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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影响力中国女作家，曾提名诺贝尔，今年94岁了
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1967年，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
共同创立了对世界文坛影响深远的
“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
至今，邀请了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
到爱荷华进行创作、交流，
包括华人作家莫言、白先勇、林怀民、汪曾祺……
1976年，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PaulEngle)
一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早在60年代时，还在学生时代的陈安琪，
就和聂华苓与其家人相识，
1970年，陈安琪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
与聂华苓、保罗·安格尔保持着交往。
后来陈安琪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2009年决定拍摄聂华苓的纪录片，
3年后，《三生三世聂华苓》制作完成。
白先勇、林怀民、莫言、迟子建谈聂华苓
聂华苓一生辗转于大陆、台湾和美国，
陈安琪走访她生活过的地方，
采访了白先勇、莫言、迟子建、蒋勋等
三十余位当代知名作家。
“聂华苓是非常可爱的人，
她对文学的贡献代表了我们国家的蜕变，
她的一生值得做一个记录。”
撰文 张锐嘉 自述 陈安琪
“聂阿姨！”陈安琪拥抱推开纱窗门的聂华苓，纪录片以二人在爱荷华的相见开场。
聂华苓从1964年移居美国起，就和丈夫保罗·安格尔一起居住这栋红房子里。1991年保罗去世后，她独自一人住在这里，至今也不打算离开，每年都进行修缮。
在加拿大和美国东部的两个女儿常说要把她接到身边，她不肯，因为房子里有太多美好的回忆，是她和保罗创造出的一个独特的世界，是这辈子都无法释怀的地方。
► 陈安琪认识“聂阿姨”的40年
陈安琪十三四岁的时候，与聂华苓（与前夫）的女儿王晓薇在中国台湾是初中同学，经常去聂华苓家玩。
1970年，陈安琪去美国爱荷华大学读书，拿到了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的一个奖学金，因此也熟识了许多作家、文化人。后来，她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电影，成为了一名导演。
2008年，陈安琪有一天在整理文件的时候，看到保罗·安格尔寄给她的一封拍摄允许信。“看到信的时候有点感触，因为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于是我心血来潮打电话给聂华苓：‘聂阿姨，我现在再拍你们的故事会不会太晚了？’”
聂华苓笑了，陈安琪《三生三世聂华苓》的拍摄由此开始了。
之后的两年里，陈安琪多次跟随聂华苓到台湾、香港、美国爱荷华等地拍摄，并采访了30余位聂华苓的身边人，包括她的两个女儿、弟弟，以及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
这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当代中国文坛作家的群像记录。
► 从武汉到台北
聂华苓1925年出生在武汉，祖父是个诗人，从小受到祖父和朋友在家中吟诗的熏陶，她从小写作、语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聂华苓一家逃难，住在村里。妈妈执意让聂华苓去镇上读书，她自此离开家。聂华苓同学姜德真在采访中回忆：“那时离家后，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家里的信息全无了。我们那个时候一想到家，大家就哭。”
抗战时期的日子，聂华苓和同学们过得很苦，每天只能吃炸黄豆、大馒头充饥，饿得不得了，用勺子刮饭桶底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但当时精神食粮是充足的，每个人都是“我们要读书，我们要救国”的心态。聂华苓忠于写作，自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聂华苓1944年被保送西南联大，后来决定去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读外文系。1948年毕业，完成了第一篇文章《变形虫》，描述当时对自己身份的纠结和迷惘。
1948年，24岁的聂华苓带着全家搬到台湾。
初到台北，机缘巧合被一个朋友介绍给雷震——《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去杂志社参加工作。起初她负责管理文稿，后来被人挖掘做编辑委员。那段时间她跟殷海光、毛子水、张富强等一流的写作头脑一起工作，聂华苓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位女性。日复一日受到文学熏陶，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
同时聂华苓开始写作，花了两年时间于1960年完成首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展现少女暗恋的情怀、守节女子的苦涩、女性向往自由的憧憬。小说在《联合报》连载首发，引起轰动。
作家蒋韵在采访中说道：“《失去的金铃子》这本书对我的意义特别特别巨大。她文字的诗意、清新，她对于人性的理解，是之前我在中国小说里没有读到过的。”
一段浪漫的跨国婚姻
写出《失去的金铃子》4年后，聂华苓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人——保罗·安格尔。
保罗·安格尔是美国人，早在1936年便在爱荷华大学开办作家写作坊，是美国最早开设写作班的学校，作家白先勇、林怀民均曾为其学员。
1964年，保罗·安格尔去台湾做文学交流，对聂华苓一见钟情。余光中邀请几个人一起吃晚饭，大家在饭桌上谈笑风生，突然保罗问聂华苓：“你想去爱荷华吗？”
晚饭后他们散步回家，途中看到天上几颗心形的云朵，保罗告诉聂华苓在美国遇到这样的心形是要许愿的，被问到有什么愿望？保罗说，“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见到你。”
后来保罗·安格尔回到美国，鼓励聂华苓申请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于是1965年，聂华苓来到了美国，1967年二人结婚。
聂华苓形容保罗·安格尔像一座大山，微风也好，暴风也好，什么人来都是拥抱的姿态。纪录片里，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钟玲说，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只有像保罗·安格尔这样的人，才能让她变得小鸟依人。
影响世界文坛的“国际写作计划”
