累的感受的，”程玲说，“人什么时候是自我能量最高的？当你被支持被认可被接纳的时候。”

做社工期间，程玲接触到了性教育。课堂上老师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和孩子讲自慰？程玲惊住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课堂对她的认知改变是颠覆性的。她于是对性教育产生兴趣，拿了性教育讲师的资格证，还做了针对小学生的性教育课程。

2015年，程玲从广东回到武汉。和余静一样，程玲也想在武汉开展性教育相关的项目活动。两人一拍即合，又拉上对性别议题感兴趣的朋友庞融，组成了“小渔工作室”。

撕碎的脸谱

在小渔社工的项目中，“残障与性”只能申请到很少的经费。程玲解释道，残障群体被利益边缘化，“平权”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让渡出部分利益。“这个过程是很隐晦的，没有人会在表面上反对，但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就没有那么迫切。”

回到武汉之后，程玲再也找不到自己在广东做社工的激情了。在广东，她在中学生的性教育课堂上可以讲避孕工具、堕胎，学校老师还觉得她“讲得浅了”。而在武汉一个心智障碍托管机构讲性教育时，程玲不敢涉及“自慰”，因为“管理者会觉得我们把他们教坏了”。

事实上，受众对此的反应也并不热烈。余静想过办一场“残障与性”的观影活动，最后因为人数太少取消了。小渔工作室组织的第一次“残障与性”工作坊，只来了七个学员，还没有做义工的志愿者人数多。

后来再做活动，场地方和街道办会帮着招募学员，但很多学员不符合要求，还有一些是被街道办强制安排来的。一次做面向残障群体的性教育工作坊，程玲告诉场地方，要招募二三十岁的年轻学员，结果却来了一批五六十岁的老年学员。

程玲意外发现，老年残障群体对性的态度不同，男性的接受程度普遍更高，女性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配合：“我们吃饱穿暖就够了，不用听这些东西。”

程玲把这理解为防御机制的作用：“这些新的知识，即使它是正确的，依然把过去的价值观给撕碎了。”她打了个比方，“比如我把自己化得漂漂亮亮的，这就是一个脸谱，有一天我看到一个镜子，这镜子告诉我脸谱其实是碎的，是不是会带来很多内心的破裂感？”

余静也遇到过类似的尴尬。她做过一次面向助残志愿者的工作坊活动，教他们如何正确看待残障人士的性需求。课程前半段互动频繁，气氛热烈。下半段就要涉及“性”，余静突发奇想，和志愿者们玩一个“脱敏”的小游戏。

游戏很简单，说一个含动物的名词，在前面加上“我”、“洞房花烛夜”，连成一句话。余静率先做示范，她挥了挥手，声音提高几度：“我，洞房花烛夜，马到成功！”

志愿者们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都沉默了。志愿者周潇回忆当时的心理活动：“可能我们理智上觉得没什么，但你会觉得确实是落到我身上就不行。”

（工作坊活动图。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和标签对抗

幕布徐徐拉开，舞台中央有三把椅子。余静穿着白裙子，躺在椅子拼成的“床”上，轮椅摆在旁边。

她伸出手，想去够轮椅。每次快要够到的时候，总有人跳出来阻止：“躺下来，不要动！”“你需要什么就叫我，我会帮你的。”“你这样会摔下来的！”“你怎么能碰这个呢！”

2015年，经朋友介绍，余静以心理顾问的身份加入江湖戏班，合作完成了戏剧《呐》。《呐》没有完整的剧本和结构，演员可以自行选择想要表达的主题。导演问余静最讨厌什么，余静回答，最讨厌别人按自己的意愿替她做事，从不问她喜不喜欢。

她将其称为“刻板印象”——在某些人眼中，残疾就意味着惨，残障人士没有自己的需求。有次余静去买热干面，老板看她坐着轮椅，以为她吃热干面是因为没钱，非要给余静吃饭吃菜，弄得她哭笑不得。

