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一升一降”的背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术

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25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9.4%；同时，城区PM2.5浓度同比下降了8.3%，降幅位居全省前列。

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江阴交出的2018年全年“成绩单”中，上述“一升一降”两组数据，尤为引人关注。

作为工业“明星城市”，江阴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势头保持良好，似乎不算是新鲜事。然而，其城区PM2.5浓度开始显著下降，这倒令人感到有些惊奇。

毕竟，装备制造、电子、化工等工业高度集中的江阴，产生的危废量一直居全省前列，其环保压力非常之大。如今，江阴生态环境正迎来可喜的“拐点”。

这不仅是江阴近年来强势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的成果体现，也是江阴加快动能转换、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和侧面。

当“工业第一县”遇上“史上最严环保风暴”，全国县域经济的领头羊江阴正在寻求某些平衡点。而这其中擦出的火花和智慧，无疑具有极高的样本价值。

工业“明星城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江阴得名于“大江之阴”，顾名思义，地处长江南岸。

改革开放40年来，这里诞生了一个“进击的江阴”。目前，这座依江发展的县级市除了GDP已逼近惊人的4000亿元，还拥有多达10家“中国企业500强”。

然而，在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江阴头顶也一直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环保。

目前，江阴资源环境约束已非常明显。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阴全市开发强度已超过40%。而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达到30%就已经是警戒值，超过该强度，人的生存环境就会受到影响。

此外，近年来，因为生态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环境信访量，江阴也一度居高不下。

更大的“警钟”还是在2016年临近年底的时候敲响了。当年12月14日，江苏省环保厅发出了《对江阴、昆山市实施环评区域限批的函》，两市为认为危废处置能力不足。这也是江苏首次针对某个县域城市进行全区域限批。

当晚，江阴市紧急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研究此事。回忆起那天会场的氛围，无锡市江阴生态环境局局长陈福良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可以用“难以置信的凝重”来形容。

“毕竟这么多年来，作为全国县域的模范生，江阴人总是习惯了上台领奖。”陈福良说。从天而降的“环评限批”意味着，未来一年内，江阴几乎所有的建设项目都将无法通过审批，这无疑将对江阴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生致命影响。

这无疑击中了“模范生”江阴内心的最痛处。毕竟，这座县域以庞大的制造业而著称，工业一直都是他们的家底，也是他们的骄傲所在。

所幸，通过专题研究以及危废处置设施建设，江阴在被限批五个月后，因整改到位，从而提前解除了区域限批。

“限批令就是一件坏事、一个警醒，也是一件好事、一个倒逼，能够倒逼我们加快补齐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短板，倒逼我们全面推进共抓大保护各项工作。”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说。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江阴也从这样的“至暗时刻”走了出来。不仅如此，这种环境危机也给这座滨江工业重镇带来了转型的契机。

处处争先的江阴人，懂得“退”了

长江生态保护是包括江阴在内的所有滨江城市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难点所在。

“过去，我们长江边耸立的都是一排排冒烟的烟囱。这些烟囱象征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和明晃晃的财富。”位于长江边江阴段的一家上市公司高管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据其介绍，二十多年前，企业的环保措施“就是象征性地应付一下”。一个直观感受是，当时，他作为分管环保公司的高管，经常见不到公司的“一把手”，也很少有机会汇报分管领域的事项。

如今，长江江面依然繁忙，江阴大桥车流如梭，但对于滚滚长江，江阴人多了一些敬畏感和“距离感”。

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还生态于长江”。2016年以来，江阴提出了“三进三退”原则以保护长江。

所谓“三进三退”，是指“高端进、低端退；治理进、污染退；生态进、生产退”。

除了上述案例体现出“生态进、生产退”，江阴还从立足于源头控污，围绕到2020年，长江江阴段生态环境取得根本好转为目标，“治理进、污染退”，包括“五气共治”、“六水共建”，誓要搬掉垃圾、危废、污泥这“三座大山”，等等。

