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个越战老兵回忆录
本文系大赛50强入围稿件
作者 | 舒月
1979年2月17号开始的这场战争,我是亲历者,也是从那场战争里活着回来的人。
时间过去很多年,我已经老了,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把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东西留下来。我不知道留给谁看,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关心,但我仍然想说出来。
1979年,我在国家的号召下去参军,这年我不到16岁,是所在特务连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当然,其他参军的还有比我年纪更小的,十三四岁,我们连里,年纪最大的周幸福也仅仅22岁。
出发前,部队里每个人都照了相,文革时候最流行绿色,我们穿着鲜绿色军装,戴着红色五角星的军帽,精神极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第一次站在相机前,那个年代实在穷,一般人照不起相,大多数人一辈子没见过相机长什么样。
拿到照片时候,我们很高兴,感叹着照相机是一件这样神奇的东西,映出一个人的模样,把我们在贫穷困乏岁月里的青春留存下来。我们都以为自己以后还会有很多张相片,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一直到死的那一天。谁也没有想过,十几岁出征前穿着军装的第一张照片,会成为大多数人最后一张照片。
在中国人的老话里,叫遗照。
这场和越南的边境战争主要在广西、云南,我在广西省凭祥市,靠近友谊关(又称:镇南关)。战争开始前我们驻扎在大青山那宽林场,在边境线上,主要从事战前侦察任务和捕俘任务。
打仗前,我在特工集训队学了一阵1:5万地图,学这个主要是让我在边境上当向导,给炮兵提供精确的打击方向。从这里学出来后我被分到了侦察队,侦察队当时四十多个人。我要讲的战争是1981年的这场战争,这是在这场战争前后十年跨度里最惨烈的一次。
1981年的这场战争场地不大,只有一万多平米,总共五个山头。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法卡山,叫卡山在法卡山左边,被越南占领,经常有越兵过来骚扰。上面有任务,要把山头夺回来。
打法卡山之前,我一直在搞军事侦查,包括越南雷场(地雷)的一些侦查。法卡山最高的山头是524米,我在法卡山对面的510高地背着望远镜观察了两个月,每天记录越南的驻军的活动情况。1980年12月,我带着7个侦查员到越南去执行侦察任务。
我们这天6点多吃完饭,然后自己检查自己的装备,检查完差不多7点睡觉,睡到晚上11点,值班的人把我们叫醒。几个人迅速把弹药往身上一挎,然后就往越南走了。走之前,我们把要走的位置标在地图上,那晚选择了一条新路,这条路绕到法卡山的右翼,再到后山,最后到主阵地。我想这条路应该会相对安全,没想到危机四伏、杀机重重。
当晚天很黑,侦查员有一个特性,走路时候每个人前后隔着五十米的距离。那晚那条路上,走了不远开始不大对劲,我能够很清楚的感觉到脚下踩着骨头,摸了摸,黏糊糊的。我猜测应该才炸死不久,很腥臭,从腥臭的味道分辨,可能是牛或者羊。
当我踩到骨头的第一下时候就心想:完了,我们走到雷区了。走进这个区域,如果踏响第一颗地雷,后面就有无数颗地雷等着你。我带了红外线的探雷器和探雷针,一打开就嗡嗡的响,我知道这些东西已经没用了,地上都是金属片,干扰了它们。
我带着人往前走,走的很小心,不久,突然的一脚踩下去,我的左脚后跟塌下去一点。落地的一刹那,我心里想:完了,脚下有地雷。
四周很静,只听得到山风刮动树叶的声音,我很清楚的感觉到心脏的跳动。跟在后面的参谋走上来,推了我一下,问我为什么不走。我说按住他推我的手,说:“推不得,我脚下有东西”。
才说完,他马上撤到我后面,大概五十米的距离。这是爆炸的安全距离。
