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反犹”风波：“反犹”话语裹挟下的左翼政治困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成为最大的受害族群，将近六百万犹太男女和儿童遭到纳粹集团有组织和策略的杀害，留下人类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当历史被清算、教训被吸取，新时代政治语境正式开启，“反犹主义” （Antisemitic）做为不久前被人类集体实施的罪行，像一道红线圈出了西方主流政治的最大雷区之一。当代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其政治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两次世界大战及犹太人大屠杀的反思基础上的。包括欧盟的建立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尝试一种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政体，令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在“种族”和“国族”两种身份中和谐生存。与此同时，一部分犹太人对身份、种族和宗教愈加强烈的认同感驱动着他们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找现实中的救赎之路。曾饱受“民族国家”模式迫害的人们，最终解决方案是建立另一个民族国家。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被吸引召唤，在以色列重新定居，同时也造成了他们与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民族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血冲突。

近年来，随着欧洲经济衰退，民粹主义沉渣泛起。法国近几次的反犹游行冲突、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极端保守势力上台，都显示出“反犹”在欧洲有重新抬头的趋势。然而今天的“反犹主义”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已经发生了语义上的变化。比如欧洲很多国家的排犹浪潮其实是伴随着难民问题而起；而在以色列国家复兴和美以建立政治联盟的背景衬托下，“反犹”定义开始超越犹太族群叙事范围，和作为理念的以色列国家及作为政权的以色列政府发生重合。近年来，美国、英国、法国等地政坛上都爆发了围绕“反犹主义”的风波。

在2015年英国大选、2017年非常规选举中都打出了漂亮一仗的英国工党现任党魁科尔宾，曾被认为是英国当代政坛最大一匹黑马。除了激发出工党选民空前的政治热情之外，他还在2017年的非常规选举中以自身人格魅力成功动员了几百万英国年轻人进行投票。科尔宾总是会在不同公开场合传达“团结”（solidarity）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但在现实政治生涯中，他却一直难以弥合党内不同意见，始终面临不信任、震荡甚至分裂的局面。从去年开始，在科尔宾头顶盘桓不退的的针对他个人及工党 “反犹主义”的指控，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分裂状态。

对于一个以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为基本政纲，致力于打造福利体系，尤其关注弱势、少数族裔、边缘群体权利的中左主流政党而言，“反犹”可谓非常严重的政治指控。它不仅为各路老谋深算的反对派提供了政治斗争的口实，也加剧了工党内部及外界对科尔宾个人领导能力的不信任程度。这一切当然可以部分地算在英国政坛混乱现状的头上；但在更深层次，英国政坛的”反犹”争议一方面反映出当代政治语境下“反犹”、“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左翼立场的反对以色列现阶段极端民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它还凸显出英国工党在科尔宾“激进左翼”思路领导下所面临的重新定位的矛盾和困境。

“制度化反犹”：被夸大的指控

大概科尔宾本人也没有料到，最初一两则经由媒体发酵的“反犹”丑闻会发展为长达2、3年之久的”系列剧”。由于涉及细节太多，有必要先来回溯一下基本剧情。2016年4月媒体曝出，西约克郡布拉德福德地区的工党议员莎拉·纳兹（Naz Shah）曾在2014年的Facebook上分享过一张漫画地图，称巴以冲突的终结解决方案是将以色列国重迁到美国去（讽刺美以勾结关系）。她还在其他帖子中将纳粹和现以色列政府进行对比，“不要忘记希特勒当年所做的一切也是合法的”。在随后记者的采访中，前伦敦市长同时也是资深工党议员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为莎拉·纳兹辩护，却说出”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希特勒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样的话来，引发轩然大波，“以色列保守党之友”（Conservative Friends of Israel）、《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世界上最古老的犹太报刊）等犹太社群组织机构纷纷加入批评行列，敦促工党做出处理。工党立刻宣布对两人进行停职调查，还除去了莎拉·纳兹的党鞭职位。科尔宾同时宣布，将对工党进行两个月的反犹主义和各类种族主义的独立调查。

