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薛松：“涅槃”灵感来源于火，面对大师想寻找自我

5月17日，“涅槃：薛松作品展”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幕，展览展出从艺术家早期的碑帖残片拼贴尝试至今跨越30余年的艺术创作历程，其中《基因族谱》、《上海明信片》等为配合龙美术馆的超大空间，以及艺术家个人的生活经验创作。

走进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一楼展厅超大的空间，映入眼帘的是薛松最新创作的作品《基因族谱》。这件作品由100幅小作品构成，并由象形文字勾勒出的中国姓氏。再望向四壁，分别是《意向甲骨文》《解构书法》《价值观-波普版》等，从甲骨、钟鼎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直至当下的电脑美术字，似乎由文字讲述了一场华夏文明史。其实一直以来，书法都是薛松作品延续的元素，这源于他自学生时代开始对书面文字形式的迷恋。尤其是1980年代他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同时受到张培础和徐明德的教授，他们一位从事国画、一位从事油画，使得薛松在学生时代就对中西方绘画有所了解，这也对他日后的创作语言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85新潮”后，各种艺术流派涌入，这曾让薛松迷茫，但1990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艺术家的一些作品，也烧毁了艺术家熟悉的图像和形态，却推开了另一扇门，燃烧中产生的灰烬成为了薛松创作的原始材料，当与绘画媒介丙烯混合时，产生勾勒出他作品的黑色线条。艺术家将现成的图片、文本烧烤后，解构、建构再重组于画布上，作品里的图像也经历了一个再生的过程。它从原有的意义中被释放出来，被赋予新的理解，将东方与西方、历史记忆与当下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观点链接起来，形成独有的艺术风格。

而从毁灭到重生，也正构成此次展览的名字“涅槃”。

面对美术史上的大师，我有对话的冲动

澎湃新闻：“涅槃”是这次展览的名字，其中除了我们所理解的“火”的元素外，还有其他含义吗？

薛松：展览题目是策展人约翰·斯鲍丁提出的。策展人认为，“凤凰涅槃”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更明白了，很切合我绘画的主题，我也这么觉得。

1988年，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分到上海歌剧院，当时国门打开、思潮活跃，能看到世界上各种新的艺术形式，我也尝试了很多方式，看什么都是新鲜的，感到很激动、很刺激，却也很迷茫。自己在哪儿？像被淹没一样，那段世界我也学习、模仿了几乎所有的形式，但看得越多，越觉得所有的路都被别人堵死了，找不到自己的语言。

刚分到上海歌剧院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开始艺术的探索，也没有多大的空间。有一次小剧场火灾，就在我工作室隔壁，当时我正在找个人语言，看到现场这些烧坏的残片，视觉上特别刺激，觉得冥冥之中找到了，就用这些材料做作品，进行实验。这些材料用完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焚烧、拼贴，重建、破坏，并反复这样的过程。根据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针对性，基本上我的作品都是围绕这一主线。

这次火灾其实帮助我找到自己的语言，但如何延伸下去，走得更远？焚烧的碎片还有其他各种碎片中信息量特别大，这些残片和笔触也都成为了我作品的论据。

澎湃新闻：你几乎经历了当代艺术在上海的发展，也是上海M50最早入驻的一批艺术家之一，你觉得上海的艺术环境给了你的创作哪些影响？

薛松：从80年代初，我来到上海，当时艺术场馆比较少，我们只要有展览就会如饥似渴地看。其实在没有来上海之前，我还“爬”火车到上海来看展。现在上海的艺术发展得特别快，每个星期至少有30个活动，品质越来越高，现在的年轻人学艺术是很幸运的，能选择更多不同的艺术形式。

关于M50艺术园区，我觉得它的产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1990年代，我们那一代人原来都是在自己家里小房间里工作的，90年代中期开始作品慢慢有些市场，有需求画一点大的作品，需要有独立的空间。正好那期间很多国营大型工厂倒闭，空了出来。当时我住在M50附近，想找价格便宜、空间好、签得时间能长一点的地方，选择M50也变成了必然。我从2001年5月和M50签，现在还在。从某种角度说，M50是上海最早自然形成的艺术市场的地方之一，应需求形成，没法拷贝。现在也看到了越来越多条件更好的园区，但因为历史积累等，真正形成气候还是要慢慢来的，要花时间。

澎湃新闻：这次展览中展出了一组作品《上海明信片》，你觉得艺术与历史，与所在的地域要如何结合？你是怎样用图像进行表达的？

薛松：我在上海35年，很多变化对生活和艺术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眼界不一样了。我很小的时候向往上海，当时看到是图画书和介绍上海的小图片，在我的作品中“丰子恺系列”“三毛系列”都和上海有点关系。这次专门有一面大墙，画了一组上海风光，想更好地和上海有个交流。我选择大众熟知外滩、新天地、陆家嘴等地的明信片，并对明信片上的图像进行了转化，我觉得明信片演绎的是一种城市文化，明信片的形式更容易沟通。

薛松，《和平——与马格丽特对话》，布面丙烯、拼贴、综合材料，2017

澎湃新闻：在你的作品中经常有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比如书法、山水等元素在您的作品中都很重要。你觉得这些“经典”在当代艺术中要如何传承，或者如何利用？

薛松：书法肯定是传统文化中最登峰造极的艺术，群众面太广，从来没有中断传承。在这样登峰造极的艺术面前，我能做出什么突破？我选择它的局部，用现代的审美、保留其气韵和飞白，然后拼贴它的内容。中国山水，尤其是文人山水，也是登峰造极。在大师面前，我要找到我自己，再和大师进行对话。

古人画这些的时候没有看到别的国家艺术家的作品，现在我们有多样的材料、更开阔的眼界。这是时代的优势。我借助经典的形式，让它波普化。我会进行焚烧，背景里有西方美术史的元素，也有中国美术史的图片、文字，用烧剩的灰来勾勒山水的外形。通过焚烧的过程，来达到波普化，这是我个人的语言。

我有一件作品，是可乐瓶上画着中国的山水。可口可乐在全世界都是外来文化的标志，西方文化进入其他文化都是可乐为先。我将可乐瓶以中国山水化解，两者融合在一起，借助图式更好地反映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冲撞与融合的态度。

澎湃新闻：西方当代艺术经历了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化，而中国的当代艺术被认为是从“85艺术新潮”，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当下的处境？

薛松：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艺术，潜移默化地受很多影响，也有很多登峰造极，难以突破的经典摆在面前。但是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还是得想我能做出怎样的突破？我会挪用他们的形式，然后加入当下现在新的东西，比如新的审美，新的材料等等，进行再创造，并赋予作品新的观念。

“八五”之前，刚打开国门，年轻人会各种尝试、借鉴、挪用，只要有人敢做都觉得是新鲜的。1980年代末，中国当代艺术家都在找寻自己，怎样在借鉴之中有突破，到了1990年代有成熟的作品开始亮相。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比过去接受更多资讯，选择余地特别大。面对大师作品，面对美术史，艺术家就有一种对话的冲动，怎样用自己的方式融合、借鉴、碰撞，变成我自己的东西。人的想法都有基点，不会从石缝里蹦出来的，后人站在前人的基座上才能看得更广阔。

（杨佳怡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