有一天聂华苓和保罗在爱荷华大学校园散步，她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请全世界的作家都来这个优美的校园里写作，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带着不同文化，一定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创作灵感。”
于是1967年，两个人一同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把全世界的作家邀请到爱荷华来创作、交流，每次40多个作家，均来自不同国家，一住就是九十个月。
这个期间，你可以写作也可以不写作，参加活动也可以，抽烟喝酒也可以，各种派对，气氛十分活跃。
慢慢地，国际写作计划由资金上的“不可能”，发展成由不同机构资助的具有影响力的组织。还邀请了很多跟美国有外交摩擦的国家的作者，来参加写作计划，美国政府答应任何保罗·安格尔邀请的作家，都能顺利进入美国。
1979年中美建交后，聂华苓开心不已，终于可以请中国作家了，同文同种的作家便在爱荷华有了第一步的交流。
中国作家毕飞宇参与工作坊时，聂华苓曾指着家里客厅桌子说，全世界600多个作家围着这个桌子坐过，这张桌子就是一部历史。作家季季说聂华苓的家就是个小型联合国，各国作家在她家用不同语言交流，但最重要的语言是笑声。
“他们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协作交流项目，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林怀民这样评价国际写作计划。
因为每个人都讲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其中也会发生不少小插曲。比如埃及和以色列打仗时期，两国的作家在桌子上怒目而视，甚至互扔酒杯，结果几个月后两个人要分别的时候，在机场突然间相拥而泣。
聂华苓的三生三世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聂华苓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聂华苓辗转大陆、台湾、美国，一生感到流离失所。在台湾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外省人；后来到了美国，发觉自己还是个外人。“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独。”大陆、台湾、美国这三个地方的生活，就好像聂华苓的三生三世。
聂华苓一生“逃跑”的命运，在她自己看来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这颠沛流离的一生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创作。
聂华苓已出版了20多本书，包括小说、散文、评论及翻译作品。其中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的英译本，在1990年获得“美国书卷奖”。
《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于1980年在美国完成并出版，一个人分裂出桑青与桃红两个分身，桑青代表了传统中国女子的道德观念，而桃红则表达身在异乡的华人女性追求自由的意志。
正如作家莫言在纪录片对聂华苓的评价：“她尽管后期长期生活在美国，但她的根基还是在中国的，因为她是中国的土地培养起来的女儿。她的内核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身上有一种英雄的气概，甚至有一种侠义的情节。”
以下为陈安琪的自述：
我第一次入行还要追溯到1979年，当时我硕士毕业不久，在洛杉矶遇到了成龙。
我当时刚帮台湾导演刘家昌拍完一部作品，担任美国部分的副导演，他和成龙相识，就邀请我一起跟成龙吃饭。那时正值成龙想打入好莱坞，饭桌上成龙突然问我“我现在开始拍《龙少爷》了，下个月就在韩国开拍，你来做我的副导演吧？”就这样我就从美国回到了亚洲。
80年代我在香港拍了三部剧情片《窥情》，《花街时代》和《爱情谜语》，之后转战广告，一拍就是10年。拍的中途，我会想拍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从2008年到今天的这十年里，三部纪录长片诞生了——《爱与狗同行》，《三生三世聂华苓》和2017年最新完成的《水底行走的人》。
我拍纪录片比较不同的是我没有剧本，我也不用旁白，而且每一部片子我都希望有点不一样。
《爱与狗同行》的主角，是陪伴了我16年的小狗Baby。
《水底行走的人》拍摄的是香港艺术家黄仁逵。黄仁逵是个画家，会写作，玩音乐，玩摄影，给很多电影做美术指导，拿了几次金像奖。他70年代从法国学完画画回到香港，那是香港非常精彩的时代。他的世界也是香港一个角落的典型代表，是一种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任性追随自己的心去生活。
而《三生三世聂华苓》，在拍摄之前，我看了聂阿姨的自传《三生三世》，这两年面对面的亲密的拍摄，让我读到了很多书本上无法传达的聂华苓的为人。
聂华苓总是说我好像她的第三个女儿，拍摄前我会担心这种角色的转变会不会影响纪录片本身的表达。真正开拍之后我发觉，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聂华苓一进入这个状态，就很直接地开始讲她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讲述者。
后来在香港浸会大学有一个授予聂华苓勋章的仪式，张颖有事只有我一个人去拍摄了，结果聂阿姨还来问我张颖去哪里了？忽然之间想念他。
我第二次去爱荷华拍摄聂阿姨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就住到了她家楼下。这让我回忆起之前我在爱荷华上学的几年里，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去她家，她下厨给我们包饺子、做葱油饼。
拍摄时聂阿姨年纪比较高了，很少下厨了，但她总是下意识地用手指把眼前的盘子往你跟前推，这种微小的动作让我印象非常深，她的为人是很体贴的。
拍摄结束后，我做了一个粗剪DVD给她寄了过去，其实我心里是很忐忑的。因为之前我把我写的东西给她看，她作为一个心思细腻的女性作家、编辑，总会很严谨地指出我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后，我收到了她的邮件，她说我看过影片了，我很感动。这样我就知道是没有问题了。
时代的记录
上周我在意大利乌迪内参加一个影展，展映了我1985年在香港拍摄的《花街时代》，讲述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湾仔酒吧女的故事，从她的视角看香港的世界。回看这部片子，只能存在于那个时代，现在再拍同一个题材都不会有相同的感觉。
我很庆幸我跨越了几个很重要的时代，70年代从美国接受电影教育，有了新的视野，80年代回到香港，赶上了香港新浪潮，也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我又花了十几年拍摄广告，这更磨练了我讲故事的精准性。
到现在拍摄属于自己的纪录片，无论是聂华苓还是黄仁逵，他们都是有启发性的；创作上的启发，更有人格的启发：诚实、热忱、正直。这是我认为这个时代值得被记录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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