事情未能平息，其间风波不断，并在隔年（2018年）再次发酵。和前一轮极为相似的是，这次先是剑桥郡彼得格勒的工党候选议员阿兰·保尔（Alan Bull） 被媒体挖出2015年曾在脸书转发了一篇题为“犹太大屠杀是骗局”的文章——他随后被工党停职调查。而议员克丽丝汀·肖克洛夫特（Christine Shawcroft）声援阿兰·保尔的内部邮件紧接着被曝光，并因此也遭到停职的命运。与此同时，更多与工党有关的具有反犹意味的言论被挖出来“曝尸”。《星期天泰晤士报》花费两个月时间对超过20个最大的支持科尔宾脸书群组进行调查，认为其中充斥着“反犹言论，甚至包含辱骂性质的语言”（工党在随后的解释中称这些脸书群组并不在其管理之下）。

今年2月，科尔宾的同盟克里斯·威廉森（Chris Williamson）在某次会议上称工党在面对所谓“反犹”指控时显得“过分歉疚”（too apologetic），再次令公众哗然；同月，9名MP陆续高调辞职；3月26日，伦敦举行抗议“反犹”游行示威活动；4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再曝工党处理反犹投诉案件不利；紧接着，有着百年历史的工党附属组织“犹太劳工运动”（Jewish Labour Movement, JLM）通过了针对科尔宾的不信任动议，要求科尔宾辞任；5月，伦敦另一家犹太社群倡导组织“反工党反犹”（Labour Against Antisemitism，LAAS，由年轻工党党员Denny Taylor在2016年新近成立）发布一份长达15,000页的工党反犹报告，要求政府介入调查……

9名资深MP集体退党事件可谓这出系列剧的高潮，标志着工党内部一直存在的分裂危机进一步加重。退党的前议员里既有出身犹太家庭，代表犹太社区的露西安娜·伯格（Luciana Berger），也有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当选地区MP的资深党员（Joan Ryan），还有一度成为大选热门人物的黑人议员（Chuka Umunna）。在他们的退党理由中，反犹是主要原因之一。露西安娜·伯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指责工党内部存在着令人无法忍受的“制度化反犹主义”（institutionally anti-semitic），该词一经脱口，立刻成为媒体竞相引用的热门词汇。

尽管工党一直没有停止采取包括停职、调查、道歉、解释……等补救措施，并且在2018年4月升级了处理投诉的程序，但这些处理手段却一直被外界诟病为拖延、被动、暧昧，并进一步引发更大量来自媒体、反对政党、英国公众尤其是各大犹太社群和组织的批评及指责。在超过一百多年的党史中，这对于工党而言大概还是头一遭。

但如果仔细查阅过往，真正关于工党近期制度化、框架化反犹的证据其实算不上充分。前述各种标志性事件，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是一地鸡毛式的琐碎而不是系统成规模的种族问题。尤其是目前几轮风波的发酵轨迹都很相似：陈年往事（主要是2015年之前）忽然被曝光 -引发争议 -引发富有争议的回应 -道歉和处理 -继续引发争议……但真正发生在当下的直接的工党反犹言论非常罕见。事实上，不论2016年科尔宾主张的独立调查，还是同年英国政府内政事务专责委员会（Home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开展的反犹调查，都没有得出工党有确凿的、明显（高于其他各党）的制度性反犹主张的结论。两份调查报告仅指出，党内偶有负面的”有毒氛围”，或针对该问题的冒犯性的无知言行。

至于工党针对反犹投诉的处理态度和效率，尽管显得被动仓促，但也并不完全像外界所称那般低下。首先科尔宾本人在公开场合已经多次道歉，并在各种标志性事件发生后及时承认错误，承诺解决工党内部的“反犹”问题。在自2018年4月至今所提交的673件针对党员反犹的投诉中，有296人被退党或开除；227人因证据不充分而免罪；150件投诉仍在等待结案。其中大多数投诉都与工党无关。关键在于，就算所有待结案的投诉都将得到处罚的结局，这些反犹的个别表现在工党全体成员中的比例也不过占0.08%全体尽管英国主流政党的共识是对任何种族歧视现象采取零容忍态度，并需要迅速行动开展自净；但以目前这样的数字比率来看，工党要被指为“制度化反犹”，未免过于牵强。尤其一些犹太社群组织所称的“工党内部已无犹太人容身之所”、”猖獗的反犹主义”等等，明显有夸大其词之嫌。