余静批判媒体对“残健结合”的报道，总是“一位小伙决定照顾她一生”的形式。在她看来，这类报道默认残障人士处在弱势一方，有人靠近就要无条件接受：“我们的意愿在哪里？难道不可以主动追求？”

成为公益人之后，来报道余静的媒体越来越多，大部分人都用“身残志坚”形容她。余静对这个词本能地反感：“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在过，你吃饭我吃饭，你上学我上学，你上班我上班，怎么我就身残志坚了？”

“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理解，不是说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一个很乐观的人，一个很优秀的人，”余静说，“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这是对我最大的理解。”

对平等的执念和小时候的教育环境有关。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奶奶几次求校长收下余静，都以身体原因被拒绝。直到有一天，一名老师看到被奶奶抱着的余静，问她为什么没上学。了解情况后，老师让余静到自己班里上课，并告诉余静，校长的思想工作他来解决。余静后来听说，老师在校长面前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担保，这个“瓷娃娃”，在他班上“不会出事”。

从小学到初中，余静过了一段还算快乐的生活，没有受到同学的歧视。老师不断告诉余静，你长大之后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可能说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余静笑着说，“我就觉得我应该是有前途的，不能局限于吃饱穿暖。”

作为学校的励志典型，余静经常要出去演讲。小升初那年，由于户口不在本地，余静的家庭面临着一年几千块钱借读费的压力。老师告诉她，下次演讲的时候把讲稿改一改，先说自己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努力，再讲讲户口得不到解决，希望领导重视这个问题。余静照做后，户口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但余静讨厌这种方式。演讲稿是学校写好的，她只需要背下来，那些话没有一句是她真正想说的。她感到愤怒，又不敢告诉别人，只好写在日记里。三十年后再谈及这段经历，余静仍然情绪激动：“为什么利用我？你们学校的领导当初是不让我进学校的，现在我进来了，你们就把我树为典型，然后给你们自己脸上贴金，我觉得很假，很虚伪，很恶心。”

“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余静又失学了。她报了本地的职业高中，分数高出录取线100多分，还是被拒收。职高的校领导态度明确，这样的身体状况，来上学不安全。

一次做工作坊的时候，余静讲了自己的生命故事。当她讲到“辞去网站编辑的工作是因为没有前途”时，一个女生惊讶地打断余静，问她怎么会在意前途？女生告诉余静，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残障人士提到“前途”，在她接触的残障人群里，大家都是“有一份工作能糊口就不错了”，从来没有人想过“前途”。

余静觉得，自己和大部分残障人士不同，“他们认同的东西我都不认同”。《绿皮书》里，黑人钢琴家唐有句经典独白：“如果我不够黑，不够白，也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余静看完后也在想，如果自己无法融入残障群体，也注定无法被健全群体接纳，应该到哪里去找一份归属感呢？

下一个春天

如今，小渔社工中心面临发不起工资的窘境。余静住在廉租房里，生活来源依靠低保。被问到机构未来的发展问题，三位创始人都很难给出确定的答复。

程玲目前在小渔社工中心只是做兼职。“要生存的，可能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能量，完全正职就面临收入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好像也不是我目前状态背得起的，”程玲语速放缓，停顿了一下，“我没那么勇敢。”

余静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现实感的人。真到了机构无法维持下去的那天，她也不会再苦撑下去。“不会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有这一种。”

程玲看到了余静两年来的改变：“她以前关注个人层面的舒适多一点，但是她做这些之后，开始关注到残障的平权，关注点拉深拉远了。”

余静会大方在朋友圈中展现自己的生活。正面的，负面的，无所顾忌。她喜欢发自拍，把前额的刘海梳到一边，头发卷成黑色的波浪，涂着蜜桃色的口红，穿上粉色的碎花裙子，附上一句“美美哒”。情绪低落时，她直接爆粗口，“你们觉得励志的人其实是很稀烂的，她有时候也会爆粗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