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二八五团”与老干部的婚恋

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多知道，战争时期，中共曾有一个颇具知名度的“二八五团”规定。所谓“二八五团”，即中共对干部和军人结婚条件所做限制的简称，这些限制包括：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等。因为中共中央没有做出统一规定，具体条件各地不完全一样，也有规定25岁、8年工作历史、团级干部的；在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级别可以放宽到营连级。因此，各地简称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地区称为“二五八团”、“二五八七团”等等。不过，就各地规定看，结婚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年龄、工作历史或党龄、级别——则是一致的。

对干部婚恋予以限制，在中共滚滚行进的历史车轮中，不能算是大事，不过，由于这一规定关系到一大批干部的切身利益，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少干部由于没有达到条件无法结婚，关于这些干部的困恼与自我克服，笔者已经专文做过论述（详见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本文不再赘述。其实，在婚恋管控下，达到结婚条件的老干部和相对不受限制的女性干部也不是没有苦恼。透视婚姻限制下中共干部的众生相，颇具意味。

老干部的婚姻

“二八五团”限制下，一些达到条件的老干部在婚姻方面具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也成为许多达不到条件的新干部眼热的对象。时在平西根据地的八路军干部刘荣日记中写道：“在下级干部中关于婚姻问题有……痛感，有时充满胸怀。”这种不满情绪甚至会以一种讲怪话的方式反映出来，任职于129师政治部的张南生日记中记载，精兵简政期间，面对可能被精简的威胁，就有干部在发言中提出：“建议首长艰苦奋斗，也不要结婚，渡过两年苦难，因结婚是一种浪费。”

结婚条件的限制规定，对女性条件的限制比男性宽松许多。除了要求政治上没问题外，只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各地规定不一，多从18岁到21岁），看似一律平等的要求，实际对女性留了一个活口。问题是，由于同龄男性普遍受限于资格限制，女性往往很难寻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结果就是：“许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强解决婚姻问题，客观条件又明摆着，够条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年龄又大，文化又低，进步较慢，不善于钟爱，又不是长期在斗争中了解，这些干部大半都是中下级。在环境上讲今天又是游击战争时期，极端分散，没有很多选择余地，勉强结婚终是闷闷不乐。”

的确，在不少人眼中，老干部确实无法满足知识女性对另一半的要求，而现实又是能够结婚的只有老干部，由此形成的冲突，当时不少人的日记中都讲到了。刘荣在日记中说：“谈到这里大家公认，许多老干部便不懂得这一点，女方感到结婚后不愉快，因此发出‘和老干部结婚没有意思’。”冀中作家王林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个嫁给老干部的女性的表现：“她旧历年节刚同何明结了婚，我问她何政委什么地方人，她说是陕西的，山西的?闹不甚清。我问她说‘我’字是念什么音时，她一苦笑似的直白地说：谁知道呢，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印象!”

如果说刘荣和王林因属于被限制结婚的一方，多少可能会有些情绪化的先入为主，茅盾的女儿沈霞作为女性一方，观察应该更为客观，她在延安也发现：“小文结婚了，就在今天，当早上汪清来告诉我们时，我是很惊异的。可是另方面，又想起了在她那样的地位必然会是这种情况时，我又觉得很平凡。听说她的爱人比她大八九岁，是总司令的军事秘书，一个参谋。由这，我又想起了李宁、汝芳的同样的道路，她们也会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想起自己曾赤心地爱过一个人，而且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终究还是爱着我的时候；我就很难受。我为我曾那么追求过的幸福，为我曾享受过几分之几的幸福难过。”可见，在沈霞的心目中，要得到真正的爱，并不是那么容易，她当时正和青年记者萧逸相爱，她就担忧：“萧逸他不是干部，没有条件可以结婚，我很快就回队上去了，结了不是反而不痛快吗?这也是令我不痛快的事。怪不得女同志要找干部，的确是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如此。”

对于老干部和年轻女性婚姻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身在延安的女作家陈学昭有比较清醒的观察。她认为，红军老干部“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什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这些伟大而质朴的人们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在刘荣的笔下就是：

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阴沉沉的天气，似乎要落雪花——我把她送到大门外，很是恋恋不舍，要叫她吃了夜餐再走，她不肯，她又硬要叫我到馆子里吃东西，我想了想终于顺从了她的意思。

她同一个老头子结婚了。她脆弱，她后悔，她难过，她哭，她多次向我解说。我原谅她，安慰她，仍然爱她。她最喜欢吃桃子，我就预支几个月津贴买给她，远远地一直把她送出村!

她从此就变成一个死气沉沉如同老年人一样了!

这是在唐河畔上葛公村的事!

她!在去年北岳区残酷的反扫荡中死于敌人——日本强盗的刺刀之下，也没有给她开追悼会，也没有见到她的悼文!