作为靶心的科尔宾

1984年的科尔宾（左一）在伦敦参加”英国离开爱尔兰“抗议活动。

官方调查结论和数字仍不足以平息舆论的不满。多数愤怒的矛头最终都指向党魁科尔宾本人。在过去两年多的反犹风波中，科尔宾始终处于风暴眼中心，直接关系到他本人“反犹”的指控主要有两大回合。第一回合是2012年他在脸书上支持一位涂鸦艺术家Mear One的“创作自由”——这位艺术家的某幅大型涂鸦作品由于被指带有鲜明的反犹阴谋论色彩而遭擦除，而科尔宾则在Mear One的脸书页面上留言以表声援。这一举动于2018年初被露西安娜·伯格（就是后来高调辞职的工党犹太议员）曝光并批评。工党包括科尔宾本人随后都进行了解释及道歉，科尔宾称自己当初声援的目的是艺术表达自由，并没有仔细看这幅画的内容——这道歉很苍白，毕竟画中的反犹色彩并不需要反复咀嚼才能领会。此事引发党内外的很大不满，甚至招来一场几百人的抗议。有记者形容此事标志着犹太社群和工党之间的关系开始遭受严峻考验。

科尔宾在脸书上声援的壁画：一群西装革履的大鼻子金融家（暗指盎格鲁犹太人）坐在一起玩“大富翁”棋牌游戏，上方悬挂着疑似共济会的标志，而脚下是一群疑似底层的人民支撑着桌子。

第二回则是眼下新鲜发酵的。上个月底，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向工党递交一封措辞严肃的质询信，表达对科尔宾在2011年为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再版的书籍《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 Study）作序的不满。作为英国新型自由主义（the new liberalism，持有进步思想的自由主义）重要奠基者之一，霍布森在这本1902年写就的著作中曾暗示欧洲金融体系被一小撮犹太人群体操控——这是带有那个年代鲜明特色的一种反犹思想。而科尔宾为本书2011年的再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用 “杰出的”、”有先见之明的”等赞美词汇来形容该书，这再次成为他”反犹”的口实之一。

科尔宾为自己的不当言行道歉，也在公开场合进行自我辩护，称他不是反犹主义，只是反犹太复国主义：“我一生都在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我的父母是19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的那一代人。我是在这种传统中长大的”。1936年10月4日，伦敦发生了一场反法西斯“凯布勒街之战”（The Battle of Cable Street），抗议当时由英国法西斯联盟在伦敦东区犹太人聚居区组织的威胁性示威。1万多名左翼人士和犹太社群成员与7000名法西斯分子发生激烈冲突，最终阻止了这场游行，而其后英国再也没有发生类似排犹事件。根据科尔宾的回忆，他的母亲参与了那次抗议。

1936年10月的凯布勒街之战，多人受伤。

一个致力于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人被指责为应对反犹不力，这绝对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但现实就是这样不符常情：科尔宾反种族主义的传统左翼立场被忽略，而他的另一部分同样典型的左翼立场——包括热衷于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批评以色列政府、支持爱尔兰共和军IRA、伊斯兰抵抗运动，甚至激进组织“黑色九月”等等，却在这场风波中紧紧和反犹意识形态绑在了一起，令公众和媒介无需任何铺垫或解释，就能迅速进入各种关于“科尔宾治下工党反犹”的叙事氛围。

科尔宾长期热衷于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批评以色列政府行径。图为他在2014年领导的反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示威活动。