我两只手紧压住心脏,那里好像在打鼓一样,额头上的汗珠一直往下滚,背上的衣服全被浸透了。风吹过来,毛孔一阵收缩里,里头一阵一阵的寒,踩雷的那天距离我过生日还剩十几天。
我把所有的力都放在左脚上面,这个雷还没有响,我知道它是松发雷,响的话就是压发雷,一下就把我炸掉了。
我蹲下去,从包里拿出探针。如果地雷是金属的,探针的声音就是刺耳的,如果是塑料的,它的声音是闷在里面的,如果是木壳子,它的声音是嘶哑的。怕什么来什么,碰到的是越南最简陋的木壳子地雷,我一下就紧张了。搞侦查最怕的就是木盒子的松发雷,木盒子最简单,也最危险。
震惊了几分钟,我从包里掏出匕首,先摸撞地雷撞针的机关在哪里。一摸,正好在我的脚后跟下面。我用手抓住撞针,找到弹簧,慢慢扯出撞针,把撞针和炸药分离。我基本安全了,但还是不敢大意。
我慢慢移开左脚,后面的6个人都屏住呼吸,等脚完全离开的时候,山里还是静的,什么也没发生,没有那声血肉横飞的炸响。腥臭的尸骨堆在那儿,我仍然能闻见味道,没有被炸的和它们混成一块儿。
转眼到第二年四月,侦查任务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运兵的车铺天盖地地往我们前面的侦查点开,我估计到了大战前夕。
不久,接到命令。5月5号总攻,打法卡山侧翼,叫卡山。
侦察队只有40多人,但武器很精良,和普通步兵相比,我们的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40个人收到进攻命令后开始对着军旗宣誓,我们的誓言是:听党指挥,服从命令,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夺取胜利。
后来,上头在侦察连里又挑出5个人,组成尖刀组,相当于电影里的敢死队,我在尖刀组里面,一起突防叫卡山。
我们5个人的突防还挺顺利,没有遇到大规模交锋,扫平叫卡山以后,后面三十几个人顺利上来了。那天晚上6点多,才天黑,步兵已经全部潜伏到主攻阵地前面,在山里潜伏了一晚上,准备第二天发起总攻。
头天晚上,我们在法卡山侧翼断了越兵的后路,一共守了五个山头,我在二号高地,离法卡山主攻大概是三百来米。当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全部做好之后,实在感觉太累,躺在战地上睡着了。
没睡一会,我们醒了,外头铺天盖地的炮火,我从猫耳洞里看整个天空都是红的,我知道,总攻开始了。
这种情况很恐怖,说不怕是假的,全身紧张到颤抖,大地在颤抖,我自己也在颤抖。讲白了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是一种本能,身体在抽搐,完全控制不住,上下牙“咔咔”的在打架。
外面炮火声铺天盖地,没有间隙,整个天都打红了,在猫耳洞里就是天塌地陷的感觉。等到炮火一停,我赶忙从猫耳洞里跳出来,就提着枪冲进了战壕。
这时候越军顶不住了,我们要攻打他们的侧翼,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天。其中最惨烈的一天,越军的坦克开到半山腰开不动了,山坡太陡,越军在炮火铺天盖地的轰击和坦克掩护下,不断向我方阵地进扑。
看着他们像蚂蚁一样往上冲,我们阵地打红了眼,主攻已经发生肉搏战了。说起来我们的士兵真的勇敢,不要命,炮火铺天盖地盖过来的时候,很多人没端起枪就直接牺牲了。主阵地打到只剩一个战士,他抱着步话机,拼命地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我们这边也顶不住了,所有火力压过去的时候越军还在往上冲,眼前的尸体都是成片的,尸臭很厉害。我第一次负伤就是在这个阵地上,被炮弹炸了脚,表皮的肉全部被扯掉,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骨头,竟然那么白。
和我一起入伍的兄弟周幸福,战斗间隙,他带着一个新兵下去背子弹,返回的时候,越南的炮弹“嘭”的一声在他身边炸开,他的头被炸掉一半,身体被炮弹的冲击挂在树上。
新兵慌了,冲上来拼命喊:“周幸福牺牲了!周幸福牺牲了!”
