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抗战青年会：抗战史研究要“冷热结合”

5月11-12日，第六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下文简称“抗战青年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的36位青年学者，以及参加指导的8位前辈学者与会。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深入，容量极大；参会青年学者积极互动，交流信息，分享经验，收获颇丰。

抗战研究的品牌会议

抗战青年会始于2013年，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品牌”会议。除了提供高质量的论文之外，其“彻底讨论”的方式也经常被其他学术会议所借鉴。

开幕式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双文教授代表前辈学者对青年学者提出了殷切期望。他指出，做研究时要尽可能收集史料、解读史料，榨取有效信息，也要思考理论与方法；同时要关注个人与社会、民族、时代的关系，写作时注重优美、流畅的中文表达，把个人研究与服务大众相结合。

本次抗战青年会共收到162篇投稿论文，由专家匿名评审出36篇论文参会，可谓优中选优。入选论文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民众动员、沦陷区域、中共抗战、战时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分为八场，讨论4-5篇论文，分别由高士华、卞修跃、肖自力、臧运祜、黄道炫、张晓辉、蒋建农、左双文八位学者主持。

像前五届抗战青年会一样，本次会议一如既往地坚持“论文就是一切，讨论就是一切”的原则，不设论文宣读、说明时间，直接进入评议，每篇论文指定一位主评人，事先请主评人提出评论意见，附于每篇论文之后，并提前发给论文作者，有的评论意见长达6页。会议开始，请论文作者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对主评人的意见进行回应，然后由主评人再做三分钟的回应，之后进入自由讨论，所有人都可提问、质疑、评议，每位发言人也以五分钟为限；最后，论文作者再集中进行回应，时限三分钟。

对论文的评议可谓不留情面。从标题、结构、行文到研究意义，每篇论文都或多或少地被指出问题，讨论深入、全面。一些青年学者参加过之前的抗战青年会，对抗战青年会的认可度非常高，他们与一半以上的第一次参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起，边帮带边交流，保证了抗战青年会的一贯水准。

历史书写的困境

抗战青年会在正式会议之余，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安排了一场两个小时的自由讨论，前辈学者和青年学者共聚一堂，分享研究经验、交流研究心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黄道炫研究员分享了他对历史研究的“困惑”和体悟。

一些个人阅读体会让黄道炫觉得，任何观点都可以用材料予以证明，相同的材料可以证明相对立的不同观点，某件事情的对错、某个人物的评价、某种历史趋势都是如此。虽然历史学者一再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多面向，但是落实到文字写作的时候就很麻烦——无法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在写作当中。写作需要逻辑、线索，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写作者很大程度上是被论题所牵引、被文字所束缚的。维特根斯坦曾说：“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历史书写的困境似乎让历史成为了“不可言说之物”，这也是一直“困惑”着他的问题。

这种困境应该如何解决呢？在黄道炫看来，罗志田先生的解决方式值得称道。罗先生的文章采取多面向记录，从“四面八方”去观察某个史实，避免单线逻辑的推进。然而即使采取罗志田先生这种解决方式，似乎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就像历史本身也是“无解”的一样。

那么怎么在这个“无解”的问题中，能够解决“一点点”、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呢？黄道炫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尤其是理论方面的书籍。他坦言自己年轻时读书“没有什么感觉”，读到的书无法应用于实践研究之中；经过数年的学术积累之后，现在再读一本书，很快就能在实践研究中体现出来，很多问题其实先辈们已经思考并提供了解释途径。

抗战史研究要“冷热结合”

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教授从评审人、导师、学者等角色出发，语重心长地给予青年学者很多中肯建议。

作为论文评审人，臧运祜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核论文：一是标题，现在都讲究“包装”，好的标题能让人眼前一亮，看了就能引起阅读欲，比如王奇生“新文化是怎么‘运动’起来的”、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二是史料，史料是历史论文的“生命线”，哪些一手史料是必须要看的，哪些史料要从对立双方的角度对照来看，这些是论文作者必须掌握的。三是写法，写文章有其章法，哪些概念需要界定、哪一部分应该详写、材料应该如何组织，这都是作者需要考虑的。

作为导师，臧运祜希望青年学者尽可能多去参加跟自己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参会对于学生来说是难得的锻炼机会，要充分利用，交流信息。同时，应该有意识地关注研究方法，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新革命史、新军事史、社会史等等，都应该有所了解。

作为抗战史研究学者，臧运祜认为应该将抗战史放在近现代中日关系的视角下去研究，这样才能看清抗战中的很多历史事件。研究要实际，但是视野要开阔，很多青年学者的论文都是在“就事论事”，说到史实层面就停止了，很难再进一步，就是视野以及方法所限。以“二十一条”为例，虽然它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将其放置于中日近代关系史之中来研究，那么就会牵扯很多前前后后，如近代中日条约体系等问题，如此才能对“二十一条”有更多的认识。

此外，臧运祜强调研究者要注意“冷热结合”。抗战史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学科，近三十年来已经有过几次研究高潮，其他学科很少会受到如此之大的关注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可以说“热爆了”。青年研究者要以一名学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研究上要“冷”，头脑“越冷越好”，不要跟风、凑热闹，冷静下来去思考问题。今天“热”的问题未必明天还“热”，今天“冷”的问题也未必明天还“冷”，只要下功夫，研究成果一定会在未来的某天显现出来。深入发掘抗战史，不要怕研究的问题“冷”“偏”，研究成果是“硬通货”，只要有成果，那么就“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