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与博物馆定义思考，在“新博物馆学”视域下

众所周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于西方博物馆界兴起的“新博物馆学”运动，对于世界博物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新博物馆学”的一些标志性主张，如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对生态、社区、少数族裔等的关注，也已陆续得到中国博物馆学界的译介。但在学术研究与事务操作尚存较大距离的中国博物馆界，传统博物馆的定义、业务、宗旨等尚未得到充分普及与贯彻，遑论“新博物馆学”在中国扎根发芽。虽然以贵州六枝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为代表的、极具“新博物馆学”特色的中国博物馆也已在过去十余年间粉墨登场，但“新博物馆学”的核心理念仿佛仍然在中国博物馆界漫漶不清。

虽然不易草率画上等号，但“新博物馆学”运动确实与西方社会于上世纪60年代起浮现的“后现代化”息息相关。对于“后现代”，国内误解颇多。笔者看来，“后现代性”自然具有向“现代性”挑战的解构诉求，但那并非“东风压倒西风”式的取而代之，而是一种“另眼看世界”的思考方式与社会现象。“后现代性”以批判性的眼光重审“现代性”及其相关理念的“行事方式”，并力图探寻“现代性”体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另外，“后现代性”并非仅仅出自书斋学者的冥想抑或意见领袖的呼吁，其亦是一种切实发生的、具有内在逻辑与动力的现实存在，与“阴谋论”无涉，也便无法对其彻底忽视与抵制。因此，笔者认为也不宜将“新博物馆学”运动简单视作某些博物馆理论家、从业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不满发起的一场“反叛”，而应将“新博物馆学”视作“后现代”背景下博物馆界或偶然或必然、或主动或被动、或局部或普遍产生的变化趋势。

“新博物馆学”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后的多种社会思潮与现象，但究其合于一处的关键点，笔者以为是对作为“现代性”组分的传统博物馆的反拨。作为启蒙理性讲述的宏大叙事的一个章节，传统博物馆通过“征集、保护、研究”，形成认识历史知识的专业体系，再通过“传播、展出”，将历史知识的专业体系从学者扩散至公众。其中暗含的逻辑是，无论是学者通过博物馆进行研究，还是公众通过博物馆进行学习，他们都可以成为“现代性”所允诺的更具有启蒙理性的“现代人”。但在上世纪60年代后的一系列“后现代性”批判思潮眼中，所谓启蒙理性讲述的宏大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建构，在其阴影下被“现代性”旁落的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地方社区、亚文化族群等被传统博物馆“正当”地拒之门外。“后现代性”强调知识的生产与分享过程中的民主性，不以普适性的“正确”压服特殊性的“权利”，具体对于博物馆而言，即要时刻警惕假博物馆之名，行知识霸权之实。

似乎看来，如今“新博物馆学”运动已经不再“时髦”，正如“后现代化”也已经遭遇“退潮”。但德勒兹等人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的“欲望机器”具有强大的吸收与生成能力。一度以“后现代性”登场的理念与现象，有朝一日也可能被收编为“现代性”的新组分。即，具体到如今的博物馆界，虽然“新博物馆学”运动已不复当年锐势，但其部分理念或已融入博物馆界的主流共识之中，对传统博物馆理念起到了修正作用。这一现象，我们或可从近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协）提出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中窥得端倪：

2011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与记忆（Museums and Memory）”，其“呼吁观众一起来探索与发现那些冰封的记忆”。虽然“记忆”一直以来是博物馆的主要母题，但有别于传统博物馆，“新博物馆学”十分重视“谁的记忆？”、“为谁记忆？”等问题的答案，博物馆于是也尤其要承担起找回、重述那些被现代社会旁落的“冰封的记忆”的重任。这一理念在2017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中又得到了着重强调——“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这一主题鼓励博物馆发挥积极作用，主动参与调解，并提供多元视角促进历史伤痛的愈合。”

通过博物馆促成社群的多元化、和谐共处，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重点议题。201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Museum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即是对此有力的伸张。同时，在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传播形态的新世纪，新媒体不仅缩短了距离、节省了时间，更实现了“后现代性”的去中心化交互网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提供了实现可能。在2012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中，对新传播技术的审思便已被提上议程——“处于变革世界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Museum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challenges, New inspirations）。”迨至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Hyperconnected museums: New approaches, new publics）”更将“超级连接”这一信息科技术语与博物馆紧密缀合起来，其所谓“新公众”也绝不止于参观人数的数学增加，更在于公众参与博物馆话事的新态势。

