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河流

本文系大赛50强入围稿件

作者｜人世老枪

“命运的底蕴，是由其他人看不见的经验所组成，切割和决裂会再度愈合，会痊愈且被遗忘。然而隐秘的深处，它依然存在，继续淌血”。

——黑塞

我姓黄，叫黄时建。虽然出生在湘潭，但我其实是正宗的长沙人。

家里的经济情况只能说是一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只是我父母亲都算是比较开明的人，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发蒙了。汉学与西文我都读过。高小毕业以后，我又考上了湘潭中学。1938年的夏天，我读三年一期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就经常飞过来丢炸弹。当时我们湘潭中学在枫泉坪。为了安全起见，学校让我们学生都转移去了附近的云潭。那个地方离开城区其实已经很远了，都已经到了郊外，按理并没有多少军事价值，但是日本人却还是要轰炸。当时云潭那里有一口很大的水塘，上面搭了很多瓜棚。有冬瓜棚，南瓜棚。躲警报，跑飞机的老百姓都喜欢躲在那里面。本来是一个相当隐蔽的地方，没想到最后被一些没有骨气的中国人出卖了，这些汉奸和日本鬼子相互勾结。日本飞机一来，他们就打信号上去，日本飞机就根据信号丢炸弹。一、二十个炸弹下来，炸死了七十多人。其中还有我们学校的学生。这样一来，学校的安全就很难保证了，更不要说正常学习了。后来学校就决定搬到乡下去。我家里舍不得我，怕我的安全没有保障，就没有让我一同前去。

恰好武汉的形势十分紧张，虽然还没有沦陷，但是也快要沦陷了。武汉的日知中学，从湖北搬到了湘潭，正在当地招生，我就报名去考，结果我还就考上了。当时的学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学校根据我的成绩就让我插班进了高中部一年二期。后来学校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不久就搬到了湘乡（县）的锦屏寺。在锦屏寺那里读了一年后，学校办不下去了，因为学校没有钱了。这一下我们又没有书读了。

当时从武汉、南京、上海、江苏、浙江，流亡到湖南的学生，不知道有多少。这么多学生，学校都停办了，要怎么安置呢？就由军训部白崇禧命令薛岳，在长沙对河岳麓山办了一个入武生团，专门收留这些流亡学生。入武生团的团部就设在南迁长沙的清华大学里叫海东坡，现在中南大学的学校里，以前这个学校叫中南矿冶学院。这个学校为什么现在这么有名，那是他们是以原来清华大学为基础办起来的。整个入武生团都安置在那里。我到入武生团招生报考的时候，那是一派凄凉。身上带的钱不多，晚上睡觉又舍不得去住店，我们几个同学就睡在长沙天心阁的麻石上面。还好那是热天，除了蚊子多一点，其它的对我们来说还不是太大的问题。考试的地方就在现在的农业厅，放榜是在又一村那里。当时叫中山纪念堂。考完后来看榜，一看榜上有名。

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本鬼子一口气打到了新墙河，长沙告急。上面对我们还是很保护的，就让我们火速南迁到湘南的祁阳，就是原来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地方。在祁阳黎家坪三角塘那里搞了一个多月。日本鬼子就被打退了，回长沙后不久，接着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这一次我们就没有走了。上面给我们入武生团还分配了任务，就守护长沙的河西，从观音港到湘潭的河岸都归入我们入武生团守。战斗开始时，日本人嚣张的很，从观音港那里，大摇大摆的就坐着小汽艇来了，而且汽艇上面的人还不不多，是日本鬼子的先头部队。我那时在第三连，被安排在最前线。我们当时很紧张，一看见日本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冒里冒失就一顿乱枪打开了，结果日本人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么猛，一下就把这只船打跑了，还打伤了几个人。中间一个朝鲜人被打落水后还被我们俘虏了。后来日本人的大部队就跟上来了，那就打得很惨了，但最终这次会战我们中国人胜利了。我一直说我运气好，这不是假的，第一次参加战斗不仅活了下来，还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是一个在黑暗里大雪纷飞的人啊，各自的命，各自担待。”

——木心

会战结束以后，我们这些学员就开始准备考试。

当时黄埔军校也就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派了考试组到长沙，所谓考试组其实是甄别组，通过考试体检后甄别出一千一百多人直升军校，这样我们就到了湖南邵阳的武冈，我被分在第七总队。在入武生团是士兵训练，挂两朵花喊做一等兵，离开入武生团时变成了三朵花是上等兵。到了武冈军校后挂的符号直接就是中士符号，也就是一根杠两朵花，这就进行正式训练了。

