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感恩：与其成为责任，不如“回向”世界

一

2007年夏天，上海社科院组织一批青年科研人员赴西北考察。我忝列其中，负责全程摄像。

在兰州，我们到了一个由几位志愿者维持着的公益幼儿园，在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的一套底层的公寓里，总共也就十几个孩子。我们送给他们一些学习用品。然后，很自然的，孩子们给我们表演了几个节目。

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七八个稚气十足的小朋友，在我们面前跳起简单的舞蹈，很认真地唱着：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他们很用力的举起小手，在头顶上，做出一个个心形。

刹那间，我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后脑勺一阵发麻：我们这些人啊，凭什么可以让他们作出如此这般的表达？我们拿什么来接受如此这般纯真无邪的心？

你是不是想说，这也太矫情了吧？确实，当时的情形，分明可以说其乐融融：孩子们都很开心——只要有人来看他们表演，他们就很来劲了；而我们这些人，看着他们表演，分享他们的喜悦，同时沉浸在一种施予者的满足感里。

可是，我只能说，我的感受也是真真切切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儿子刚刚一岁多一点，所以对于小孩身上发出来的信息都特别敏感。反正，那些孩子击中了我心里的某个特别软弱的地方，让我羞愧难当，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要不是手里有摄像机，要完成任务，就一定从屋子里逃出去了），同时，也特别希望有人表示谅解，安慰我的无辜。

从那之后，那首歌也成了我肉中的刺，总是不忍卒听。

二

不知从何时起，感恩成了一个常见的话题。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各种公益广告、商业广告，动不动就拿感恩说事儿。2006年，大陆歌手陈红翻唱来自台湾的《感恩的心》，在这一道感恩的潮流中翻起一朵不大不小的浪花。

而在陆续翻版进来的洋节日之中，好像就数着“感恩节”最没有违和感了吧？（有人甚至建议，我们也设立一个自己的感恩节，殊不知传统习俗中的“祝福”，或称“祝年福”，已然带有感谢上天和列祖列宗的意思。这里暂且置之不论。）那些洋节日进来之后，统一改造成了吃吃喝喝买买买的模式，感恩节总算在此之外，提供一个契机，引发一些感恩之情。我不否认自己也曾经被某一口感恩节鸡汤灌得泪眼朦胧。

本来，感恩不应该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一个观念、一个口号、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东西搞成一场运动。有那么一阵子，感恩也有点那个意思，可谓虽不及亦不远矣。

就像要搞素质教育了，就来一场一千台钢琴（而且全都是三角钢琴）的大合奏，要教育孩子感恩了，就组织一千名家长，在广场上，整整齐齐排排坐，每人脚下放一个塑料盆，让各自的孩子给他们洗脚。这是他们在自己家里从未享受过的待遇。几十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有效地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家庭伦理，早就有人觉得必须加以反拨、矫正了。这一场感恩的潮流倒也来得正是时候。至于为什么是洗脚而不是梳头、捶背，或者更斯文一点，比如奉茶什么的，成了各种宣传画里表现“感恩”的标准动作呢？我猜想，多半是这个动作的体势，可以隐约召唤起跪拜、磕头之类的传统记忆吧。其实，给人洗脚表示尊敬和礼遇，好像更是西方曾经有过的习俗，比如奥德修斯的奶妈给他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等等，中国历史上好像没这习惯，直到这几十年里，忽然遍地都是足浴店——这又扯远了。

反正，在整个人类史上，恐怕很难找出，有哪个民族，在哪个时代，像我们这里，在这些年里，有这么多声音，组成了一场多声部大合唱：要学会感恩！要懂得感恩！要感恩！感恩！感恩！

像感恩——更何况是对父母的感恩——这样的伦理准则，实属天经地义，“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如此大张旗鼓，嚷嚷着感恩，反倒让人觉得有些怪异，甚至，不禁让人有些怀疑，是不是这些个“恩”本身也有什么问题？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中国，对父母的感恩，一字以蔽之曰：孝。

这“五帝”中的最后一位，舜，正是孝的典范。舜的名下似乎没有什么历史性的、开创性的贡献，这也怨不得他，因为轮到他的时候，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况且伏羲、神农他们的功劳也不一定全是首领亲力亲为，古今皆然）。舜的事迹，最为后人所知的大概是他对父亲和继母的孝，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程度。他似乎就是凭感天动地的孝，才得以列入“五帝”（“五帝”有不同的说法，舜或在列，或不在列）。

后来，我们的老祖宗们发现，孝还真是个好东西。《论语》第一章第二则记录孔子弟子有子的话说，一个人能做到“孝弟”，基本上就不会犯上作乱，非常有助于社会和谐。更进一步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就给兼具形而上学和实践含义的“仁”，确立了一个极其切近而实在的前提。《孝经》第一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则是明确指示了从“孝”到“教”（政教、教化）的路径。