我叫上卫生员疯了一样往下跑,看见不远处周幸福被挂在树上,脑袋已经被炸没了。
这时候越军又进攻了,卫生员叫我赶紧走,我说不行,我要给周幸福保个全尸。
我叫上一个兵,一起把周幸福从树上放下来,旁边有一条小河沟,把他的脑浆捧在手里洗干净,再放回他的脑袋。我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包住他的头,我要把他背回去。
以前不懂什么叫重于泰山,当他往我身上一放的时候,“啪”的一声,我的身体倒下去了,很沉很沉。我学过格斗,背不起来就干脆用肩扛,肩顶着他的腹部,一只手扯他的脚,一只手扯他的手,往肩上一甩。我就这么扛着他往回跑,越南的炮火还在持续轰炸,就这样一直扛着他跑过了封锁线。
有一天我们已经打的很疲劳了,上面叫我们下去做攻防,我坐在2号高地的坡面,还有一个军医和一个新兵。野战军派过来一个联络官,他一上来就问:“你们队长在哪?”
我说,“在3号高地。”
旁边的小高起身带着他去,当他和小高离开我不到十米时候,我喊了一声“卧倒”,军医反应过来,我们趴下去了,小高没反应过来。160毫米的重型火炮掉他跟前,爆炸的瞬间,他就没了。
我七孔出血,眼前什么都是红色的,耳朵里什么也听不到,只模糊看到军医张着嘴,在撕心裂肺的喊。军医脸上全是惊恐,小高已经找不到了,联络员只剩下了一截。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炸起一块很大的石头把我的腰打伤了,腰直不起来了。
有天我下去执行一个任务,踉踉跄跄的,眼睛发黑。我看到有一个救护所,我强撑着,慢慢走过去,到了门口抱着铁柱子就不能动了,脑袋也放空了。
朦朦胧胧,我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她打开一瓶葡萄糖往我嘴里灌,完了扶我坐在凳子上。等我回过神,看到帐篷的一个角落里,全部是堆起来的手和脚。
这是一个前线战地救护所,该截肢的就截肢,搞完了以后全部往后方送。
从救护所出来,看到路上有辆车,我实在走不动了,就站在路中间,让师傅带我一段。他跟我讲,他的车里全是尸体,我说那就我坐在车顶。我爬到车厢一半,看见一车的尸体,很心疼,不敢下脚。踩不得,他们全是十七八岁的年纪。
后来我被送去治疗,治疗时接到一个电话,我的兄弟又死了一个,王幼连。战前,我们之间有过承诺,没死的给死了的人的父母养老送终,每年有条件的话,就回广西扫个墓。
我知道我要重新开始调整我的心态了,在这之前,我一度很颓丧。打完仗以后上面让我去学习,我不去,我带了任务,生者对于死者的承诺,一定要遵守。
我在部队待了三年,回来后便开始复习,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的第一年就去了广西看他们,下火车时候买了两瓶酒,在墓前,给他们倒上酒,我也坐下,和他们说说话。
我说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酒也喝的稀里糊涂的,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我在大学教书教了6年,为了帮助这几个兄弟家人,我必须要挣钱。为了赚钱,我什么都做过,贩卖土豆,为了省钱,一整车的土豆我一个人卸了。后来因为伤残,我在医院里被抢救过6次,腿、股骨头、肾、腰,这些地方都有毛病,都是在那场战争里留下的。
无数次和死神打交道,我还是要感谢这场战争。有一年,我的生意遇到重大危机,那时候我正在医院里抢救,我那颗受了伤的肾转化成恶性肿瘤晚期,下手术台的瞬间,别人告诉我,我的资产全部归零。
换做别人不知道会怎样,咬咬牙,我又重新站起来了。我不怕死,活着更不怕,这是一个战士灵魂深化的过程。
这么多年,商海沉浮,即便有人恶意伤害我也不怎么计较,我一直跟这帮牺牲的兄弟做比较,弟兄们命都没了,至少我还活着。因为我活着,所以还需要更加努力。我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伤残费,有次民政部门打来电话,让我办伤残证,我说我不办。我告诉他们,我现在过得很好,让他们把这些伤残费留给农村的老兵。