军校的课程设有八大课程，所谓八大课程，具体叫什么名称我是不太记得很清了，但大概印象还是比较清晰的。有政治经济学教程，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上蛮多政治课，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倒是比较多。步兵操典就是制式教育的开始，射击教范就更重要了。典范令，也叫阵中勤务令，这也算是一大教程。还有筑城学教程，就是砌碉堡和设计碉堡，以及过河的搭桥、修路等，等于现在的建筑学。我后来在长沙的单位上好多房子，都是我设计的，这些学问都是在军校学筑城学学的。对于我们步科的学员来说，战术测量学教程也是一门相当重要的基础学科，测量学首先要从地形地势的识别学起，地形是什么地形，因为要识别地形才好组织阵地布置部队，因为出去要当指挥官，这门学科的考试最为严格。光测量学我们就专修了三个月，武冈的山山野野都被我们拿着标杆测量仪器绘成了地图，每个人都要交，不交就是不及格那就直接被淘汰。还有一个就是骑术和特种兵教程。

在学校里我学习还是相当刻苦的。射击学教程我的成绩相当好，这门教程很复杂包括测量瞄准角度，射击学最精密，要想打得准，距离多远弧度多大统统要计算得清清楚楚。阵中要务令，那就是部队装配备后勤运输这些东西。建筑学就是挖阵地，还要实践，绘图。挖阵地先从散兵坑挖起，每个人都是一把园锹一把十字镐，背在背上到山里去挖。散兵坑就是掩体部，修了掩体部就是筑碉堡，再进一步就是在教室上课，学习设计营房。还有就是在资江边上的河道坪那里架桥，一般学架浮桥，苦是苦但玩还是好玩，大家把那些现成的三角叉，一顿抬了，在河道上把三角叉竖起，上面架一些棍子，再把板子铺上去，人就可以从上面跑过去了。只要不要求过大的装备，只是过人的话，那还是相当容易的，用我们长沙话说就是喝豆腐脑（长沙方言意即十分简单）。难的是枪械学教程，学枪械呢，要把枪栓拆下来。怕它发生故障伤到人，撞针断了就要换撞针，怎么搞要懂得原理。重机枪的构造比较复杂，有三十来个零件，拆下来放好再装上去，这我是最拿手的。考试的时候用布把眼睛蒙起来，摸着搞，最快三分钟要装好，我一般都是最快的。还有军械学，就是对炮的拆呀，卸呀。炮弹的装药呀，刺刀的利用等。

最有意思的就是上专修课，骑兵一个月，就是专门骑马，天天骑，屁股都骑烂。重武器专修，就是重机枪，迫击炮等，要专门培训三个月。那个重机枪，有捷克的，还有美国的，最重的是马克辛的重机枪，特别重，一个炮筒，一个架子，重得要死，我们中国人喊水机关，转移的时候要专人背了搞。那尤其搞起夜间训练来，背起这个东西好重，又不能掉队，急行军时要跑，好重呀人都跑死。

为什么我们二分校的学生在全国吃香阿，就是我们军事素质过硬。成都本校那是文化第一，但要说能够耐劳吃苦真正会打仗那是我们武冈二分校排第一。我们在学校一呆就是两年，一年四季都是草鞋赤脚。武冈那个草鞋，我的天呢，不像其它地方的草鞋，别的地方是用草打的，我们是用笋壳叶打的，因为武冈那里出竹子，那竹叶打的草鞋晒干后，那是绷天石硬的（长沙方言意即特别硬）。加上武冈那里的路，全是包谷卵石修的路，当地人叫包谷路。每搞一次夜间拉练，那脚上肯定起泡。起了泡，那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热水浸泡。千万不要弄穿，弄穿了就会灌脓，然后会感染，这教官都有命令的。泡了热水以后，泡就会慢慢阴干了，阴了就结了皮。里面长了皮，外面就结了茧，这时千万不要去揭皮，不然又会感染。最后一个是防毒教程，但因为防毒装备少，训练也非常简单。术科方面，除了射击以外，最重要的训练就是劈刺。我们的劈刺教官叫曹玉成，那是很有名气的。蒋介石到我们学校视察，点名从李明灏主任点起，点到曹玉成的时候都不直接叫名字，望了他喊曹老师，他只有二十几岁三十不到，曾经在日本士官学校当过教官，以劈刺著名。他在我们学校当武术教官时，我们二分校的劈刺在全国相当有名。我们每次上劈刺课，他都会亲自上课。其实助教区队长队长也都在那里教，但他每次还是亲自上场教。他会走到每个学生面前，帮我们纠正姿势。前弓后箭，如果哪个的后脚没有伸直，他就会纠正，还说如果没有伸直，他只用一个手指头，敲一下，你的脚就会要发肿，我们以为是假的，结果那是真的。有些同学额挨他一点，那是哭爹喊娘的。教师里面，刘公武是很有名的政治学家。是我们政治部的主任，他请来的教官都是名流学者。主任李明灏是蒋百里之后的著名军事教育家。一般的军事教官，战术教官，射击教官都是留学生。以在日本留学的最多。比那些保定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的老教官。讲得要精辟得多。另外我们还要上日文课。因为你和日本作战，捉了俘虏是要审问的，其次数学，物理也要学，射击中就有数学知识，炸药、弹药的使用，就是物理的应用、化学方面的课。主要是防毒。考试重点是重机枪的射击、拆卸、故障排除；还有就是迫击炮的使用，角度、吊打、打死角；高度多高距离多大，要测量，计算好；装多少包炸药，炮弹就刚好落在那个地方，各种考试严厉的很。日文考试是口头考试，一个个喊进去，要日本鬼子投降怎么说，答出即可。射击，每个礼拜要打三枪，三发子弹，靶心十二环。我打过三十五环，得了三块光洋的奖金。劈刺考试，你对着我，我对着你，面对面搞看谁嬴。1943年7月，阴历6月，阳历7、8月我们就毕业了。我们总部大概选了十几个到军校本部参谋班。最优秀的就分到远征军，我就被选到了远征军。我们三个同学从长沙出发，一个是长沙的符翔葵、一个是长沙县的杨伯庄，我们三个一路去的。我们三个都是分配在第八军。打松山之前我在荣誉1师第二团三营机枪三连当少尉排长。守在马关老河口，河对面就是越南兵与法国兵。符翔葵与杨柏庄就分在103师.。没过多久就开始打松山了。