到了汉代，“在伦理上，则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观念”。（吕思勉《中国简史》）从汉武帝开始，以孝治国。两汉皇帝，除刘邦和刘秀之外，都以“孝”为谥号，如孝惠、孝文、孝武等等，以此引领风向。更有诱导作用的，可能还是官吏选拔中采用的“举孝廉”。而在思想上，汉儒特别注重《论语》和《孝经》，作为主要教材。汉末，佛教进入中土，结合孝道传教，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宣扬孝道，极尽能事，强调对父母的感恩、报恩，在意识形态上与世俗政教互相支持。

如此，孝道变成了一种统治术。于是，有人看不过去，出来唱反调了。最典型的大逆不道的言论，恰恰出自孔门后代，就是那个四岁让梨、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他竟然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父母无恩论”并非孔融首唱，但是他的调门响亮，引人瞩目。这么一来，早已对他恨得牙痒痒的曹操可算抓到了借口，把他连妻子儿女一起咔嚓了。孝道之名，可以用来杀人，够厉害了吧？

一直到了现代，孝道才受到了真正的挑战。鲁迅曾以“二十四孝图”为靶子，使出了他的“投枪”和“匕首”，虽然他那篇文章的本意在于儿童教育——启蒙与反礼教，包括反孝道，原本就是同一回事。在此之前，他着意“研究怎样改革家庭”的文章是1919年10月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重复表明了他的期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在同年3月，胡适的长子出生。适之先生写了一首白话诗《我的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可谓异曲同工，标明了一个时代的风尚。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两位都明确赞同“父母无恩论”，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可是，我们知道，胡适和鲁迅对各自的母亲（两人都幼小丧父）都非常孝敬，他们反对孝道，乃是他们所肩负的文化使命中的一部分。与这两位相比之下，“五四”青年反叛专制家庭之激烈，“文革”小将断裂亲子关系之决绝，那才叫登峰造极——二十世纪真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不管怎么样，它已经过去了，但愿那些推倒了的东西不要重新翻转过来才好。

四

有一次，不知道什么缘故，子夏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的回答大致是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要是在大街上碰到了仇人，就不要转身回家去拿家伙了，必须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上去就干。（《礼记·檀弓上》）一向温柔敦厚的老夫子的这个回答着实有些出人意料吧？后人把这理解为“礼”的要求，抬高其权威性，超乎孔子本人之上。其实，孔子回答子夏的时候，大概并未想到它会变成一则教条。孔子从来都没有这么僵化。他经常鼓励别人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比如，为父母守孝三年，有人觉得太久，他就说，短一点也不要紧，只要你心安就可以了。

到了隋朝的时候，山东即墨人李某在斗殴中杀死同乡王某，“弃家亡命”，当时王某的儿子君操六岁。到了贞观初年，李某觉得事情过去了，回到乡里，“诣州府自首”。王君操“密袖白刃刺杀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诣刺史具自陈告”。他当堂陈述：“亡父被杀，二十余载。闻诸典礼，父仇不可同天……”州官判处死刑，上报，“太宗特诏原免”（事见《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孔孟之乡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一边做得出白刃杀人、啖食心肝的事情，一边也知道引经据典：王君操所说的“典礼”，应该就是上面引述的《礼记》。而唐太宗是亲自给《孝经》作过注的，他会赦免王君操，也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这里，复仇就是报恩。太宗赦免复仇，实则意在鼓励报恩。

大凡寻常人等，容易感情用事，容易走极端，何况是报恩、复仇这种事情。更何况像王君操这样的二十多岁、血气强盛的年轻人，根本用不着礼法的鼓励，也顾不得律法的约束，总要快意恩仇，做个了断再说。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戏剧、传奇、小说、电影，不知道演绎了多少报恩和复仇的故事。然而，现实总是比虚构更精彩。王君操复仇算是一例，更加惊心动魄的是司马迁笔下的刺客豫让。

晋人豫让是一个游士，“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后来，赵襄子灭智伯。豫让为智伯报仇，改名换姓，混进赵襄子宫中行刺，未遂，被捕。赵襄子认为是“天下之贤人”，把他放了。不久，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然后再次埋伏行刺，不幸还是被擒，最终“伏剑自杀”。（见《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为智伯报仇，自称“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豫让先前事范氏和中行氏，智伯“尽灭之”，豫让就没想过为他们复仇，因为这两家都没有赏识、尊宠豫让，而智伯却以“国士”的礼遇对待他。另外，整个过程中还有两个有意思的细节：其一，豫让拒绝朋友的建议，不愿意委身臣事赵襄子而伺机刺杀，他说，那就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其二，他临死之际，要求剑击赵襄子的衣服，以戏剧化的形式，虚拟完成复仇，如此，“可以下报智伯矣”。

