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口·人类——《何以为家》的启示

4月21日，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直译：《迦百农》）举行点映专场。我捏着赠票，躬逢其盛。

我不是影迷，平日很少看电影。此番多半出于非电影动机。对于电影本身，我没有太多期待。然而，开映之后我就被这部电影所深深地吸引，看了一场还觉得不过瘾。第二天晚上，我又赶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了该片的第二场点映。

两场点映下来，我发现这部影片名不虚传，的确是一台“眼泪收割机”（一个别出心裁的比喻！）。这部催人泪下的电影多少有点希腊悲剧所追求的卡塔西斯效应。它不仅让观众获得怜悯与恐惧的体验，使观众由此宣泄情感、陶冶情操，而且还一边“收割眼泪”，一边释放正能量。两次点映散场后，我都听见有观众小声地彼此告诫：咱们这样多好，珍惜和平、珍惜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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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讲述了一个名叫赞恩的黎巴嫩穷孩子的故事。

赞恩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多子家庭，自小生长在贝鲁特的贫民窟。因为家里穷，他无法上学，早早地就去杂货铺做起了帮工，凭借瘦小的身躯给人送水送煤气罐送各类杂货。后来，这平静的苦日子被妹妹萨哈的遭遇所打破：萨哈被发现来了初潮，随后被父母卖给杂货铺店主阿萨德。赞恩为此愤然离家出走。走投无路的赞恩被一个在游乐园餐厅做勤杂工的埃塞俄比亚女子拉赫收留，专事照看拉赫尚在吃奶的儿子约纳斯；拉赫失踪（因为没有合法证件被抓）后，他把约纳斯卖给了蛇头和人贩子阿斯普罗，并按阿斯普罗的指示回家取自己身份证，以便偷渡欧洲。他由此惊悉萨哈已因难产死去，于是，他操起利刃，把阿萨德捅成了残废……电影就从赞恩被刑拘的一刻开始倒叙。

讲述穷孩子故事的《何以为家》，有太多令人唏嘘和催人泪下的场景和台词：

小脸脏兮兮的赞恩一趟又一趟地拉着送货的推车穿行在肮脏、拥挤、嘈杂的贫民区街道……

九口之家挤在一起席地而睡，父母和子女仅有一帘之隔，大人在黑暗中的动静清晰可闻……

小赞恩跟着父母制毒，和妹妹一起在路边叫卖甜菜汁……

小孩子活泼好动，大人无暇或者无心看管，只好用金属链子（如赞恩最小的妹妹）或者塑料绳子（如约纳斯）拴住小朋友的脚踝……

拉赫只能偷偷喂养自己偷偷产下的儿子：工作的时候，她把约纳斯藏在杂物间里，还得寻机偷偷喂奶；在上下班的路上，她把约纳斯藏在购物车里推着走……

身为保育小哥的赞恩，不仅想方设法为约纳斯解决吃喝，而且知道唱摇篮曲，知道如何让约纳斯愉快、兴奋、蹦迪，还任由约纳斯习惯性地在他胸前摸索在妈妈胸前摸索的东西……

赞恩顺手牵羊，给嗷嗷待哺的约纳斯弄来一瓶新鲜母乳，约纳斯喝了一口就察觉到异样：这不是我的妈妈！约纳斯差点噎着……

赞恩在陌生人面前声称黑宝宝约纳斯是自己的亲弟弟，并为此辩称：我们跟他一样，生下来就是黑皮肤，后来我们长大了，皮肤就变白了……

拉赫和她的儿子都是黑户，所以只能把儿子“像老鼠一样养在地底下”，所以她的儿子“一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赞恩一家也是没有身份证的黑户，所以闹出了人命：大出血的萨哈因为是黑户而被医院拒绝收治，所以产生了怪诞：赞恩被拘押之后，立刻有牙医过来给他鉴定年龄，其待遇如同牲畜市场上的牛马骡驴……

影片始于法医为赞恩看牙口，终于赞恩掷地有声的电视讲话：

我希望那些无力照顾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孩子能得到什么呢？暴力，虐待，侮辱，殴打，锁链，水管，皮带。我听到的最温和的话是：滚开！混账！人生就像狗屎，比我脚上的鞋子还脏。我活在地狱里，就像我做梦都想吃的鸡一样，备受煎熬。人生充满苦难！我曾经以为我们长大了就会变成好人、受人尊敬和爱戴，但是上帝不想让我们变成那样，他要我们当地毯供人踩踏……我恳求我的父母别再生孩子了！

