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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克里斯蒂安：集体知识让我们人类与众不同

2019-05-20 19:3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在《起源：万物大历史》一书中，大历史（Big History）学派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人类史始于集体知识，它让人类与众不同。人类能够集体学习，让知识在一代人内部或是几代人之间都可以传播和共享。这是人类的特质，是一种全新的、更快速的“适应”环境的方法。当其他物种通过缓慢、耐心、共享基因来适应时，我们通过共享思想来适应。集体知识就是人类所共有共享的全部知识，是我们智慧的基础。集体知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创造的源泉，也是我们独自拥有历史的原因。

下文是大卫·克里斯蒂安在Techonomy大会上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上克里斯蒂安专门对集体知识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阐述——

了解人类：就像爬在大象身上的蚂蚁

我想提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关于人类和人类历史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什么让我们有所不同？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我们绞尽脑汁只为找到一个好的答案。我想，我们绞尽脑汁的原因之一不在于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而在于人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的答案。

你还记得大象身上蚂蚁的故事吗？一头大象身上爬满了蚂蚁。最后，蚂蚁们碰头了，然后开始聊这个世界。一只蚂蚁说：“这个世界灰灰的，而且还粗粝无比、满是褶皱。”另一只蚂蚁说：“不，这个世界又白又亮，而且还很坚硬。”还有一只蚂蚁说：“主要是这个世界一直晃来晃去，我们只能挂紧了保命。”

当代，关于人类的学术研究就有点像这么回事。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的论点是：人类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观点一直大行其道，直到他曾经的学生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向我们展示黑猩猩也会制作工具，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也会。（乌鸦就是此中高手。在东京，它们待在交通信号灯上面，等着红灯亮。然后它们把坚果扔到等红灯的汽车轮胎下面。然后绿灯亮了车开了，接着红灯又亮了。这时候，它们就回去捡压碎的坚果吃了。）1969年，还曾经有一部著名的论文集发表。这部论文集叫《人类，唯一的猎手》（Man the Hunter），不过这部论文集的命运也和路易斯•李奇差不多，因为珍妮·古道尔和她的同事证明了黑猩猩也同样会打猎。

那只有人类会说话？但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黑猩猩可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交流。一些被人类关着养大的黑猩猩也被教会了最基本的对话。我们的脑子特别大？这没错，只是最近发现了一种被称为佛罗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物种。它们的脑子有我们差不多一半大，但是它们的技术水平和我们的直立人祖先差不多。要知道，直立人的脑子跟我们今天的人类可是一样大的。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对于爬在大象身上的蚂蚁来说，它们需要的是一台直升机。我想象着什么时候能给一只蚂蚁来一趟直升机之旅。我们把蚂蚁绑在座位上，然后起飞出发。当直升机升空的时候，它就能不仅仅看到自己所住的那个大象的皮肤褶皱，还能看到许许多多其他的褶皱了。等到看不见自己的褶皱老家时，它们就慌了：“我的褶皱去哪了？”我不得不安慰说：“别慌。你正常呼吸，放松你的双眼，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了？”所以，蚂蚁就慢慢出气，最后它说：“你不会相信我看到什么了！但我真的看到这辈子我看过最大的灰色家伙，还有一个最大的鼻子，每一边还有一个长矛一样的大家伙，然后……”最后，它们看出来那是大象。这时候，我们飞回它的老家，它就能知道那个褶皱是在整个大象的什么位置了。

当人类第一次从太空看见地球的时候，类似的一幕就发生在我们这个物种身上。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俄国的宇航员，当突然看到整个地球时，他们有着相似的体验。这种经历带来一种强有力的冲击。

我的蚂蚁直升机有个名字，叫“大历史”。尽其所能，我从大历史研究的角度回望过去。我从最初开始。最初，字面上的意思。我说的是宇宙起源。这里，为了让你更快地了解大历史在说什么，我会给你几个时间点。在大历史中两分钟的课程就有点像短暂的蚂蚁直升机之旅。这里面包含了宇宙130亿年里最重要的大事件。首先我会直接告诉你这些时间点是什么，然后我会加快速度再过一遍，这样你就更容易看清楚这些事件中间的关联。