“几百只充满气的橡皮舟，更多的竹筏，以及原始而又不方便的来回拉绳摆渡的渡船，都在怒江峡谷无数的渡口做好了准备。一支超过十万人的部队，一万多头骡马和毛驴，两万多挑夫散布在险峻曲折的隘道上，沿着山路，走向怒吼的激流。武器装备的碰撞声和骡马的铜铃声回响在七至八千码的深谷中”

——美军顾问佛兰克多尔回忆录

说起打松山，那话就长了。

我是1943年的7月，阴历六月间，从黄埔二分校毕的业。当时军校毕业也要分配的，学科优秀的那十几个人，有的是留校当教官，有的就去了战区的作战室当参谋。像我这样术科考试优秀的学生，就被分到了远征军。当时我跟别个还真的不一样，想到就要下到部队去还真的是好高兴的。

学校的生活什么都好，就是伙食太差。每天早上出操的时候我们都要唱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其实心里面只想着河道坪门口的那间包子铺里的包子，想起都流口水咧。但是我们又没钱买，后来我们就把歌偷偷的改成了：“萝卜白菜，霉米豆腐，这是要命的黄埔。”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去了包子铺买包子。老板不肯收我的钱，给了两个包子给我，跟我说：“多亏你们训练，搞到我们少睡了好多懒觉。”  我望着他，半天做不得声。

当时第八军的军部在文山的古木镇。我们去报了到以后，就让我在军部参加了中美合作训练班，专门训练使用美国人的武器，有卡宾枪、冲锋枪、火箭筒，还有火焰喷射器，反正都是美国人的东西。等我们差不多熟悉了这些武器，就把我分到了荣誉第1师第2团3营3连当少尉排长，负责重机枪。第8军下面的3个师，分别是荣誉第1师，82师，103师。除了103师之外，其它的两个师都很特殊。都特别能打。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要我们第八军去打松山啊，因为我们军能打啊。

1944年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把我们的防守阵地交给53军。我当时还在铺上睡觉，紧急集合令就下来了，要求我们带上所有装备，立即从马关的老河口出发，还不准问去哪里，说是到了就知道了。

从马关、文山、蒙自，这一路每天都是急行军，一天起码大几十华里。到了昆明，我就想这总该休息了吧，结果只吃了一顿晚饭，又立即行军。从禄丰、一平浪、东山、一直到楚雄。还不让我们停。为了加快我们的速度，长官司令部卫立煌还给我们派了汽车，一车坐到了保山，然后让我们检查装备，清点人员，连夜跑步赶去施甸县。我们这些老兵都有经验，知道这肯定是要打大仗了。一停下来，就有人就开始给家里人写信了。我年纪小，才不信这些，老话讲的好，要死卵朝天，不死又过年，我就不信老子这样背时。

最后我们到达的地点是施甸边上的一个渡口，叫碧寨渡。前面就是怒江。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可怕的怒江河谷，与我们科罗拉多大峡谷一样地伟岸雄歭，但更加险峻。水深约60码，平均宽为400码，岸壁之间水流湍急，流速为每小时15英里。怒涛拍岸，其声在数英里之外都可以听到。就在这里，我们将横渡十万人的部队向日军阵地进攻”