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画面、这样的语言，还有如此完美无缺的首尾呼应，影院里的卡塔西斯可谓油然而生。相应地，“眼泪收割机”悄无声息地忙个不停。难怪《何以为家》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后观众起立鼓掌15分钟，难怪该片荣获奥斯卡提名奖，导演娜丁·拉巴基也由此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裔女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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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丁·拉巴基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她既擅于观察和思考，也擅于抽象和拔高。她从政治、哲学乃至形而上的场面思考贫困问题，把贫困现象与人的权利、人性尊严、人的本质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她的艺术处理令人耳目一新，她的电影产生了巨大的情绪感染力和思想冲击力。

《何以为家》开片的第一个镜头就别出心裁，就充满陌生化效果。为什么有牙医给赞恩看牙口？因为赞恩家里穷，天生是黑户，所以他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无法得知其出生年月，就只能找牙医看他的牙口。结论：没有证件你就不是人，你的待遇必然形同牲口。在娜丁·拉巴基这里，身份问题又具象又抽象。一方面，它是具象的。所谓身份，就是一纸证明，就是身份证。身份证有助于解答“这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身份问题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哲学负责追问“这是不是人？”。

令人惊讶的是，《何以为家》的故事性、戏剧性和悲剧性都与这双重意义上的身份问题密切相关。试想：赞恩不持刀杀人，这电影还有故事吗？这故事还有震撼效果吗？再想想：赞恩为何杀人？因为妹妹死了。妹妹为何死亡？因为医院拒绝救治。医院为何拒绝救治？因为她没有身份证明！换言之，死神就是那张天然缺失的身份证！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赞恩早已离家出走，和家人断绝了联系，他怎么知道妹妹死了？还是因为一张身份证！蛇头说，他计划中的偷渡需要一纸身份证明，所以他偷偷回家取他那张其实并不存在的身份证。回家后，他被父母撞见并发生争吵，勃然大怒的父亲向他怒吼：这家里没有出身证明，只有死亡证明……

身份问题同样主宰着拉赫的命运。拉赫为何把活蹦乱跳的儿子当作一桩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秘密来掩盖？因为她的儿子没有身份证。一直想收购约纳斯的阿斯普特又晦涩又直白地告诉拉赫：“你儿子一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似乎很适合用来翻译黎巴嫩蛇头这句诛心的话。赞恩为何用滑板车改装的婴儿车拉着约纳斯流落街头？因为拉赫被抓。拉赫为何被抓？因为她没有身份证。事实上，拉赫一直在为一纸身份证打工、挣钱、攒钱，并且不断与蛇头讨价还价：“——900美元行不行？——1500美元，一分不能少！谁给你取名叫泰格斯特的？是我！”可悲的是，她最后还是因为没有她梦寐以求的一纸身份证明被逮捕。

同样别出心裁的，还有《何以为家》片头的诉讼场景。我们看到，法院在受理一起不同寻常的案子：赞恩状告其父母，诉由是父母生下了他！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诉讼案。法院会受理这样一起诉讼？我拿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位刑法学教授。他答复说：可以，但需要委托一位公益律师出庭起诉，诉由则因人而异，但不可能是“他们生下了我”。然而，《何以为家》偏偏就凭借这个不成立的诉由搞出一个庭审场景：赞恩和帮助他的公益女律师与赞恩的父母对簿公堂，前者起诉后者生下了赞恩。身处被告席的赞恩父母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他们只能从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寻找原因：“我们就是受气包，谁都可以告我们”。我们的观众本来也应一头雾水，甚至义愤填膺。这不仅是莫须有的罪名，而且属于大逆不道。何况赞恩的父母已经把赞恩拉扯到了12岁。但事情就怪了。在一个即便“生而未养”也需“断指相还”（这句古训的完整说法是：“生而未养，断指可还。生而养之，断头可还。未生而养，百世难还”）的国度，观众竟然齐刷刷地站到起诉方赞恩一边。生而未养就是罪！

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一个卡夫卡式的奇迹。众所周知，《变形记》开篇就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躺在床上。”人能变甲虫？不可能。可是，读着读着，我们逐渐明白格利高尔为何变为甲虫。他的长篇小说《诉讼》（也译为：《审判》）与《变形记》如出一辙，开篇第一句话就写：“一定是有人造了约瑟夫·K的谣，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过错，却在一天早上给逮捕了”。但接下来读者会慢慢理解约瑟夫·K为何受到指控。卡夫卡小说之妙，在于它始于荒诞不经，终于真实合理；娜丁·拉巴基的本事，在于把现实和超现实融于一炉，在无形之中让观众接受了“生而不养就是罪”这一开篇立论。