所以，豫让的报恩、复仇，乃是他认定自己作为“士”，尤其是“国士”，必须完成的天命。他将由此实现自我，给后人树立榜样。在他的意念之中，整个事情的重心不是在智伯或赵襄子那里，也不在事情本身，而是在于他自己。

总之，报恩、复仇，在豫让这里，已然变成了实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和形式。而王君操虽然以遵从典礼为名，还得到唐太宗的背书，他的行为之极端、出格，终究令人生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

五

利用孝道作为统治术，鼓励报恩，纵容复仇，终究还是要不得的。毕竟，复仇不同于自卫：自卫是在当下以暴制暴，而复仇是在事后以恶报恶。再者，让平民百姓可以自行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容易出乱子，搞得法纲混乱倒还在其次了。有鉴于此，唐朝后来的皇帝，比如玄宗，碰到类似的情况，就不像太宗那样“特诏原免”了。到了宋代，转向文官政治，尚武之风逐渐衰退，更不允许私自复仇，换句话说，平民百姓还能做的，简直就只有报恩了。

在西方，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对复仇的态度也经历过一些转变。在《旧约》里，倒还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申命记》19:21）——首先是有罪必受惩罚，以诫效尤，其次是惩罚必须得当；它强调的是律法公正，对于复仇未置可否。到了《新约》，就变成“有人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马太福音》5:39）——要求完全放弃复仇，最终为了彰显耶稣对所有人的恩典。

一点也不奇怪，基督教的爱（或者恩典）遭到了尼采的质疑：“上帝爱世人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世人要相信他；谁不相信这爱，他就给谁投去凶神恶煞似的眼神，以示威胁！……这爱从来没有遏制他的名誉心和复仇欲念啊！”（《快乐的科学》第141节）他感叹说，这样的上帝，过于犹太化了：把爱也成了一种等价交换。因为得不到爱的回报，就此翻脸，未免大煞风景。尼采援引歌德的名言：“如果我爱你，这与你何干！”接着来了一句：“用这句话来评价整个基督教就足够了。”（同上）

连上帝都不能遏制复仇的欲念，就更不用说世人了。然而，说到底，复仇也好，报恩也好，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从中解脱出来为好。博尔赫斯说：“惩罚的理念，奖赏的理念，是与我完全格格不入的。这些理念在我看来甚至是不道德的。”（《最后的对话》）那么，报恩和复仇呢？它们真的那么道德、那么天经地义吗？

据说，歌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既不报仇，也不报恩，只有少数特殊禀赋的人才能做到（这是很久以前，在某个已故的当代作家的文章里看到的，可惜至今没有找到歌德这句话的出处）。相比之下，不报仇，甚至以德报怨，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至于不报恩，就让人觉得难以启齿了。可是，虽然有些不可思议，我一直觉得，歌德说的是对的，只不过，它实在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世俗所能接受的层次。

正如好人之为好人，已然是好人的福报，而坏人之为坏人，乃是坏人的厄运，同样的，施恩也是施恩者的自我实现，报恩（复仇）也是报恩（复仇）者的自我实现——两者实际上都跟相关的对象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们都只是需要一个对象来实现自我。

通常，施恩者总是较有能力、较为强势的一方，而报恩者相对处于弱势。处于弱势的报恩者的报恩，倘若只是为了报恩而报恩，给人锦上添花，实在没有必要，倒不如把自己曾经受到的恩德散发出去，去帮助比自己更弱势的人，或者是那些处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困境中的人，如此一层一层散发开去，可以给更多的人雪中送炭。要不然，施恩、报恩，形成一个闭合结构，就好像借钱、还债，就此了结，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更为糟糕的则是，譬如，甲曾经救了乙的命，甲方的子子孙孙就继承了甲的功德，而乙方的世世代代必须感恩戴德、歌功颂德，那就近乎高利贷了。

想要打开这个闭合结构，倒是可以借用佛教所特有的一种修行法门：回向。有回向偈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佛门弟子、教徒、信众通常（甚或是必须）把自己念佛、诵经以及其他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包括冤亲债主，祈愿众生离苦得乐，获得无量福田，共成佛道，如此等等。

感恩的心，也不妨如此这般“回向”给所有人，尤其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不要让感恩成为一种负担，一种责任，而是把它变成一种主动的担当，变成“回向”世界的动力。由此，报恩者也就成长为施予者、馈赠者，从弱者成长为强者，而这也是最初的那一份爱心所能得出的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