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印度手机之王

原创：罗瑞垚、宋炳晨

基伍在印度一鸣惊人，各大媒体都打出标题：“谁是G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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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机品牌称霸印度市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发布的数据，2018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约为1.452亿部，同比增长10%。在排名前五的品牌中，中国品牌就占了三席，分别是小米、vivo、OPPO，位列第一、第三和第四。

总体而言，中国手机制造商去年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占到六成。印度俨然成了中国智能手机的第二故乡。

这股出海的风潮始于2014年，当时国内智能机市场发展迅速，不少本土的品牌迅速崛起，但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于是小米、OV、一加等品牌相继出海，印度成了共同的目的地。

这并不是中国手机第一次在印度打响名号。早在四五年前的功能机时代，深圳起家的基伍国际（GFive）就曾一度在印度市场叱咤风云，与当时的行业巨头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叫板。

基伍手机的创始人张文学是最早印度创奇的见证人。

大学就读模具专业的张文学，毕业后从模具起家，后来做起了高仿机和改制机的外壳。2005年，他开始给海外手机品牌代工，印度当时有名的灯饰、钟表品牌Ajanta就是他的客户。意识到海外市场的巨大机会之后，他成立了基伍国际，生产功能机，销往印度和非洲。

印度一度成为基伍最大的市场，它在几乎所有邦都设立了办公室，基伍在古尔冈的总部和各邦办公室有300多名员工，张文学几乎每个月都要跑一趟印度。

2010年，基伍的年销量就达到了近6000万台，一度占据了10%以上的区间市场份额，仅次于三星位居第二。这让基伍在印度一鸣惊人，各大媒体都打出标题：“谁是Gfive？”2011年在接受《经济时报》采访时，张文学甚至透露，计划在印度建立一个研发中心。

近日，志象网（The Passage）专访了基伍国际创始人张文学。

以下为其自述：

我应该是算是最早一批做印度手机市场的。

2005年，我当时在做手机代工，印度当时第一家本土手机品牌Ajanta是我们的客户，这个品牌是很有名的灯饰品牌。它一个月能卖二三十多万台手机，这是很不错的成绩，当时，除了头部品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LG之外，很少有能月出货10万台以上的。

这让我对印度市场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成为了成立基伍国际专注海外市场的基础。

2008年，我成立了基伍国际，进入印度市场，以及北非的几个国家，算是比较早进入印度的手机品牌。

当时，印度主要的手机品牌是诺基亚和三星，一部功能机就能卖到200美元左右，一般人都负担不起。

当时印度普通工人的收入大概是一个月100美元，如果手机太贵，就很难普及，我们切入市场的价格是根据用户的收入定的，一开始就靠产品设计、性能和性价比往前跑。

我们的出厂价在50美元左右，而且当时印度的关税低，只有2.5%，手机零售价就定在80美元。

这样我们的价格只有三星、诺基亚的60%左右，但是质量和功能却是相似的，这很容易打动消费者，有许多印度人第一次买手机就是买的基伍手机。2010年和2011年是我们卖的最好的时候，一年在印度能卖大概六千万台手机。

手机售价的降低还要得益于中国的产业链。一是我们与比亚迪和富士康合作，依托资源整合，压低成本。二是我们本身的利润就不高，相比印度市场头部品牌40%以上的利润率，我们的利润率压在了20%以内。

基伍在产品的创新方面，是比三星、诺基亚等国际品牌更快的。

在2007年，我就帮海外品牌做过双卡手机，远早于诺基亚、三星等厂商。基伍国际成立之后，我们也针对海外市场推出了很多独特的功能。

2008年，我在印度的一个小镇上，看到当地人在一辆汽车前排长队，花上10卢比，从汽车蓄电池给手机充电半小时。之后，我们就推出了能使用5号电池和双电池的手机，主打“超长待机”，最长可以待机40天。

我们卖的最好的手机是“四卡四待”的手机。当时，印度有11个运营商，各家运营商网内的电话与短信资费较低，不同运营商之间打电话、发短信收费要高出三到四倍。一张手机卡的价格只有10卢比，用户为了节省资费，就会同时购买好几个不同运营商的手机卡。我们的“四卡四待”的手机也就派上了用场。

我认为，我们能够打开印度市场，一是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二是极高的性价比。

2010年，基伍手机的市场份额就排到了第二名，仅次于三星。基伍国际印度总部设在古尔冈，并在印度二十七八个邦都设立了分公司，编制内员工就有三百多人，我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印度。

2011年之后，基伍被迫退出了印度市场。

那年年底，因为专利问题，爱立信和诺基亚在印度等市场把基伍国际告上了法庭，被告还有HTC和中兴。

我们这种后来成长起来的企业，在GSM2G领域的专利技术基本是空白的。而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在印度的专利布局颇丰，印度法律整体对专利的保护也比较严格，我们手里也没有专利可以跟对方进行交换，所以在这种专利官司里面我们是很被动的。

从2012年一直到2016年，我的主要精力都是去各地打官司。

2013年，我就把我的股权卖掉，退出了手机市场。品牌授权给一些国外公司，目前在印度仍有合作伙伴，他们自己负责生产销售，我为他们介绍中国供应商。

退出印度市场之后，我有想过在国内市场做智能机，但是觉得基因有点问题，最后放弃了。我现在觉得，如果没有专利官司，能够留在印度市场，机会还是很大的，因为品牌、渠道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本文原载于“志象网”公众号：passage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