 “反犹”话语纠缠下的亲以网络

对于超过26万英国犹太人而言，他们在这次风波表现出来的恐惧是具体而值得同情的。毕竟，犹太人受害者身份在当代西方政治角斗场上有着巨大的（利用）价值。如果科尔宾和他的支持者不能将犹太族群的历史遭遇放在第一时间优先考虑，那人们尤其反对派们就有理由声称该政党无视犹太人整体权益。进一步讲，这种政党层面的反犹争议如不能得到及时、坚决而彻底的清算，不仅会在党内为反犹意识提供滋生空间，而且会蔓延至公共生活，为那些真正仇恨犹太族群的人制造建立政治联盟的机会——这属于犹太人的集体噩梦，才刚刚结束不久。

当人们将“反犹主义”作为一项指控回击政治敌人时，可以保护犹太族群不受种族歧视和大规模仇恨的戕害，避免悲剧重演。然而在当代犹太人追寻定居权利的历史过程中，“反犹主义”逐渐和“反犹太复国主义”、“反以色列政府”发生语义上的纠缠和误用，这个词汇对犹太人具有的护盾作用也开始变得虚弱。尤其是在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为首的极端右翼民族主义政权集团广泛结合的当下现实，像英国工党这样的左翼政治在延续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批判传统时，却遭到这种反歧视“护盾”的反制力量，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吊诡而尴尬的局面。

自工党反犹风波兴起，英国知识界和传媒界便一直试图在“反犹主义”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定义之间做各种谨慎小心的界分，强调：对（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不能加于整个犹太人群体，犹太族群不应为现阶段以色列的霸权行径负责。但在实际操作中，两个词汇界限可能并不清晰。犹太人在地理上的身份认同与以色列政权之间，存在着难以切分的关系。这一点这在去年的“反犹定义”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8年7月，工党执政机构成员投票决定，不完全接受政府间组织“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做出的 “反犹主义”定义中 11个现实示例中的4个。这4个被质疑的反犹主义示例分别是：

-指责犹太人对以色列比对祖国更忠诚；

-声称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是追求种族主义；

-对以色列的行为标准要求高于其他国家；

-拿当代以色列的政策与纳粹的政策进行比对。

除了以上4个，在11个示例中总共有7个直接和以色列有关。尽管IHRA在指导原则中补充“对以色列提出的与针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同类型批评不应被视为反犹主义”，它依然清晰地显示出“以色列”在“反犹”定义阈值内的核心位置。如果接受了该套准则，对以色列的任何批评——包括现任政府的分离和隔离政策，将国家的“自决权”特权交由犹太人独占，而非犹太族群沦为二等公民甚至遭到永久驱逐，等等——将很容易进入“反犹”雷区。这不仅妨碍公共政治批判，还会长期变相鼓励右翼势力侵吞进步政治成果和空间，消解“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的界限。看看现实政治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这样做了：他在今年2月的发言中认定，“反犹太复国主义”被认定为“反犹主义”的现代形式之一。

工党起初决定不完全采纳这套定义，激发了党内犹太成员、国会议员和国内犹太组织的愤怒情绪。近70个不同教派的拉比联署公开信，呼吁工党接受全套定义准则；“犹太工人运动”威胁要向英国平等人权委员会举报；英国三家主要的犹太报纸也联合发布了相同的头版警告；几位国会议员，尤其是高级犹太议员玛格丽特·霍奇（Dame Margaret Hodge）剑指科尔宾糟糕的领导能力，一时再掀舆论波澜。

在多方批评狙击下，原本就在反犹浪潮中摇摆的工党两个月后做出了接受全套IHRA定义的最终决定。

英国犹太民众抗议工党反犹言行。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在其发展初期，存在着极度的复杂性，光谱覆盖范围很广，既有左翼的犹太劳工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也称马克思主义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也有右翼的修正复国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极端犹太民族主义，也就是目前以色列政权的基本意识形态），还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等等。这些不同的派别并不是都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为主要诉求的。在英国，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核心人物甚至反对犹太国家的概念，或者主张犹太人的定居权利需要依托犹太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自治集体组织（如集体农场）来实现，而非宗教或帝国政治（著名学者托尼·朱特最早便是这一支思潮的追随者），可以说这与广义概念上的左翼政党政治在很多地方上是契合的。