坐在大历史的驾驶舱里看人类，人类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的视野已经够广了，可以不仅仅看到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而是看到我们整个的历史。如果你只是看到我们一部分的历史，你就会错过关键的部分。想看看我们人类的奇特之处到底在哪里，你需要把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所见所闻全部结合在一起。

大历史的观点：是什么让人类与众不同？

当你飞得够高时，你看到的地球就跟电脑模拟的地球夜间图差不多。如果你飞过的是外星球，看到光的时候你肯定知道看到的是某种地质现象，可能是一连串的活火山。但是很奇怪的一点是：我们看到地球上的光就知道那都是某个单一物种的杰作。这太诡异了！是哪样的物种可以如此模仿出巨大的地质力量？

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气候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叫做“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新地质时期，在两年后一篇发表于《自然》杂志的论文里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这个物种成为了改变生物圈的主要力量：

过去的300年里，地球上的人口增长了十倍，现在已经超过了60亿，并会在本世纪达到100亿。制造甲烷的牲畜总量已经超过了140亿头。地球表层土地的30%-50%被人类开发……超过一半的可利用淡水资源供人类使用；渔业开发消耗了全球海洋上升流区域中25%和温带大陆架中35%的初级生产量。20世纪，人类的能源消耗增长了16倍，因此每年带来1.6亿吨的大气二氧化硫排放。这个数字比自然排放量的两倍还要多。农业生产中的氮肥使用量超过了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可消解数量的总和。化石燃料燃烧和农业引发了温室气体聚集的显著增长——二氧化碳量增长了30%、甲烷增长了一倍，目前已经达到了过去4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未来还会更多。

这么列下来，已经很让人觉得不对劲了。不过还是我加上几点。据不完全统计，今天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已经达到了能源可以存续更新数量的100倍。毫不奇怪，其它物种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切所带来的镇痛。国际自然保护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定期会发布濒危物种的“红名单”。根据该联盟在2010年做出的一项评估，比起地球晚近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目前物种灭绝的速率要快上1000倍。过去的六亿年间，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减少曾有过五个最快的阶段。这其中包括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大灭绝，这次大灭绝让恐龙消失，也为我们哺乳动物先祖的适应性辐射铺平了道路。而我们现在的物种灭绝速率已经和那时候差不多。

我们人类已经非常强大，我们可以利用氢聚变制造武器。而这本来应该是由太阳驱动的核反应。冷战已经结束二十年了，但是数以千计的核弹头依然箭在弦上。我们有能力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毁掉整个生物圈。看到第一颗核弹头的引爆之后，罗伯特·奥本海默（J.R. Oppenheimer）想起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谭》里毗湿奴神的话：“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要知道，他看到的那颗和今天的核弹头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

国际地层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是划分不同地质年代之间界线的权威机构。2008年，一群知名科学家要求该委员会采纳保罗·克鲁岑的观点，即“人类世”始于公元1800年。他们说得没错。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地质变迁的时间轴上独树一帜，这一点已经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证明。地球40多亿年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今天的事情。没有哪个物种可以这样耀武扬威。因为如果有谁之前这么干过的话，我们不会注意不到，就如同几百万年以后的考古学家也会注意到我们给地球带来的冲击。

地球夜间图所代表的正是地球历史上一个全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还在苏醒当中。

最近发生了什么？创造力历久弥新，也很令人可怕

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现象属于当代。从它的规模上来说，是的。但是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对于大多数物种来说，为了适应生态环境，它们的进化过程都会伴随着一整套与众不同的窍门。这让它们或许可以在地球长存续几百万年。同一物种中会分出不同的类型，个体间也会有一些的随机的差异性，但似乎并不会积攒下多少新的进化策略。没有别的物种曾有这番智慧的积累。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注意到的。一旦某一物种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窍门，它就会控制越来越大的领地，数量就会增长。最终，它就会换着法子改变周围的环境，几百万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就会注意到这种改变。我们知道有一个物种有着这样的记录，那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故事可以回溯10万年。直立人最早什么时候出现？尽管体质人类学家们仍然众说纷纭，我们还是从诸如南非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这样的遗址那里找到了重要的证据：人类从9万年前就开始尝试新的行为，比如会开始利用贝壳这样的海岸资源。如果想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在生态上进行创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迁徙图。我们是第一种在地球所有大洲都有定居的大型哺乳动物（现在我们还踏上了南极洲）。每一次迁徙都需要新的技术，不管是造船航海，还是开发利用新的动植物，又或者是在冰河时代的西伯利亚和北美如何取暖。在全球的扩张也意味着我们开始重塑环境。在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等地方，人们长期以来用放火的方式取得新的土地，这也改变了森林的面貌。当库克船长1770年抵达澳大利亚的东海岸之时，他看到的是火海之中的成片桉树。他没看到当地的自然地貌是什么样子，看到的可能只是有着4万年历史的焚灰农耕（fire-stick farming）所带来的结果。要知道，桉树也着实易燃。在这片土地上，他也没看到什么大型动物，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大型的袋熊和袋鼠在人类还没到澳大利亚之前早就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的祖先似乎也改变了这些澳洲动物们的生活。