——美军顾问佛兰克多尔回忆录

我们团过江的时候，很多人坐的是美国的橡皮舟。但其实那个橡皮舟起不了多少作用，江水流的太厉害了，我们的重机枪太重了，又好大一坨，我们就自已砍竹子扎竹排。橡皮舟太小，加上水流又急，重机枪放在上面，方向很不好控制，人也不好操作，我们自已扎的竹排子大，重机枪放在上面就好多了。

那个早上的雾好大，隔个一二十米就看不清人了，水又急。但命令一下，也顾不得那多了，背起家伙就出发。怒江的水，你是不晓得，那是真的急。有的流下去最远的有十四五里。我过江流下去十二里，过江后就到了杨梅大山脚下。杨梅大山的学名叫高黎贡山，那山是原始森林，山里全部都是树木，没有路走，没有人迹，除了松鼠、猴子外没看见别的家伙。搭帮雾大，才让我们做了一顿饭吃。如果没有雾，连饭都吃不成，因为怕被日本人的观察哨看见。吃完饭以后，就在集结点附近隐蔽了起来。

第二天一清早开始上山。上山几十里，下山也几十里，一天要赶到山顶。这是上头的死命令。为什么呢，靠怒江东向的这边是背阳的，阳光很少基本照不到太阳，有瘴气。瘴气是怎么来的呢，长年累月的树叶落下来，腐烂变成腐质土。我们一脚踩下去，最浅的齐脚踝，最深的齐腿把子（小腿）。瘴气就是这样来的。还有就是要注意毒蛇。蟒蛇它那个家伙大，容易发现。毒蛇小不易得发现，被咬一口就麻烦了，那个山里面到哪里跟你搞药咯。最厉害的是蚂蝗。腐质泥里面的蚂蝗，好长一条，一爬在你身上吃血，随你怎么打也打不下，撕也撕不脱，撕起来疼死人。还有蚂蚁，有小指拇这样大的一只，夹子像螃蟹的夹子一样。夹一口又疼又痒。一下一个包。蚊子也大，咬起人来躲都没有地方躲。我们每个人用手巾打湿，蒙着嘴巴上山。到了山顶上面，上面树少，当西晒，太阳照得到，这个时候人才放松起来。山顶上干燥，我们就在上面休息。先挖一个洞，像我们湖南埋死人挖的金钱眼一样，每班挖一个。为什么一定要挖洞睡觉呢，因为挖出来的泥巴是新鲜的，它们会挡住蚂蚁，蚂蝗不到上面来。人坐在里面，背靠着背睡觉，还要抱了枪。

下山几十里，就好走多了，为什么呢？那边阳光充足一些，瘴气也没有了。走到约半山腰的地方休息，大概是十一二点钟，下山、突击，一家伙走三十里，就占领了长岭岗山下面的一个小镇。那里日本人不多，只有一个小队，还有点管理人员，只有四五十人。这点人哪里经得我们打咯，我们一个团没用十分钟就彻底把他们灭了。占领长岗岭后才架锅吃饭，吃饱饭以后，连嘴巴都来不及抹，一个命令就开始冲锋，几分钟就占领了黄草坝。黄草坝是个最要紧的地方，在龙陵与松山中间，我们把黄草坝一占，就把滇缅公路切断了。这一仗打得最好。占领黄草坝以后，上头马上把七十一军调了过来跟进。

“渡过怒江的战斗，不论对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都是始料未及的。日本人低估了中国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衣着单薄，总是吃败仗的中国“老兵”，会在最糟糕的雨季，进入世界上气候和地理都是最恶劣的地区，他们把这一地区称作东方的毒药。我曾经前往督战察看，由于前前后后数次争夺，敌我死尸杂陈，有数百具之多，且腐尸气味阵阵冲鼻，白色的尸蛆，甚至从绑腿缝里，眼眶里，口腔里，鼻子里钻进钻出，爬满了脸部及全身，真是惨不忍睹”