当然，囿于各人的观察角度，老干部的爱多少有点被类型化了，其实，老干部也有老干部的想法：“新干部知识分子都有老婆了，就是自己没有。南征北战的结果是寡人一名，家庭被国民党杀光了，革命一辈子将要断种。为革命已流了血，还有一滴要保留着。在问题解决上觉得困难：自己是军人危险性大，自己又粗鲁，女同志不喜欢，乡下人党又不批准，这是绝路了。”晋察冀8分区20团团长窦尚初在延安反省时直言：“进步的女同志也不找你，如果找你，那也是不进步的。盲人骑瞎马，乱撞。过去想退伍，找两间房子，位于果木树之间，钓鱼，找一个歪屁股老婆，快乐逍遥—下去!”

这里面透出很多老干部的无奈。而且，老干部中也有许多收获了真实美好的爱情，比如彭雪枫和林颖、粟裕和楚青，都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王恩茂的恋情则提供了老干部和知识女性恋爱的一个有趣的样本。

王恩茂和骆岚

王恩茂红军时期入党，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有一定文化的老干部，一直没有女友。按照他自己在日记中的说法：“我的年龄到1940年已经28岁了，开始到了我不得不去想我从来没有想的事情。1940年4月底5月初，我从晋西北师政治部参加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回来，回忆师部不少的女同志都已有了爱人，又看到了由延安来的女大工作团的不少女同志，兴起了我恋爱活动的思想。”当然，之所以到了28岁终于着手恋爱结婚，不一定是之前不想，而是按照纪律不允许。

最初，王恩茂感兴趣的似乎另有其人，日记中写道：“抗大参观团今天回延安去，旅长也和他们一路去，早晨欢送了他们。副旅长告诉我：‘原来准备留XX同志在这里工作，可是她不愿意，前天哭了一次，昨天又到旅长面前哭了一次，故没有办法留。’如果这个同志留在这里，可能给我生活上精神上许多帮助。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落空了，影响到情绪的不安，不三不四的想些从前没有想过的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359旅的领导层已经注意到了王恩茂的愿望，并为之做了努力，但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大多数时候，在婚恋这样的问题上，对方的意愿还是要得到尊重，其间固然存在“组织谈话”这样的压力，但这毕竟还在制度的弹性之内。

约1个多月后，骆岚出现在王恩茂的日记中。6月26日，王恩茂“晚上写了一个信给骆岚”。这封信当天没有发出，28日，王恩茂亲自“送给了骆岚同志，并与她正式提出了问题，她答应了‘七一’下午要我去拿她的回信”。这应该是希望确定关系的信件。几天后，骆岚给出答复，并不圆满，日记说：“看到了她给我的信，给我的回答并不圆满，如果她接近我的态度不亲密的话，则将无以告慰我的。”7月17日，是双方这段时间里的最后一次深谈，“她谈的有许多可能与不可能的矛盾话，引起了我的热烈与冷淡矛盾的情绪，但是我应坚决为克服不可能与冷淡情绪而斗争。”对这段经历，两人结婚后，王恩茂在日记中回忆道：“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是比较好的，但以后不好了。为了这个，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始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只是在她的信上看到一个强调‘生活习惯’的原因，故我没有真正明了她为什么这样，所以我是很不痛快的。虽然如此，但是我并不痛恨她，并不责怪她，并不说我不爱她，以至说她的坏话。”

双方关系的一个插曲是几个月不联系后，骆岚突然和人一起来找王恩茂，“介绍XX给我做爱人，并企图急于介绍成功。我是不轻易爱一个人的。是故，仅能感谢她们的好意，而不能接受她们的介绍。经过她们反复地劝我，但我始终没有同意她们的意见。她们愤怒了，竟写了一封不能令人卒读的信给我，说她们不愿与老干部结婚，尤其是军队中的老干部，我如果不要这位同志做爱人，将会真的做革命的和尚的……”应该说，骆岚的举动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王恩茂在日记中不无愤怒地写道：“昨天回给了人家一封信，反对那种侮辱、轻视老干部的观点。今天接到了她们的回信，接受了错误，并到这里来会见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封接受错误的回信，我真是要骂她一顿。”

仔细思量，骆岚此时或许已经对婉拒王恩茂不无后悔，主动牵线帮王恩茂介绍恋人可以理解为一种试探，王越是不同意，越是起劲，乃至要求王一定要同意她推荐的人，已经比较明显体现出其潜意识里对王恩茂的支配欲，只是出于年轻女性的敏感和害羞，实际做出的举动则是把对方往越来越远的方向推。这种女性的微妙心理，当时王恩茂当然无法了解，就连骆岚本人，对自己的内心和举措大概也会莫名其妙。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她会向对方说出如果不娶XX，就会“做革命的和尚”之类的话，这种反常的表达，恰恰暴露了骆岚内心的不平静。正因如此，当他们同在延安学习时，骆岚主动给王恩茂写信，双方恢复联系并由此顺利结合。