2013年与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更是可以直接作为国际博协对博物馆定义的答案。2013年的一组等式“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Museums (memory + creativity) = social change)”，强调博物馆将旧（记忆）与新（创造力）结合于一处，其目的是为了给社会带来全新的可能。与之相似，今年的主题“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同样提出了与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内涵高度趋同的“文化中枢”概念，其对“新博物馆学”的呼应可谓昭然若揭。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出，“新博物馆学”对于西方博物馆学界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入、余波未了的。虽然西方博物馆学界看似仍在延用“记忆”、“传播”等传统博物馆语料，或谈及“超级连接”等博物馆新兴表象，但其内蕴已或多或少暗含了“新博物馆学”的相关理念。譬如西方博物馆学界谈及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很可能既包含了传统博物馆式的公众知识教育职能，又包含了“新博物馆学”式的公众知识分享机制，是不宜将其笼而统之、简而化之为增加博物馆客流、加强博物馆讲解云云的。

由此，在国际博协即将再次修订博物馆定义的前夕，我们不妨立足于“新博物馆学”视域，对博物馆定义的生成作一次简单的知识考古，着重回看“新博物馆学”运动对上世纪60年代以降国际博协的博物馆定义修订起到了如何的影响。

1974年国际博协修订的博物馆定义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提出的“人及人的环境的物证”、“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向大众开放”、“非营利”等概念此前并未在国际博协的博物馆定义中出现，而此后这些概念一直得到了保留或间接保留（“人及人的环境的物证”改为了“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直到今天。虽然早有学者对上述概念进行过讨论与辨析（如严建强、梁晓艳，《博物馆（MUSEUM）的定义及其理解》），但应该看到于国内这些概念的内涵在“新博物馆学”视域中尚有未被展开的层次。

譬如“人及人的环境的物证”，在1961年国际博协的博物馆定义中，与其相对应的是“具有文化和科学重要性的藏品”。诚然，修改后的“物证”概念可以将“反映人类日常劳作与生活的工具和日用品”、“反映科学原理的工业制品”（严建强、梁晓艳语）等纳入其中，但如果将这些“物证”仍然用作以狭义的科学、理性、专业视角解释“历史”、“自然”的抓手，那它们仍是“具有重要性的藏品”，只不过新兴的科学、理性、专业视角将“重要性”的触角伸向了这些曾经不大受关注的“藏品”而已。破拆“重要性”的相关语料，就是要避免落入由某一群话语掌控者决定何为“重要”的知识强权陷阱中，而“物证”乃至“文化遗产”这类语词，对于与其或相关或不相关的话语掌控者而言，都更为中性，体现出博物馆“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和展出”的对象是在博物馆的话语掌控者与利益相关方权力协商、博弈后决定的。

再如“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正如前述，可想而知也得益于“新博物馆学”运动对博物馆“以人为本”的强调。而正是出于这一背景，特别指出博物馆应“向大众开放”且“非营利”，便格外重要。对于传统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而言，“开放”自是题中之义，但强调将“开放”扩展为“向大众开放”，则少不了“新博物馆运动”的摇旗呐喊。同样，传统博物馆遭逢经济危机，也是“新博物馆运动”所处的背景之一，在“后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商业博物馆”似乎呼之欲出。博物馆“非营利”的提出对博物馆的经济性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相较于“不营利”与“营利”，“非营利”在限制与宽松之间选取了中间地带，也对应了西方社会NGO、NPO等“第三部门”的机构形态。

2007年，国际博协对博物馆定义再一次作出重要修订，“博物馆上述定义不受任何政体性质、地域特征、职能机构或相关机构收藏藏品的定位等因素的限制而予以适用”的通则性条款被删除，一并被删除的还有包括“科学中心和天文馆”、“从事保护、传承和管理有形和无形遗产（活的遗产和数字创造性活动）的文化中心和其他实体”等凡例的“具有博物馆资格”的博物馆类别介绍。这种简化无疑释放了这样的暗示：博物馆是一个不断发展、边界模糊的类群，其定义宜松不宜紧，应为处在定义边缘地带和未来有可能加入定义的博物馆提供接纳度。实际上“泛博物馆化”确实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现象，譬如商业展陈、“类博物馆”（如“气味博物馆”）、博物馆亚文化（如“故宫文化”）等社会现象已经在国内外普遍出现、不容忽视。对于博物馆学界而言，自然可以“守好城墙”，将一类学界共同认可的社会现象称之为“博物馆”，将另外一些置于其外。但“圈定”乃至定义、分类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启蒙理性所衍生出的方法与工具，未必代表了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只代表了某种知识共识/强权。也许可以反问，在“新博物馆学”与“后现代性”语境下，博物馆定义是否仍然那么重要？与其讨论某一社会现象是否是“博物馆”，不如不预设褒贬地探问其“为（二声）何”、“为（四声）何”。博物馆的定义修订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还在于其话语掌控者与利益相关方在权力协商、博弈间，将什么视作“异”，什么视作“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