值得提醒的是，在庭审一场出演公益律师的，不是别人，而是导演娜丁·拉巴基本人。而且，她还有意把自己的名字赠予片中人物。她是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片中人物叫娜丁·艾尔·阿拉姆（Nadine Al Aalam）。导演如此披挂上阵，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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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资料馆观影出来时，一位电影界的朋友不无诧异地问我：“你看了两遍？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我承认，《何以为家》看得我心潮澎湃，但我终究不属于“眼泪收割机”的服务对象。这不是因为我的泪点太高，而是因为我的眼睛看到许多温暖的、甚至是喜人的画面。所以我的思想跑了偏，偏离了“生而不养”这一思想红线，我在脑子里思考起别的问题。

电影里，黎巴嫩的穷人和难民的生活条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糟。他们普遍用坐式抽水马桶，而且干干净净，赞恩拉着妹妹在路边找的卫生间也不例外。卫生间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还有，这里的穷孩子也使用一次性尿不湿，也有气垫玩具盆可玩。诸多的细节和画面表明，这是一个底子很厚、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网上看到数据印证了我的直感：2017年，黎巴嫩的人均GDP为12081.55美元。前述的儿童玩具和日常用具，在黎巴嫩早已习以为常。

电影里，黎巴嫩民风淳朴，社会环境并不险恶。我们没有看见多少尔虞我诈，也不见多少恶意和盘算。赞恩拉着约纳斯穿行大街小巷，几乎处于半乞讨状态，不仅没有人为难他们、伤害他们，还不断有人施以援手。赞恩买不起饮料的时候，旁边的小伙子马上就递给他一瓶（虽然他拒绝）。

电影里的大人很虔诚、很乐观。监狱里的犯人和探监者都能谈笑风生，有些还跟走亲串户一样轻松和喜悦。人们相信上帝，相信未来。孩子没了，抹掉眼泪再生一个就是。

这部电影让我对黎巴嫩这个国家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发现，这个让我们产生同情和怜悯的国家，虽然面积仅一万平方公里，人口仅六百多万，却令人刮目相看。

黎巴嫩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它西临地中海，东依高耸的黎巴嫩山脉，年均降水量达1000多毫米（远超北京的625毫米），在中东国家里面几乎算是一枝独秀。难怪有“黎巴嫩没有骆驼”的说法。

黎巴嫩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地区原为古代腓尼基的一部分，它先后经历了埃及王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近代以来又成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当今世界的三大一神教都在这里诞生和交汇。这块土地有深厚而丰富的文化积淀，文物古迹比比皆是。

当代黎巴嫩人所认同的祖先，是极富传奇色彩的腓尼基人。贝鲁特市中心的豪华酒店就取名InterContinental Phoenicia Beirut：贝鲁特腓尼基洲际酒店。腓尼基人有多传奇？早在3000年前，腓尼基商人就活跃于地中海以及非洲和西欧沿海地区，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叱诧风云，是令人敬畏的航海民族和经济动物。他们让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心有余悸。更加令人称奇的是，腓尼基人所发明的22个字母被视为拉丁字母的前身，他们因此堪称西方文字之父。不言而喻，神奇如腓尼基人，谁都想认祖先。有此意愿的，不仅有黎巴嫩人，还有英国人和爱尔兰人。2004年10月，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赞助之下，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基因专家对2000份血样进行了基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黎巴嫩人与腓尼基人最接近！这一结论似乎还得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的印证：今日的黎巴嫩，其海外人口约1500万，几乎三倍于国内人口。现代黎巴嫩人似乎和他们的腓尼基祖先一样擅长闯荡世界。

黎巴嫩可谓人杰地灵，应该成为一个美丽而富庶的国度。它也的确借助无烟工业——旅游、贸易、金融——打造了辉煌，所以它有“近东的瑞士”的美称，首都贝鲁特则被称为“近东的巴黎”。然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里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这场持续十六年的战争造成逾10万人遇难、逾20万人受伤、约90万人流离失所。战争把这个国家变成了火海和废墟，带来无数的仇杀和恐怖袭击，给人民留下挥之不去的惨痛回忆。“近东的瑞士”随之变成了“迦百农”。什么是“迦百农”？“迦百农”原本为地名，指的是今以色列加利利湖西北岸和约旦河西五公里的一片地区。根据圣经的说法，那是耶稣·基督的传道之地。与此同时，法语和阿拉伯语的“迦百农”（Capernaum）又是一个隐喻，意为“混乱之地”。《何以为家》所利用的，与其说是“迦百农”的本义，不如说是其喻义。它给观众展现的，是一幅混乱的黎巴嫩社会图景。其实，如果不考虑市场和大众趣味，这部电影的片名真应直译为《迦百农》。“迦百农”不仅写实，而且一听就是艺术片。