一项新的技术也就意味着一种从环境中开采能源与资源的新方式。我们这个物种在技术、文化和艺术上的多样性令人吃惊，每个社群都积累着自己的智慧，而我们也有着长期变革的历史。这一切都基于人类在改变生态上持久创新，适应环境的办法也不断涌现。农业的力量尤其巨大。人类开始除掉用不着的动植物，又对土地进行改造。这样，人类需要的动植物就可以茁壮成长。人们甚至对动植物本身也进行改造，这样它们尝起来更可口、也更有用。农业转移了能量的流动方式，正如同水利设施改变了水流的方向一样。这些能量产生于太阳中心，然后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而农业正是把越来越多的能量转移到我们自己可用的地方。这也不奇怪地球上的人口为什么可以增长到今天的近70亿，而与此同时我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都灭绝了。我们还活在世上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也差不多要灭绝了。

我们在生态改造上有着特殊的才能，而这种能力根植于人类物种的起源之时，只不过最近几百年来变化更快了而已。“人类世”还处在萌芽阶段，可它已经足以跟布隆伯斯洞穴窃窃私语了。

创新的源泉在哪里？

这种生态创新令人吃惊，但是它的源泉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学科的答案似乎达成了一致。

似乎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但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语言，而是我们的祖先突破了语言效率的关键瓶颈。在所有的交流体系中，信息都会被篡改、变得模糊不清或者干脆丢失。和其它的智慧物种一样，黑猩猩也会交流。但是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证据显示：它们交流的准确性和信息容量有限。你还记得曾经那些不能联网的独立计算机吗？每台计算机都只能依靠它内存里的东西。有时候，把信息从一台计算机搬到另一台计算机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先打印出来再录入，这期间会产生新的错误。这个过程很慢，也显得很笨重很没有效率。这不仅严重制约了计算机个体性能的发挥，也让计算机的整体作用大打折扣。

黑猩猩的情况跟这有点相似。作为个体的黑猩猩和我们差不多聪明，但是它们的交流水平就没有我们这么好了。灵长类动物学家雪莉·斯特鲁姆（Shirley Strum）花了很多年在观察一群狒狒的行为。她把这群狒狒起名叫“泵房黑帮”（Pumphouse Gang）。和其他种群相比，这群狒狒算是大师级猎手。它们经常是每天都能吃上一顿肉。特别是在有一只雄性狒狒带队的时候，它们打猎的时候尤其带劲，而且收获特别大。所以，当大师级猎手死了以后，它们的打猎传统也不复存在了。“泵房黑帮”缺乏文化的轮转，它们没法把这种技术创新的积累一代代传下去。这就是黑猩猩没有我们所说意义上的“历史”。你能想象大学里开一个系叫“黑猩猩历史”吗？

相反，人类就像是联了网的电脑。人们可以轻松准确地分享海量信息，这样人人都可以简简单单地学习到别人的脑子里蹦出的想法。不知怎么的，我们的祖先学会了语言这种新的形式。有了语言，人们就可以不费力地与彼此交流，信息也逐渐积累成为了集体记忆。因此，当面对世间万物的时候，每个人可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脑力。人类几百万年经验和创造积累下的结晶也能为我所用，虽然它们很多来自久远的过去。如果你对这种智慧分享的重要性还有所怀疑，那么请你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想象一下：如果你从来没有学会说话，也没有跟人交谈过，你自己看看脑子里还剩下什么。不会有什么！我们没有了用来思考的语言，没有了习以为常的知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事了，不管是技术操作、伦理规范的还是处人处事，都不知道了。我们的情感世界也会是陷入贫瘠，因为我们的家人、朋友、爱人跟我们讲的所有故事都将不复存在。我们丰富的内心想法、和其他人共享的喜怒哀乐也都会荡然无存。