——美军顾问佛兰克多尔回忆录

当时宋希濂的想法是要我们第8军打松山，71军打龙陵。滇缅路被我们切断以后，日本人的汽车过不来，他们后方的部队都在缅甸，没有办法过来。这下日本人就急了，就只能靠空中飞机。空中飞机呢，这又搭帮了美国人陈纳德的飞虎队打得日本人的飞机都不敢飞。打龙陵的时候，我们在回龙山一线的老东坡打阻击，我们重机枪连就占领老东坡，防止日本人，不让日本鬼子的战车、军队抢攻黄草坝。保卫黄草坝，免得日本人支援松山、龙陵。在老东坡，日本鬼子反攻得很猛。他们就是想夺回滇缅路，好去支援松山和腾冲。腾冲那边，日本人也被中国人打得节节败退。我那时当排长，总是喜欢自己打机枪，排里没有哪个比我打得准，打得好，排除故障又快。我们整个排有三挺重机枪。日本鬼子也不怕死，上来就冲锋，被我们一顿扫射就压了下去，后来日本人看我们这里重机枪的火力实在太厉害了，就想打掉我们的重机枪。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突然间来了一枪，我正在打机枪，一粒子弹打中了我的手，我旁边的班长，帮我上子弹的，他说，“排长你负伤了，你挂花了”。我说哪里罗，没有，他说，“都出血了”。我一看，真的出血了，没看到出血还没事，一看到出血就晓得疼了。日本鬼子的子弹一打来，打在手这里，估计是距离比较近，子弹一下就穿了过去了，这里就马上开了一个眼（洞）。他们的子弹不像我们的开花。这时，班长就连忙脱下裤子，屙了好大泡尿给我消毒，当时没有水。他把裤子一脱，对着我的手就撒。然后用急救包包上，包了后，我就继续打重机枪。最后，老东坡还是守住了，我也升了中尉排长。因为负伤不退，上头就把我从少尉排长升了中尉排长。这一仗以后，我们把阵地移交给了71军32师。因为伤亡太大了，虽然是老兵，伤亡还是大。我们那个侦察队一队人全部死光了。一个团都没剩多少人了，把我们调回到长岭岗整编补充。

“炮口喷着火，将几个敌人的影子抛向了空中。同时五六名战友勇敢地向前挺进。战壕里响起了洪亮的呐喊助威声。敌人被突发的情况惊得目瞪口呆。但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攻击。”

——日军战俘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

松山的战斗打得很激烈。等把我们第八军调过来时，战斗已经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候。那个时候已快7月上旬了，刚好是当地的雨季，很多地方山洪暴发，道路一下就变得稀烂的，民夫骡马均无法通过山间小路，飞机也无法空投。前线的士兵一下就没有了供应，我们每天爬在战壕的泥浆里，没日没夜地被大雨浇，又不能去躲雨，又没有吃的，每天饿得前胸贴后背，那真的是苦不堪言。到最后我们也没法了，就跑到山里到处去寻找野菜充饥。最惨的是伤兵，没有吃的，没有药物，又没有办法运往到后方，很多重伤员只有听天由命在雨里面等死，整个阵地上都是惨叫声和咒骂声。

这个时候，蒋介石亲自在保山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卫立煌也立了军令状。李弥就亲自来了最前线指挥。松山之所以难打，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占了地形的优势。特别是腊勐以上的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这些地方山势陡峭，大雨一浇下来，本来就全是烂泥巴的山坡就跟泼了猪油一样，向上进攻时要手脚并用地爬，不然站都站不稳。另外山上面日军又用暗堡构筑了交叉火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躲都没法躲，说句难听的就跟当活靶子差不多。结果跟七十一军一样，一次次冲上山又被日本人一次次赶了下来。李弥打仗也还是有些套路的，白天强攻不行，就晚上搞夜袭。

到了晚上，按照李弥的命令，我们团组织了两个连的精锐悄悄摸上了松山的主峰子高地，准备直接捣毁日军的指挥部。不料刚上去就被日本人的火力包围了。那个晚上枪炮声喊杀声一夜都没消停，天亮的时候，只有两个带伤的士兵跑了出来，汇报了山顶的战况，其他的人都死了。

原来，主峰子高地中央有一个大地堡，在它的周围又环形分布了许多小地堡，火力四面交叉，又可相互支援。打个比方，你拿着成捆的手榴弹去炸甲地堡，刚接近，还没来得及投弹，后面乙地堡的机枪就响了。你攻击乙地堡，丙地堡、丁地堡的机枪又把你打成了筛子，就这样，每个地堡前都死了好多我们师的兄弟。

才打了几天，我们的伤亡人数就已到了一千多人。加上先前71军的损失，一眼望过去，从山顶到山腰，全是我们中国士兵的尸体。由于日本士兵的枪法很准，用你们读书人的话来说——就像子弹长了眼睛，根本无法去救伤员或搬运尸体。每次打炮激烈或者飞机轰炸的时候，不少死人的胳膊和大腿就飞上了天。再加上怒江的天气也极其反常，日夜温差很大，晚上下雨冷得发抖，白天太阳一出来，又烤得人流油，由于湿度大，那些死人的尸体一般两三天后就开始发臭发烂，随后生出白蛆，爬得到处都是，幸亏美国军医晚上在阵地上到处打针，给我们服药片，战场上才没有发生瘟疫。

