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轶闻｜一场车祸引发的《申报》舆论战

文｜老夫鱼

如果不是突然被告知自己被那个意大利老男人给告了诱姦童男罪，薛小姐还喜滋滋地蒙在鼓里，正给意大利老男人的儿子筹办十八岁生日宴席呢。礼物都买好了，一套高级西服。

薛家的女儿花钱从来没有不舍得的，何况是为了自己喜欢的小鲜肉。

更重要的是，薛小姐本人就是时尚和品味的化身，这套斥了巨资购置的贴身西服充分表达了薛小姐入木三分的审美，以及审美背后两人坦诚相对的情义。

现在他老子这一纸申诉，就像热恋蜜油里的一记耳光，赤辣得狠。让这个明媚的三月早春都空气嗡嗡作响，不知身在何处。

本来该歌舞升平的几年，就是有眼睛盯着不放。

薛小姐坐在一九三四年春天的阳光里，看着手边《申报》刊载的那篇意大利人道貌岸然的诉状，着实是生气了。

二十四岁的薛小姐不是上海滩普通街巷里的寻常女生。你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这薛家在香港营商成功、财富惊人，还有她妹妹薛锦回，凭着航空界某位要人（张惠长）夫人的地位，在沪上也算是赫赫有名的权贵之家了。你再去打听打听，上海滩三十年代第一个给旗袍镶上珍珠花边的是谁，就是被称为“上海交际花”的薛锦园薛小姐本尊。

一九二九年，南京政府颁布《民国服制条例》，旗袍成为国家礼服之一，由此大为盛行。仅仅两年后，薛小姐就第一个穿出了珍珠花边的改良旗袍，名媛界一时喧哗。这种花边旗袍带领了一代风潮，几乎就是当时上海名媛竞相追逐的标配了。之后流行的裹显曲线的大衩或者无袖的阴丹士林旗袍，那都是几年后才出现的了，都是薛小姐玩过的了。

薛小姐的审美无法阻挡。薛小姐对男性的审美也同样澎湃。如果你去仔细搜寻，应该还能找到薛小姐当年强吻梅兰芳的小插曲，这个小故事成为当时的梨园佳话之一。

能被薛小姐看上的男人，应该是从心底感到由衷的喜悦才对。

这样说来，这个住在虹口狄思威路五百六十六号的意大利人尤维吾（Jovino），简直太把自己儿子当回事了。

一九三三年，北方的局势已然吃紧。三月，热河省长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占领承德，逼近通县；五月，《塘沽协定》签订，蒋、汪事实上默认了日军可以长期占领我国长城外的领土。而此时的上海，风和日丽，夜夜笙歌。马照跑，舞照跳，咖啡红酒和中分油头都一丝不乱。

意大利人尤维吾一家也就在这个时候邂逅了旧识薛小姐。

按照尤维吾的说法，自己曾为航海家，迁到沪上做了中宁轮船公司的总经理。那日碰巧遇到薛小姐，得知薛小姐也举家迁来了上海，就住在公共租界的愚园路俭德坊，于是开始保持联系。

薛小姐平日无事，就来拜访得勤，和正在读大学、平日也无所事事的长子急时夫（Joseph）成为了好朋友。尤维吾的眼里，儿子急时夫当时才十七岁，还只是个半大小伙子，虽已风华正茂，但仍是个纯洁童子呢。

童子急时夫与薛小姐相处欢洽，薛小姐每晚必邀急时夫去舞场，两人必至尽兴方归。但急时夫那么天真纯洁，薛小姐又年长足足六岁，作为小姐姐，请客弟弟吃吃饭跳跳舞是没问题的，尤维吾老父亲觉得，除此之外其他的也就没有必要发生了。

所以，这整件事一定是薛小姐捣的鬼。她主动的，她计划的，她引导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爱子急时夫。老父亲尤维吾深深觉得，“薛锦园必认定此黄发碧眼之孺子，不啻宋玉复生、潘安再世，勾引成熟，竟然双宿双飞。童子何知，既与恋爱，遂益神昏颠倒”。

慈父尤维吾不仅这样想了，也这样在报纸上说了。在一个“每个人表面上从不骄傲、在心底毫不谦虚地认为自家的娃才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因为充分继承了自己的基因”的年代，能心口如一且自信至此的，意大利人尤维吾可以算非常有勇气了。

尤维吾知道薛小姐有一部车，非常拉风。大概他也知道薛小姐和急时夫出去除了跳舞，也经常会开车兜风玩一玩。年轻人由小姐姐手把手教一下怎么开车大概是无伤大雅的，尤维吾绝不阻拦，偶尔开去郊区或杨树浦一带也就装作不知，彼此行个方便，但随便开车撞人就不好了，而且撞的还是日本人。不仅是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兵。不仅是一个兵，而且连撞三个。