当初人类具体是怎么突破这个瓶颈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是不是一次基因突变，还是几十万年慢慢进化演进？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次语言瓶颈的突破在我们星球的历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事件也不是没有先河。地球历史的早期逐渐演化出复杂的化学物质。化学物质时而与环境交换能量，时而又分裂成两种。但是这种演化又与达尔文所说的进化不同。因为说到进化，就需要在过程中保留最有用的信息。没有了DNA，这些有机物雏形就很可能没了可以用来延续有用信息的创新力。DNA的进化机制使得遗传信息的准确保存和繁殖成为可能。同理，人类的语言使得文化信息得以准确保存乃至蓬勃发展。一种情况下，遗传信息逐渐积累；另一种情况下文化信息得到延续。两种情况都源于信息交换中保真度的提高。这种提高提供了技术进步的动力，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得变革不断发生。

人类分享信息的卓越能力，我称之为“集体知识”。其他诸如黑猩猩一样的智慧物种很大程度上都是作为个体在学习。所以一旦它们生命终结，它们学到的东西也就不复存在。而我们所学的知识却可以在社群中得以保留，并一代一代地积累下去。

集体知识的发展和人类的福祉

集体知识让我们与众不同。这种全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更快的“适应”周围的环境。当其他物种缓慢耐心地通过共享基因适应环境时，我们适应的办法是分享想法。集体知识是我们的创新之源，也使得我们成为了唯一拥有历史的物种。

但是集体学习的天赋也会很危险，就跟火一样。我们不只是适应性很强，应该说“适应性超强”。我们在适应环境方面太过得心应手，以至于我们已经弄不清楚是不是可以控制得了自己的创造力。我们适应的速度快得飞起，但是生物圈对于遗传变化的适应还在痛苦挣扎中踟躇前行。它适应的速度赶不上我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世上存在过的鹿当中，大角鹿（Irish elk）算得上体型最大的之一。它们的角真的非常大。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它们的角太过庞大让它们行动不便，在性选择的过程中这一物种走向了灭绝。（但实际上大约是在7700年前灭绝，所以更可能是由于人类的过度捕猎造成的。）大角鹿像不像是人类的寓言？我们是不是擅长集体学习有点过头了？

集体学习让我们摆脱了称为井底之蛙的命运。70亿人的交流协作创造出强大的创新驱动力。而这种交流协作又是建立在我们之前生活在地球上的800亿人交流协作的基础上。但是，我们利用协作的方式需要创新，因为我们不能仅仅用它来不断增加对于生物圈资源的消耗。前面我们对于“人类世”有过简短的讨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能源为我们这个物种所利用，生物圈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今已经开始嘎吱作响。

除此之外，我们真的需要这种方式的持续发展吗？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心理学家们有过结论简单但意义深远的发现。这些心理学家研究的是人类如何才能满意。几十年的研究发现人们的满足和幸福感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也和经济发展相关。但是这种相关只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才奏效。当收入突破一定的门槛以后，收入和幸福感的关联就不存在了，而这一门槛其实也并不是非常高的收入。有些富人很幸福，但有些富人就感觉自己很悲惨。这时候，基本层面上的友谊程度、社群关系和健康水平就似乎比收入更能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

有了一定量的基本能源消耗，我们就可以生存繁衍。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一基本量的100倍才算够？如果只有20倍的话，我们难道不也生活得挺好？如果能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就该重新考量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发展不会继续依赖于增加对生物圈资源的占用，更可况这种占用还是来自单一物种。相反，它可能采取一种创新的方式。这种方式涉及艺术、社会乃至哲学层面。它不需要更多的资源，而是可以同时维持我们的幸福感和生物圈的稳定。这样的话，我们的后代可以分享这一美丽星球上美好生活的馈赠。

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有三个层次。我们能不能：

1.用我们了不起的集体学习能力去——

2.显著减少我们在生态环境中留下的足迹，而同时又可以——

3.让地球上尽可能多的人保持着满足、幸福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