相应地，英国的犹太社群本来也一直有着支持劳工运动和左翼政党的传统。之前提到的“犹太劳工运动”（JLM），便是归属于英国工党的最古老的社会主义社群之一，在政治思想流派中就属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一支。直到 1977年选举（以色列工党在1977年被击败）之前，劳工犹太复国主义都是以色列政治的主导思想。这也是为什么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工党都是以压倒性优势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彼时许多英国左派人士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有同情心态，他们认为以色列在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这种支持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减弱，尤其伴随以色列吞并西岸后政治的转变，及以色列开始与美国建立亲密政治关系开始，英国国内的民众平等运动和反帝国主义情绪高涨，左翼开始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反对以色列的运动中。与此同时，保守党却开始越来越认同以色列。1979年4月，《犹太纪事报》援引一位“与撒切尔夫人关系密切的著名保守党”的话说：“保守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党，钦佩以色列国的独立和权力。他们认为犹太国家是 中东中自由世界的重要前哨”。

同时英国国内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轨迹也开始发生转变。国内的犹太社群成立了来越多的右翼组织，比如最早在莎拉·纳兹事件中发声的“以色列保守党之友”就是该时期建立的。短短几年内，这一组织就成为英国国会内部最大的游说团体。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右翼复国主义组织继续“右移”，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英国本土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刺激和助推下，嵌入“公司-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权力网络，开展跨国性质的保守运动。在这张网络里，影响力最大机构代表是“犹太领导人委员会”（Jewish Leadership Council, JLC），该机构致力于支持以色列的游说活动。此外还有”英国以色列通讯研究中心”（Britain Israel Communications and Research Centre ，BICOM）、犹太活动委员会（Jewish Activities Committee ，JAC）等右翼组织，它们通常资金来源雄厚，被商业和金融界的少数精英所操持，在亲以的议题下长期动员着英国的犹太人群体。正如“犹太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Jewish Policy Research，一家伦敦研究当代犹太政治的智库）专家所讲，“犹太社区的亲以色列领导人敦促犹太人联合起来, 表达对以色列的声援。他们试图将不同意见边缘化, 越来越多地培养‘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两极心态”。

修正犹太复国主义在后期因为更加适应以色列发展资本主义的需求，而逐渐取代了社会主义复国主义，成为以色列最大的政治集团，塑造、影响着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形象。犹太复国主义解放的光环消失，以色列政权里的霸权行径和极端民族主义趋向变得日益暴露。此时，科尔宾将具有浓厚左翼色彩的政治思想带入工党内部，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姿态，在外交事务上回应内塔尼亚胡政权采纳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时，英国国内的这张亲以网络就似乎忽然被激活了。“反犹”=”反以”，这一粗糙的逻辑跳跃被不同派别的阵营利用，变成游说、分裂、掣肘政敌的有利武器。

需要强调的是，犹太人并不都对以色列右翼复国主义持支持态度。恰恰相反，在这次风波中不乏有支持工党和科尔宾的英国犹太组织及个人站出来进行声援。工党内部的犹太人网络“Jewish Voice for Labour”在克里斯·威廉森被停职之后第一时间表示震惊和反对，并递交了一封有200多名犹太党员签名的联署声援信，呼吁犹太左翼群体坚定对工党的信念。当代犹太政治学家杰弗里・奥德曼（Geoffrey Alderman）在自身政治理念与科尔宾相左的前提下依然为科尔宾辩护，认为他并非反犹主义者。什拉加·斯特恩（Shraga Stern）是伦敦著名的查雷迪 (东正教) 犹太活动家, 他动员了二十九名大东正教犹太拉比支持科尔宾，在公开信中他抨击犹太右翼势力，认为“针对杰里米·科尔宾的反犹主义和抹黑和政治迫害是犹太复国主义议程的一部分，这是由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和犹太领导人委员会推动的——众所周知它们是亲以色列组织----这是完全残酷和不合理的。”