搞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心里才有点底。原来松山的碉堡有四层。主碉堡在顶上，很大，有两个中南大学礼堂大。松山的碉堡群，是个永久防御工事，被称作打不烂、打不下的工事。那大小碉堡的建筑，都是层层加固的。松山上面有木材，日本人伐了好大的树木。把碉堡围好，像我们砌墙一样，砌一道墙，木头外面就加一层钢板，钢板外面还包一层棉纱。棉纱外面再加一层钢板，钢板外面还铺好厚一层的泥巴。碉堡是钢筋水泥的，连顶层上面都是钢筋水泥。坚固到这种程度，打炮根本不起作用。还有那交通壕起码有两米半到三米宽。深呢，大概是一米八到两米深，里面可以走吉普车、汽车、摩托车可以跑来跑去。交通壕里面的路坚固的很，都夯得实实在在的，下大雨也不怕。日本人的掩蔽部，就是一个机枪阵地、一个炮兵阵地，这样相互交叉的排列。掩蔽部上面都是一排排的木排，四面都是射击孔。

来松山之前，我们团在长岭岗收了一部分新兵。其实我们的新兵也是老兵，都是医院送来的，加上我们原来这一营还剩下的两三百人，凑起来是八百人，组成了一个加强营。副团长兼营长，老营长已经死了。因为我们82师、103师、荣誉一团、荣誉二团的任务就是打松山。八十二师已经打得没有了，103师也没剩几个人了。第三道碉堡还没有动。要我们接着打，那个地方叫滚龙坡。我们在滚龙坡这里，上来就搞掉了五六个碉堡。日军隔百把米就有一个碉堡，三十米就一个掩蔽部，一个机枪阵地，或者一个炮兵阵地。碉堡太多了，每打一个我们的伤亡都相当大。日军的摩托车、汽车在交通壕里窜来窜去，我们是靠人往上面爬。他们的汽车比我们人肯定快些，通信又便利，所以虽然他们人少，但就是搞他们不赢。

“敌人已经逼近到距离我们四五十米的地方，他们似乎连抬下同伴尸体的时间都没有。从凹洼的地方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地堆积在我方的阵地前，但我们赖以反击的重机枪，子弹已经所剩无几了。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这样，我方机枪只能万般遗憾地沉默了”

——日军战俘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日本人就这样僵持住了。我们上不去，他们出不来。但上面催得紧，都是立了军令状的，没有办法，上面就决定再发动一次总攻。因为根据美国人的情报，山上的守军只有三四百人了，火炮十几门，机枪五十来挺，经过美军轰炸机的轰炸，应该剩下的日本人不多了。我们虽然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就顺着山谷和山坡猫着腰朝山顶进攻，500米、400米、300米，日本人没反应，200米日本人还没反应，快接近山顶的时候，突然间，像刮起一阵狂风，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同时开火，形成交叉火网，地雷、手榴弹的爆炸响成一片，我们当时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像割稻草一样倒下了，尸体滚满了一个山坡。我们一个营只退回了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营指挥官全部牺牲在山头了。

打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有逃兵了，都不想去白白送死。有的躲进山林，有的就趁晚上泅水而逃。我们军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死了3000多人。打仗就是这样，我们天天泡在尸水里，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有多么艰苦了。半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了黑色，死人的臭水好久都洗不干净。

这个时候，李弥发火了，要求调整打法，从这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冲锋了，而是相互火力掩护，从四面朝地堡慢慢地匍匐前进，达到攻击距离时用手榴弹、炸药包炸，大多数时候是用火焰喷射器把地堡里面的日本人烧死。有一些日本兵身上带着火跑出来射击，但是马上就会被我们的机枪扫到。搭帮美国人，那火焰喷射器成了我们的杀手锏。

由于是从外围进攻，背后就不用担心有日本人的地堡，我们的伤亡减少了很多。到8月下旬，我们的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500米的阴登山、大垭口、黄家井一带。但离主峰子高地还有200米时，就再也无法前进了。因为太陡了。那坡度大约有60多度。连射击都要仰起头，我们在这里又死了好多人，因为上面的手榴弹经常像下雨一样砸下来。

“当应征入伍的中国农民小伙子炸毁日本人的工事后，他们不懂为什么情报上说的至少300名日军，但现在只剩下75人？他们在厨房里才找到答案，原来日本人在被分隔包围后，吃完了干粮后，就把自已人的尸体一个个的吃掉”