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内心都很苦,国外的老兵打完仗都有一对一的心理帮扶,引导他们走出战争的后遗症,我们没有。我常常在夜里梦见血肉横飞的战场,惊叫着醒来。
人得前进,当时我年纪小,努力调节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虚拟的战场,这个战场就是我的事业。这样一来我好像又成了一个战士,不断的向前冲。别人不明白为什么我天天做事,其实我把我的生命绷得很紧,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心里的负担。
每年清明节之前,我一定要去广西,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法卡山烈士陵园,一个是匠止烈士陵园。
有一年扫墓,我被安排住在部队的营房里面,那晚我睡到晚上两点半,就听到青蛙对着我的耳朵一直叫。我用手摸没有摸到,但是声音一直在我耳朵边上,我起身打开灯,只听得到声音,看不见青蛙。
我听到青蛙从我的床头跳到床头柜,就是看不到。我知道有点不对劲了,就坐在床头骂:你们这帮王八蛋,我不远千里来看你们,你们总该让我休息一下吧,让我好好睡一觉,我现在太累了,明天来看你们行不行?
说完这些,一下就没声音了,我躺在床上反而睡不着,一整晚脑海里全是那几年战争的场面。第二天,我把情况跟那边的干事讲了一下,那边说这个时候不可能有青蛙。
临走的前一晚,我睡着了,突然又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青蛙哭的声音,哀怨,低沉。我想我的战友们来和我告别了,我坐起来说:弟兄们,明年来看你们。
回长沙,我找到佛教协会会长坚愿师父,请求法师给他们做个大型超度,法师答应了。超度做完的一瞬间,我的心里很安稳,当时我就向我的师傅提出皈依的请求,做他的俗家弟子。
皈依之后,我尽所能供奉三宝,我跟我师傅讲,能不能把我弟兄们的灵位,摆在寺庙里供起来,我师父马上做了灵牌放在里面。每年七月半,我都在我师傅的引导下做一个大型的超度,让这些烈士的亡灵安好。
有一年扫墓,我买了1200束玫瑰花。
我为什么送玫瑰花?因为我的兄弟们在那个年纪,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摸过就牺牲了。
我想,能不能让几个女孩去给这些大哥哥们送个花,当然,这些大哥哥们如果活到现在,他们已经是这些女孩的叔叔、伯伯了。
这是我的心愿,让这些青春靓丽的女孩子触摸一下墓碑,就仿佛触摸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仿佛在和他们握手。
那边马上组织了9个志愿者,我租了一个大巴,看着一车的鲜花我自己先热泪盈眶了,当女孩们把一束束鲜红热烈的玫瑰放在墓碑前的时候,旁边的很多人都哭了,这是我的兄弟们的芳华。
我这一辈子做了很多事情,端过枪,上过战场,考了大学,又当了大学老师,自己创业,后来养老虎。我不想浪费生命的每一刻,我活着,是替很多人活着,到死的那天,见到我的兄弟们,我能无愧于心。
很多个夜晚我都在这场战争的噩梦里醒来,梦见我踩着地雷和尸骨的那条小路,梦见映红整片天的炮火,梦见战壕上堆积成山的尸体,还有周幸福挂在树上的身体,小高被炸的灰飞烟灭前的背影。
我翻手机,看见出征前周幸福的那张照片,22岁,笑的灿烂。
我的兄弟们,等我见到他们的那一天,我想他们还和当年出征前照的那张相片一样,我却已经是一个老头,他们也许认不出我。
也许我会在死后,灵魂和他们相见的那一刻又变回去,变回那一年出征前,那张黑白照片里16岁的样子。
然后我们抱在一起,痛哭。
▍大赛组委会
主办方:澎湃新闻
联合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今日头条
指导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学术支持单位: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大学文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