和这些勇敢及时站出来表示支持的犹太群体相比，工党的表现确实堪忧，迄今为止党内高层似乎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应对这种亲以势力的渗透和较量。阴谋论式的回击显然是无力和无效的。各种被动的局面，各种口不择言的反击甚至辱骂都只为事态火上浇油， 进一步激化人群，令英国犹太人对自身受害者身份和历史更加敏感，进而失去对工党领导的信心。2010年大选期间，英国犹太选民的党派偏好还比较平衡，甚至略偏向工党一方（31工党：30保守党）；到了2018年，伦敦地方选举数据显示, 犹太人口较多的选区已经实现了从工党到保守党的实质性摇摆。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科尔宾和他的支持者们无法有效应对、冲破这种“反犹主义”的天罗地网，这位喜欢在各种公开场合热情洋溢地表达“团结”（solidarity）政治理念的工党领导人，将很可能丧失在下一届大选中团结26万英国犹太人的机会。

分裂的工党，“激左”的困境

由于英国国内长期以来相对较好地贯彻了自由主义多元文化政策，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尚没有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那样突出，“反犹”在自身社会文化土壤中扎根可谓不深，民众层面并没有规模浩大或是明显上升的反犹趋势；同时，尽管做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地，英国政府近几十年来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持续、高调地建立与以色列的联盟以影响中东格局，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亲以游说网络在英国也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和政权有着高度成熟、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

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反犹风波最奇怪的地方在于，三年多来，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中本是反犹大本营的英国各种极端右翼政党和民间机构一直相安无事；而一个反种族歧视的中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却成为火力的目标和靶心。通过前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反犹风波目前在英国主要存在于政党政治层面，而由它所带出的深层次问题，则是目前工党的政治思路和政策定位在科尔宾等人代表的所谓“激进左翼”带领下的突围困境。

在英国的政治语境里，“激进左翼”主要是指俄国革命以来英国工党内部形成的一支主张领导工人阶级对现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整体革新，以集体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工人集体议事取代议会民主的政治力量。而英国工党虽然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属于左翼政党，但其核心理念却是主张渐近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英国这支左翼激进力量虽然持续存在并活跃着，却始终不能进入工党主流——个中原因有很多，既因为工党本身有通过强大的工会与工人阶级实现紧密联结的传统，也因为选举制度限制党内小派别当选地方议员，同时，由于英国是一个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渐近、妥协和实用是其社会本色，所谓工人阶级革命根基始终不算发达。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工党内部激进左翼的权力范围和影响力。

上世纪70年代，激进左派迎来了它短暂的黄金期。派内各种支流在经历了几次分裂和重新调整后，渐渐深入工会系统，并在当时国内的社会变革氛围整体激荡下成功组织各种罢工行动，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政治力量，推动工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整体”左转”。也正是在70年代，工党政府在在野期间对之前修正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反思，推出新的经济政策纲领，包括扩大公有制，主张将银行、保险、建筑、公路运输、船业制造和修理行业国有化等，并将其内容写入1974年的大选宣言，决心要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之外形成一套“替换性经济策略”（The Alternative Economic Strategy, AES），以期推动英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只是“替换性经济策略”在工党再次执政（1974-1979）期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及1973年开始的全球石油危机，英国经济衰退的速度一路加快，也并没有因这个时期两党交替上台而得到任何缓解。相反地，工会和工党之间分裂加深矛盾重重。在当时，买得起汽车却买不到石油、时不时忍受断电带来的不便、冬天缺乏取暖条件、卖掉房子举家搬迁到郊外等等，似乎成为许多英国人痛苦的共同记忆。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不满的冬天”(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系列抗议运动爆发，直接导致了詹姆斯·卡拉汉（Leonard James Callaghan）领导的工党政府下台，最终将撒切尔送上政坛，在人们熟悉的历史叙事中，撒切尔治下的英国走入一个和过去彻底决裂的时代，走出通胀的同时，也加重了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在几十年间渐渐演化为一个常受危机和紧缩政策困扰的，功能失调的，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版本。

新时代里的工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也全面右转，踏上了一条放弃工人阶级，拥抱中产阶级和工商金融界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路线”，激进左翼力量日渐式微——而这正是科尔宾步入政坛的年代。据统计，从80年代中期到科尔宾在 2015年赢得领导权期间， “新工党”左派议员在整个下议院仅存几十位。他们中偶尔有人会引人注目（科尔宾就属于这类早年政治生涯中取得了一定成就和关注的），但更多的时候是被嘲笑，受到党内主流的排挤和策略性的边缘化，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制定的影响总得来说微不足道。