 ——美国新闻处编《最高海拔的战斗》

最后一团团长周开成跟李弥商量以后决定，在我们滚龙坡过去大概两三百公尺的一个山窝里，把工兵调上来挖地道，直通主碉堡。日军的总指挥部在主碉堡里。主碉堡周围还有小碉堡。日本鬼子把树枝砍掉，在树上面设了了望哨。所以在挖地道时，工兵来来往往，他们可以发现，一换班，就指挥机枪扫射，炮弹也打过来。我们的工兵伤亡很大，如何避免他们的火力呢？我们中间有一个炮兵排，是原来的炮兵连，用的是60小炮，由于战斗减员，从炮兵连变成了炮兵加强排。用他们的美式60迫击炮打死角最好。不过日本人的碉堡太矮了，碉堡打不进去。一个班长姓李，是湖南湘乡的老乡，平时相处得还可以。我说：老李，你看那上面，那上面肯定是敌人的瞭望台，密密麻麻像鸟窝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只要把它们打掉，工兵作业就顺畅了。他观察以后，就跟几个炮兵开始商量，然后找了个地方把炮台架起，我整个点了一遍，还剩十门炮。炮架好后，我就测量。整个山上，军校的学生只剩我一个人了。目测的距离不一定准，我就用手配合测量，把距离计算好，基本达到了要求。高度是八十几米，距离是240米起到400米止。那碉堡是一线排过去的，要用纵深射击。这样对炮兵的操作是很难的。

李班长没有到过中美合作所受过训。他也不大清楚怎么打，这怎么办呢。我在军校里学了迫击炮，只能利用八零迫击炮的搞法来对付六零小炮。通过计算以后，就晓得道理是一样的，把角度调好对准，第一门炮装多少包药，第二门炮装多少包药，这就是纵深射击。比方第一门炮打二百四十米，装药八包。第二门炮打二百五十米，两百六十米，装药十二包。这样十门炮就算有一门哑炮，也还有九门发挥了作用。我指挥令一下，炮就打出去了，一响后，一枚接一枚，跟着打上去。炮弹多的是，美国人运来的，炮弹要好多有好多，打了几十百把发炮弹上去。把整个观察所的瞭望台，打得精光。上面派人来问，说是我在指挥打的。马上宋希濂就下了嘉奖令，奖金八百块钱。后来营长负伤下去了，副营长把手打断了，连排长死光了。大概还有一百一二十人的样子，就要组织一个加强连，要我当连长，还下了命令，正式授予的，荣誉1师2团3营改成为加强连，授予黄时建为加强连上尉连长。整个801、802以及滚龙坡的阵地归我一个人指挥。

没有干扰以后，工兵的进度就很快了，几天以后挖出了左右两条暗槽，直通到日本人的地堡下面，形成了两个炸药室，共安放了3吨多的强力的TNT，再把汽油桶滚进去，测量准确后。外面的人全部后撤200多米，一按电钮，哐当一声，地震一样，把松山那个主碉堡，掀起了几丈高。主碉堡有好大呢，有中南大学礼堂两个大。后来听说，就是这一轰，松山的主峰被整体削低了一米多，也不知是真是假。

打仗呢没别的，就是要敢拼命，舍得死，那时不讲艰苦，都是拼命，都是亡命之徒。那上去了都是不要命的。我是在组织连队扩大战果时负的伤，在协助103师搞一个暗堡时，不料阴沟里翻了船，被日本鬼子一颗枪榴弹，打在距我不到一米的地方，我趴是趴倒了，但枪榴弹的弹片打在我这里，把我的屁股削掉了半边，我当时就昏迷了，两块弹片卡在骨头里面，另外还有些小的，疼得要命。

“在山脚的公路上，从腊勐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接一个，排了好几公里长，有的重伤号，没有等到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我们都是当地百姓组织的民夫队抬过江去的”

——国军荣誉1师上尉加强连连长黄天

我也不知道自已是怎么从阵地上下来的，怎么搞的都不记得了。后来别人才告诉我，下来几天了，我的意识都不清白，昏迷了好几天。但是奇怪的是，身上背的东西都还在，没少一点，连嘉奖令都带了。

一家伙就到了大理，我也不知道如何到的大理，就入了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是中美合作的医院，有美国的顾问，美国的医生。我一身喷臭的，随哪个走过，都捏着鼻子。一是战场上个把月都没洗过澡了，连洗脸都有好久没搞过了。二是在战场上被死人的尸水泡的，那个味道是很难消除的。等我稍微清醒了，我就对护士说“给我洗个澡”。他们就把我抬去洗澡，那包扎屁股的急救包，也有两三天没换了，在水里一泡，云南那里都是温泉，纱布胶布就泡掉了。我一泡下去，温泉水很热，蛆婆就在水里翻，水一冲到伤口，人疼得死马上又昏了过去，他们那些护士只好又把我抬回去，让美国医生来看，医生帮我打了急救针后说：“你这个澡洗得好，毒素都冲走了，就把骨头上的两块弹片取出来就可以好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兴打麻醉针，医生涂点麻药就下刀了，我的天，那真的疼得要死。反正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不把自己当人搞了，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就忍着躺在那里，基本上也没什么乱动。骨头里的弹片取出来以后，屁股就没那么疼了。那个时候年纪轻胃口好，加上医院的伙食比打仗还是好些不，慢慢地这人就有气了，剩下来就看护士帮我调理了。