同时，“高端进、低端退”，“共抓打保护、不搞大开发”，并不意味着“不开发”。因此，江阴聚焦产业转型，坚决腾退化解低端产能，转而培育壮大绿色高端产业等新动能。

仅仅以关停低端产能为例，仅2018年一年，江阴关停掉散乱污企业3270家，整顿了相关企业3785家。

江苏省政府给江阴批复了23.4公里的港口岸线，江阴却主动压缩到了17.4公里，仅占长江江阴段35公里黄金岸线的一半。这种“不思进取”，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表示，对于江阴这样一个开发强度高、资源消耗大、环境负荷重的城市来说，绝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应付，而是必须紧紧围绕打造长江生态安全示范区的目标，多方面齐抓共管，多领域协同并治，真正以“三进三退”的江阴实践，为长江大保护作出“江阴贡献”。

环保和发展并非对立关系

过去的2018年，江阴查处了环境违法行为965件，罚款金额达9386万元。江阴环保系统200多人在过去一年，共出动检查近两万人次，也就是说，平均每人一百次左右。

澎湃新闻注意到，2018年，江阴连续第三年获得全国环保执法先进集体，这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是唯一。

“不搞‘一刀切’，但要敢于‘切一刀’。”这是陈福良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据其介绍，过去三年，江阴环保执法处罚总量是整个“十二五”期间的3倍。同时，江阴市环保部门在严格执法和加大处罚的同时，也会从支持企业发展的角度，保持与企业的正常沟通和服务。

从2018年11月开始，江阴生态环境局开始在每个月第四周的周四，制度性地举办“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倾听企业在发展和投资方面需要环保局去解决的问题，以及接受企业对环保系统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或作风问题的投诉。

在首个接待日上，陈福良上来就谈道，把环保和发展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抓环保的最终方向还是为了促进更好发展”。

江阴惠尔信精密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本土制造类企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厂址搬迁、技术提升以及产品多元化的过程。

2017年，他们花费一千多万，做出了一套全封闭作业的喷涂生产线，被专业机构鉴定为“排放限值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我们老板舍得对环保进行投入。”惠尔信精密机械副总经理高文杰清楚地记得，有个环保项目预算为36万，老板最后竟批了90万，“他让我们搞得再好一点。”

过去的这个冬天，江苏很多地方都是实施了应急的停产限产措施，但惠尔信却被列入重污染天气管控“豁免名单”，无需停产、限产。推出“豁免制度”，正是为了鼓励环保长期达标的企业，让守法者获利。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干环保工作“压力大”、“容易得罪人”，但陈福良认为，环保如今已是“一把手工程”，是政治任务，在这样的氛围下，环保人要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我们是站在那些不守法、故意污染环境、且不积极整改的行为的对立面，而不是站在企业的对立面，更不是站在发展的对立面。”陈福良说，外界常说“是要发展，还是要环保”，这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发展与环保并不矛盾。

治理环境，一定要等先富起来吗？

换句话说，假设环保和发展真的“势不两立”，那么江阴的发展也不会如现在这般，凭借并不算突出的区位优势，连续多年成为县域经济的“明星城市”。

因为早在2002年，江阴就在环保发力，启动“绿色信贷”，建议各银行以企业的环保等级为依据，决定贷款发放的松紧，这走在了全国前列。

如今，信息和金融的结合又为各地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比如，江阴银行研发的“环保一账通”，与江阴市环保局“数字环保”系统进行了对接。如此一来，江阴银行将相关数据实时发给环保局的同时，也对企业环保方面的数据有了最真实的了解，通过污水、污泥处理缴费情况，分析企业生产能力、环保等级变动等关键信息，从而加强信贷资金管理，防控信贷风险。

正是在不断地政策调控、环保督查、技术升级中，在环保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慑”下，江阴工业经济无形中完成了多轮洗牌。

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江阴累计关停了“三高两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低效益）企业233家，关停整治散乱污企业近7000家。

关停之后，江阴工业经济未有“折翼”，规上工业增加值依然在高速增长；同时，一度居高不下的PM2.5指数开始有了显著下降。这也就是文初所提到的“一升一降”。

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恶化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加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质量将逐渐得到改善。

但值得思考的是，当经济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放任环境污染吗？而经济水平好到一定程度后，环境质量就一定能上扬吗？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马妍和朱晓东在一篇论文中表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可盲目套用，不应成为“先发展、后治理”的理由。

他们认为，如果只是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问题，很可能因为追求短期经济收益的短期行为牺牲环境的完整，若放任污染超过一定限，环境将变得不可逆。

因此，正如江阴的环保实践，“边发展、边治理”才是一种兼顾现实和长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