这不就惹出事了吗。

受伤的日本兵看开车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就向意领事署控诉。在日军压力下，意大利领事署不敢怠慢，找到了监护人尤维吾。尤维吾对于撞车的事茫然无知，想到儿子也许是和薛小姐同车，又联想到儿子之前貌似染患了某种隐疾，灵光一闪，突然大彻大悟。于是一纸诉讼告到特区第一地方法院，要求薛小姐承担责任。尤维吾的诉状写得极有感情色彩：

“童子无知，罔识自爱，竟为所诱，乃至成姦……近来急时夫竟为传染恶疾，雄壮之躯，今则形销骨立，身受其害，家庭安乐，亦为所损，害群之马，实社会之巨奸也……暮夜荒郊，男女同车，似此行径，当可测其用意，乃又不慎，撞伤日本兵士三名，今势必由急时夫担责，凡此损失，皆因被告诱姦所致。”

一切皆因薛小姐诱姦而起，必得惩之，罚以巨款，“以维风化而彰法纪”。

薛小姐这厢，读完《申报》上的文章，想着第二天也去《申报》发表一篇。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字数，记者和编辑一定会同意，他们最爱这类互咬，美其名曰“让各位都有机会说话”，只要告诉他们，这意大利人有多贪，借钱不还，再借仍不还，别人还会以贷还贷，他倒好，伸手就来，她薛小姐上次拒绝了他，薛小姐不想再当这个洋人的提款机，何况她从没把这个洋人看做自己未来的公公，连一秒钟都没有想过。洋人也会感受到被羞辱，借钱不成的羞辱又在原先的羞辱上加了一层，于是要挟，没有用，碰巧出了日本兵这个事，就趁机在报纸上先发制人，胡说八道，下三滥了起来。只要告诉编辑这些，报纸一定会把这些事情发表出来。

报纸也真的发表了，就在第二天。是所有人爱读的反转，控诉和反控诉，亲洋与仇洋。社会舆论会产生分化，一派会站出来，另一派立刻也会站出来，一些人会拥护薛小姐，另一些人会猛踩薛小姐。渐渐的，会有知识分子和善思者站出来讲话，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情绪主导，顺便给大伙指引方向，开启新的明灯。然后舆论又会重燃，更多的眼光会关注过来，口舌唾沫笔战，打得热闹。一切都会这样进行，就像以前一样。

阳光底下无新事啊。

至于最后官司打得怎样，谁赔的款，赔了多少，薛小姐和意大利人一家后来的关系，大概也就没有人会去关心了。

这是一九三四年春天的事情。薛小姐是个聪明人，但她聪明不过那个时代。

没有人去探究杨树浦路为什么深夜还有日本兵出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驻沪各国军队协防租界，日军负责公共租界北区、东区，以及北四川路以西的界外地区。当时日军在沪军队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约1800人，司令部设在江湾路1号。

一九三二年，中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原则规定日军必须完全退入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区。同年，日军司令部迁至北四川路20号，一年后又迁至江湾路10号。杨树浦的势力范围其实早就是划定的。

然而在那几个春秋，北方的风没有使劲刮到南边，半梦半醉的人们尚未惊觉。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军101师团在东京编成，这支几乎全由新兵组成的侵略军从神户港出发，在上海吴淞、杨树浦一带登陆。后来的事，也就都写进了历史。

走走看看

愚园路俭德坊：

1293弄是上海长宁区愚园路上的一条普通弄堂，在公用电话盛行的年代，居民喜欢用“电话间弄堂”称呼它，而它的正式弄名叫“俭德坊”。在三十年代因为属工部局越界筑路地带，各方管理松弛，一直是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和汉奸交叉活动的地方，曾出现过不少中共高层的身影。

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旧址：

上海的四川北路、黄渡路口、东江湾路1号有一座黃褐色的城堡式建筑，即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旧址，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前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大本营。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此处成为日本海军统治上海的中心。其北大门现为对外营业的宾馆，南大门为南京军区航务军事代表办事处，广场中以隔栏区分开军用和民用的设施，军用部分不对外参观。

延伸知识

上海地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时期的产物。一九三一年，在法租界成立特区地方法院及第二审法院，使得上海共有三个地方法院，并且各有其第二审上诉法院，列表如下：

管辖地区：公共租界

地方法院名称：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

第二审上诉法院名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管辖地区：法租界

地方法院名称：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名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

管辖地区：租界以外

地方法院名称：上海地方法院（设在上海南市）

第二审上诉法院名称：江苏高等法院（设在苏州）

文献来源：《回忆旧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著者：俞履德《文史资料选辑1979第六辑》

（原发于公众号“四马路轶闻录”：downtown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