黎巴嫩内战是一场发人深省的战争。其起因和导火索尤其值得关注。

成立于1943年的黎巴嫩共和国，是一个教派林立的国家。这里有基督徒有穆斯林，而基督徒和穆斯林内部又分为各种派别和势力。譬如，基督徒里面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等等，穆斯林则分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等。不过，在黎巴嫩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大家相安无事，和睦相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委任统治期间（1920-1941）留下的民主建制使各派得以利益均沾：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人士分别出任议长和总理，议员和部长席位则由大大小小的18个教派按人口比例分配。基督徒主宰军政大权的事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是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人口大致持平，另一方面，基督徒长期得到西方宗主国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心理惯性。然而，一个始料未及的新情况让民主变成了一柄双刃剑：由于结构性的人口快速增长，穆斯林一方要求进行人口普查并且根据普查结果调整国家的权力架构——民主制就是一人一票！基督徒一方拒绝人口普查（黎巴嫩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国家独立前的1932年），其他一切更是免谈。于是，1975年4月15日发生在巴勒斯坦游击队和隶属基督教马龙派的长枪党之间的一场武装摩擦，终于引爆了黎巴嫩内战。黎巴嫩举国上下——从政府到军队到老百姓——陷入分裂并卷入战乱。

这是一场惨烈的宗教战争，堪称中东版的三十年战争。正如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土地上的三十年战争交织宗教信仰（天主教和新教）和世俗现实利益的对立，域外势力又纷纷插手甚至直接出兵，黎巴嫩内战同样打得昏天黑地，外国势力纷纷进入战场，其中包括叙利亚、以色列、伊朗、巴勒斯坦游击队，等等。美国也一度联合法国、意大利组成多国维和部队开赴黎巴嫩。而且，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宗教对立，譬如，主要由穆斯林的阿拉维派组成的叙利亚政府军就曾公开支援过与穆斯林的逊尼派武装打仗的黎巴嫩基督徒。

黎巴嫩内战于1991年结束。尽管各方的矛盾依然尖锐，各方利益依然错综复杂，但国家还是得以快速重建，经济和民生逐渐恢复。对此，具有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总理拉克菲·哈里里功不可没。但是好景不长。哈里里总理在2005年遇刺；2011年，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内战。黎、叙两国原本一家（1943年黎巴嫩才从叙利亚独立出来，黎叙亲如欧洲的德奥），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涌入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多达150万，占黎巴嫩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叙利亚难民还享受来去自由。

娜丁·拉巴基1974年出生在贝鲁特。这位黎巴嫩的70后在炮火中度过了少年时光。战争及其后果，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她的电影所展现的，是一个受到战争重创的黎巴嫩。在《何以为家》的片头，我们看见一群少年端着木质玩具冲锋枪在街头打闹，他们把模仿战争当成了娱乐。电影中千疮百孔的旧建筑、司空见惯的制毒售毒场景（战争把富饶的贝卡谷地变成了世界四大毒品原料种植地之一）、杂乱无章的简易棚屋、四处可见的难民营和难民救济站都在提醒战争的后果与存在。是战争让黎巴嫩变成了迦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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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是一则针对生育问题的电影人权宣言。它站在人权的高度，呼吁人们优生优育，呼吁穷人计生少生。导演娜丁·拉巴基独辟蹊径，把镜头对准了盲目超生和生而不养的受害对象——穷孩子，用催人泪下的故事来演绎自己的观点，把盲目超生和生而不养的后果触目惊心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电影的画面是真实的，情感是真实的。据说，她召集的演员都是群众演员，她的影片资料全都来自实地收集和访谈。因此，《何以为家》就像是一部纪录片。赞恩在片尾发表的电视讲话虽然明显带有成人腔，但依然产生了掷地有声、一呼百应的效果。

《何以为家》所传达的，无疑是一种深入人心的、几乎具有普世性质的生育观。但十分吊诡的是，看过《何以为家》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观念的一维性、抽象性、相对性。因为生育问题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而人口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个体、群体、人类——进行思考。

从个体考虑，优生优育是必然选择。人之为人，应该享有温饱、健康、亲情、尊严。这是现代人权观，是普遍价值。《何以为家》自然是宣传这一观念的。整个观念我们并不陌生——“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观念的积极响应。