这个时候松山已经完全胜利了。古话讲“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松山战役日本鬼子的部队只有多少人呢，日本鬼子的部队只有两个；联队搭点别的部队，大概三四千人的样子。松山战役消灭了日本鬼子三千多，俘虏了一百多人。我们自己的死伤呢，我们第8军82师，打得番号都没有了，一个师整个打完了。103师也好不到哪去，医院里有一个病号就是103师的，他跟我说：“听说我们那个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人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一边讲就一边哭，那是真的心酸。

后来就是慰问团来了，慰问团的总团长就是宋美龄，副团长是李德全。李德全是冯玉祥的夫人。还有个昆明分团，团长叫顾映秋，是龙云的夫人。另外那些穿长袍的，穿中山装的，还有穿军服的，那我就搞不清楚了。只晓得有一个白胡子老倌子，不晓得是沈钧儒还是张君劢，反正像那样的人，有胡子，很长的。当时远征军在蜡戌会师，他们在那里慰问后，顺便到陆军医院来慰问我们这些伤兵。来的时候，每人都发一个慰问袋。慰问袋里每人有五十块钱，一条毛巾，还有一套衣服，一包烟，还有吃的东西。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算了不起的了。慰问团的那个长胡子老先生带着宋美龄、李德全，顾映秋三个女的，把每个伤员的位置都走到了，亲自给每一个人发慰问袋。他们慰问到我的位置时，我侧着屁股睡着了。他们一来，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拼命爬起来，想跟他们敬个礼，刚好那天我穿的那件衣服上，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8点7的字。这就说明我是黄埔军校十八期第七总队的，宋美龄也看见了这几个字，“哎，你是黄埔军校的，你是校长的学生啊？”我说：“是的。”“哎呀，你哪里负伤了？”，我就指给她看，然后我还从格笼里头拿出嘉奖令给她看，她接过去一看，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登记证都有。连声说：“哎呀不错，你还只有二十一岁啊？”我说：“是，二十一岁。”她说：“那大有前途，还两次立功啊。”然后就很仔细的看了我的伤口。还喊那个美国人过来用英语讲了几句话，我是听不懂。不过我猜她讲话的意思是：“这是最高统帅的学生。给他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治疗，用特殊的营养，这个伢子只能救活，并且要健康地成长”。最后嘱咐时她和护士说的普通话，我就听懂了。

李德全也有意思，看见宋美龄和其他人说话去了，她就赶快也拿了一个慰问袋放在我的铺上，龙云的夫人一看，不好意思，就要她的副官去拿，她已经没有慰问袋了。最后没法，就让副官把云南的那种光洋，富滇新银行出的半圆的那种，包了10块。用手巾包了放在我的枕头下。最后走的时候，那个胡子老倌看他们都慰问了，他就把他的一支派克笔送给我了。那个时候，派克笔还是蛮贵的，送给我，我开始不想要，但他硬要送给我，还在我的本子上写了八个字，“英雄青年大有作为”，没有签名，不晓得叫什么。

慰问团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就特殊化了，变成了医院的特殊人物了。那个时候最好的药是盘尼西林。他们刚刚走，护士医生就来注射盘尼西林了。真的是用最好的药，看着肉就长起来了。吃呢，吃顶好的营养餐，送到铺上来吃。我走路不方便，就睡到铺上，让护士一勺勺地喂。那护士妹子，好热情的。这样我的伤口，除了那条打断了的筋，就是附在骨头上通脚的那条筋之外，就基本都好了。那个美国医生水平高，是个上校。他从另一个刚刚死掉的人的身上，取了一节筋出来，用手术把它跟我的脚接起来，我就可以走了。八十岁以后可能老化了，就走得不蛮好了。现在我九十岁，就要拄棍子了。

松山战役结束以后，我们这个加强营，归还建制。归还建制的时候，剩了18个人回去报到。二团团长周藩亲自接待这十八勇士回团。周藩解放后是湖南省参事室的参事。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他在那里发表讲话：“连排长都死尽了。18个勇士回去没有一个连长排长呐！十八个都是当兵的呐！”我就站起来，“报告首长，还记得我吗？”我说，“还没有死尽，还剩了我。我是你下面的排长。后来在松山加强营的时候，归李副军长直接指挥的加强营。后来当了连长，剩了我。”他连忙从台上走下来跟我握手，拍了我的肩膀：“哦，你就是那个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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