了解这段历史是理解现任工党领导困境的关键。当科尔宾：一个在党内长期没有话语权、不修边幅的“后座议员”、一个固执的、满怀乌托邦热望、托洛茨基式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忽然登上老谋深算的政坛宝座，成为一党之魁，且连续在两次大选获得大量民众支持，这带给英国长期占据主流的中间及右翼力量的更多是意料之外的震惊与不服。“科尔宾主义要夺权”的恐惧从一开始就弥漫在工党内部，给高层带来不安。长期以金融资本主义为主要路线的党内右翼（或者说布莱尔派）和左翼（科尔宾派）之间立刻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和内讧。科尔宾本人在较量的过程中多次处于被逼宫的边缘，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继承了激进左翼的政治理念和理想的科尔宾及其同盟带领工党转型，向着激进左翼的黄金年代靠拢，自然遭遇多方”围堵“。科尔宾同盟在2017年的工党宣言中重新提出了将铁路、邮政、能源产业国有化；加税、加大和工会的合作、增加医疗教育及警力开支……这些高度类似于当年”替换性经济策略”的措施，被视为工党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角色转变。它立刻被舆论和党内外反对派解读为少数“极左力量”的回潮，一种“邪教”，要将英国拉回“1970年代”噩梦的自杀式宣言——经过高度提炼和符号化后70年代基本等同于低劣的生活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胀、罢工抗议及社会失序等种种记忆，并进一步被英国亲保守党的右翼媒体广泛而刻意地和工党联系在一起，变成一种传播策略，以有效激发民众的警惕或厌恶之情。

2018年9月，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大会会场上升起了巴勒斯坦国旗。科尔宾承诺若工党执政，将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协调落实联合国的“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与此同时，科尔宾还批准了一项请愿书，谴责以色列使用武力镇压加沙地区的示威活动，并要求停止向以色列出售军火。这一表态尽管和英国执政党目前整体的外交政策并无本质冲突之处，但也表达了科尔宾及其同盟的一种决心——在遭遇了两年反犹风波后依然坚持激进左翼的反战、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可以说，无论对于工党还是工党的反对者而言，“犹太人-以色列”议题已经超越了犹太受害者群体本身的遭遇，变成科尔宾工党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代表。因此不难理解，持续缠绕无法退散的“反犹”指控不过是 “围堵工党激进派套餐” 中的一道菜而已（和另一门更加火烧眉毛、考验科尔宾领导力和工党威信的“官司”——退欧相比，反犹风波只可谓小巫见大巫）。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道菜还会持续给反对派提供反击能量，见机攻打这个分裂的工党。

科尔宾和党员们在工党党会上高歌《红旗》。

在科尔宾带领下的这一支左翼政治力量，如何以其“激进”的形象给英国带来真正的团结和希望？走出“第三条道路”的泥潭、实现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和纲领……这些诉求有无可能真正落地，并为政坛及公众所普遍接受？这些都是通过反犹风波所显示出来的，对于工党而言更深远的考验。同时，它也全世界和英国工党有同样政治理念的左翼政治/政党提出挑战：左翼政党和政治该如何拆解这股“反犹主义”遮蔽下的亲以话语，令当代政治正当性不受到损害的同时，在保护犹太族群不受到歧视戕害的同时，继续发扬左翼的批判传统？

“让我们把猩红的旗帜高举，在它的指引下我们出生入死，哪怕懦夫畏葸不前，哪怕叛徒中伤，我们也一定不让飘扬的红旗落地”。一首曾经深受工党喜爱的非正式党歌《红旗》（Red Flag）被布莱尔等人治下的新工党冷落多年；如今在科尔宾的带领下，“红旗”的旋律在历届工党大会现场又开始重新飘扬。这首歌也像一个隐喻：如今的工党只有尽快拔掉“反犹”毒刺，摆脱反对力量的围追堵截，弥合分裂，才能重新扬起胜利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