如果从人类和地球资源的角度进行思考，计划生育势在必行。地球已经人满为患，地球养不活这么多人……这是成立于1968年的国际性民间团体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向人类发出的急切呼吁。从《增长的极限》（1968）到《翻转极限》（2018），罗马俱乐部一直在用触目惊心的事实和数据呼吁人类要节制生育、同时抛弃物质主义的生活观。

思考生育和人口问题的第三个维度，是我们所属的区域和族群。人，不是抽象的存在。名副其实的地球人或者世界公民不存在，听起来非常诗意的地球村，其实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同的国籍、种族、宗教以及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信仰把人类分为存在竞争关系的各种族群，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族群视角不可避免。而一旦从这个角度思考生育和人口问题，事情就复杂了。是非曲直还可能随之发生翻转。

中东地区的主导文化是伊斯兰文化，穆斯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伊斯兰教宗派林立，影响了阿拉伯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该地区只能仰仗石油，所以在和小小的以色列的较量中似乎总是居于下风，尽管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现在人们清楚地看到，人口成为其令人羡慕的比较优势。阿拉伯地区为何人丁兴旺？在《何以为家》中：母亲在得知自己又怀上孕之后对赞恩说：“上帝夺走你一样东西，就会赐予你另一样东西。我怀孕了。”是啊，虔诚信神的赞恩妈妈怕什么？我失去一个女儿，但是我马上又生一个。

欧洲文明立足于两希即希腊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自启蒙运动以来，二者此消彼长，神道和神圣逐渐让位于人道和世俗。其结果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体，越来越重视个体的尊严、感受和幸福，倾听神谕的人越来越少，一直反对使用避孕药和避孕套的梵蒂冈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前任教皇本笃十六和现任教皇圣方济各也透出一些让反对者感到欣慰的口风：前者在2010年对避孕套的防艾滋功能表示赞赏，后者在2015年告诫“天主教徒不必像兔子一样快速繁殖”。于是，在欧洲（主要指西欧）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地积累、人权得到充分地保障的时候，欧洲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移民和难民从临近的近东和非洲奔赴欧洲。欧洲有财富，还有人权，这里是第三世界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应许之地。这个道理，连年幼无知的小难民都知道。于是，我们在《何以为家》中看到，从叙利亚逃难过来的小姑娘梅森骄傲地向赞恩透露，她要去瑞典。为什么去瑞典？“他们不会绑架你，我有自己的房子，别人要想进门就要敲门，我不想开门的时候就不开，那里的小孩只会自然死亡。”梅森姑娘的想法朴素而深刻。不过，面对移民潮和难民潮，欧洲人自己是什么感受？我们看到，欧洲各国的政府和知识精英坚持欢迎文化，避谈矛盾和分歧，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右翼和一些民间团体则追问“什么是欧洲？”、“欧洲是谁的欧洲？”等问题。对欧洲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忧虑在民间比较普遍。美国著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就针对穆斯林在欧洲的人口比例问题比较过民间感受和实际数据，结论是：想象远远大于实际。在法国，人们感觉穆斯林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实际不到十分之一。皮尤智库还在2016年的移民和难民数据的基础上、按照三种情况对2050年穆斯林在欧洲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进行了推算，得出7.4%、11.2%和14%这三种结果。

欧洲人的未来之忧，源自此消彼长的现实状况。一方追随人道和实现个体的原则，生育问题常常置之度外，一方听从多子多福的神谕把娃娃生了一个又一个。

但如果换个角度看，担忧欧洲不欧属于杞人忧天。欧洲人，退一步海阔天空。阿拉伯和欧洲，是广义的同文同种。大家都是白种人，两大宗教都是一神教，昔日的宗教战争属于同室操戈。再说，根据在欧洲诞生的启蒙思想，宗教是平等的。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在两百多年前就把为何要平等对待三大宗教的道理讲得一清二楚。他的剧本《智者纳旦》（1778）也因此不朽，至今仍然是德国诸多剧院的保留节目。如果承认宗教平等，就不用担心谁跟谁传教。

在生育观和人口政策方面，中国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形象和遭遇同样耐人寻味：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时代，外界不嫌中国人多，对计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当一个庞大的中产人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后，却又出现了一种声音担心地球资源不够分配……

《何以为家》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生育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我们既是享有天赋权利的个体，又置身特定的社会群体，我们带有不同的国家、种族、文化和政治属性。与此同时，我们还是人类的一员，我们需要学会换位思考，也必须全方位地思考生育和人口问题。向娜丁·拉巴基导演致敬！她的电影促使我思考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