作为一个老干部，王恩茂在与骆岚交往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证明老干部的婚恋不都像被讲述的那样缺乏真实的爱情。王恩茂没有因为遭到拒绝就意图报复，而是保持正常来往，甚至当骆岚语涉侵犯时，也只是严正批评，没有任何滥权行为。或许我们可以将此归结为王恩茂的个人品质，但也不能低估中共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官兵平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的作用。应该说，在男多女少又必须尽可能照顾团级以上干部成家需要时，很多女性不可能不感觉到组织的压力，事实上，王恩茂接近骆岚也是经过组织出面的，但是，这种压力的程度也不可过于夸大。从王恩茂和骆岚的事例中可以看到，选择的自由并没有被封闭，如果说女性选择老干部不一定完全出于自愿，起码不能否认这种选择首先还是女性自己本身做出，尽管其中包含着种种的压力和考量，包括女性本身利益的考量。

婚姻中的女性

中共革命予女性地位以很大的提高，女性可以独立工作，结婚也并不就是女性的坟墓。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和林颖新婚几天后，林颖就主动离开新四军四师的师部，到淮宝地区独立工作，而彭雪枫也尽力支持：“亲爱的颖，党的同志!请你加强‘信心’吧!我绝对不会主动的调你到师部来……只有一种希望，每月见一次面而已。这样会使我们更了解，话会谈得更多些呀。你的学习计划以及你的愿望，我十二分赞同，并愿尽一切力量协助你!‘坚强而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伴侣’!永远的亲密的伴侣!祝你胜利。祝你健康，祝你我幸福!一切为着党的事业!”结婚三个月，两人见面的时间不到一周。

当然，不能不承认，像彭雪枫、林颖这样的夫妻毕竟还是少数，由于生理、教育、社会认可等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女性常常无法摆脱弱势的处境，当许多男性干部为结婚限制而苦恼时，女性干部更多表现的是对结婚的恐惧。中共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予女性以强烈的自我实现要求，革命阵营中特别强调的“进步”观念又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生出争先恐后的强烈追求。问题是，由于历史、现实及女性生理本身的特点，女性仍然面对许多或明或暗的束缚，特别是需要在生育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面对婚姻，女性多会生出一种“怕”的情绪，这种“怕”不完全是针对婚姻生活本身，更多是缘于婚后有可能的不进步。

后来成为王林夫人的刘燕瑾在与王林谈婚论嫁时，不期然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恐怖”：“结婚的日期是一天天的迫近了。没有半点的成就，结了婚以后又怎么办呢?不久再怀上孩子又怎么办呢?”李锐的夫人范元甄婚后感叹：“生孩子，对于女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关头……带孩子，妨害自己。”

对此，沈霞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写尽了她们内心的曲折和挣扎：

现在大众目光中，一个年青女孩子的结婚代表着什么?除此之外，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会堕落，会没出息而满足!我不能肯定说我自己有把握结婚后仍可以飞快地进步，不能，像我这种感情重的、常常太热情而又眼光不够远大的女子，结婚会引起可怕的结果的。而逸，他能给我什么帮助呢?不能，他连自己也把握不住，他自己的前途也还只是悬在深崖边上的。我不结婚，那么可以不去理会感情，作为必须尽的义务，我可以专心学习，而且获得旁人帮助。

但是，我已说过了，只要他没有问题，我可以答应。多么痛苦的“答应”啊?我真想大哭一场。我似乎预见到我的前途在这个“答应”下幻灭了，我对于我们将来的生活看不到光明，相反地，我时常想到争吵、发腻、无止境的感情的要求。而这些我害怕，闭着眼睛看到这些影像我就战栗，心都收缩起来了……

我要努力替我自己打下基础，我决不像一般女同志那样“完了”。不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由于作为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我不能糊糊涂涂地过一生，辜负父母的培养，辜负党的培养。

女性的期冀、无奈，在这里真是一览无余。

女性面对婚姻的困惑还有另外一方面。由于革命阵营男女性比例的失调，以及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女性常常会有意无意中成为资源分配的筹码。年龄和资历限制，造成这样的结果：“许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强解决婚姻问题，客观条件又明摆着，够条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年龄又大，文化又低，进步较慢，不善于钟爱……勉强结婚终是闷闷不乐。”沈霞说道：“我不愿意去找一个干部，为那些急需一个老婆和一个侍候者的所谓干部做生殖机器，我要自己的前途，我要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屋子中，我要能和自己爱人享受一切的平权，真实的爱情，而不仅是肉体的满足。而这一切我是能有的，充分地有着。”沈霞的说法固然不无片面之处，却从侧面点出了一部分女性的选择中，背后真正的动机。

历史和现实中，两性关系大概都是永恒的难题。战时中共的婚姻管控，尽管对当事者难免不构成精神和生活上的痛苦，却又有其逻辑上的根据。而且，从这一规制的造成和运行中，有心人还不难发现一些人性中的光辉。人类走到现在，一直背负着很多很多，在这种背负中如何面对自己和他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在这里，群己权界和超脱自我，像两级阶梯，或许，可以拾级而上，或许，登上最初的阶梯就已经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