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启示②｜四十一年改革方法论：改革兴，则江阴兴

【编者按】

改革开放41年，江阴的经济社会成就用“令人惊艳”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江阴在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中实现了“十六连冠”，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第一县”，年度 GDP总额超越了全国近80%的地级市。

“令人惊艳”的背后，更值得探寻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江阴在“强势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市场经济依然活力勃发，企业生态万物生长？

为什么江阴数十年改革基业常青，在每一个艰难时刻总是能够从不懈改革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新动能？

为什么在泡沫与投机潮起潮落的当下，江阴的企业家们却笑看风云，笃守本业与本土，实体经济花开满天？

为什么江阴没有迷失于GDP情结，也没有醉心于速度和财富增长，而始终牢记人民幸福才是发展的根本？

江阴之问，同样是中国改革之问。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历时两个月，两次踏访调研，力求用事实与故事及其内在逻辑，解答江阴“为什么”。本组系列报道共四篇，以下是“改革篇”。

日前，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主办的2018年度“中国钢铁工业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奖”公布获奖名单，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旗下的兴澄特钢等两家企业的产品获得殊荣。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产品规格最全的专业化特钢生产企业。两年前，出于管理便利和提升工作效能的需要，集团决定将总部从外地一座大城市迁至企业前身江阴钢厂和子公司兴澄特钢的所在地——江苏无锡江阴市。

“搬迁总部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仅仅为解决交叉持股问题，企业就专门成立了重组小组，对下属十多家公司进行股权变更。事项环环紧扣，手续复杂繁多。”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董事长俞亚鹏告诉澎湃新闻，所幸江阴市相关审批部门全力配合，通过简化流程、上门服务、并联审核等方式，将在其他地方或许需要审批一两年的大量市场准入事项在三个月内就完成了，堪称“江阴效率”。

事实上，在江阴这座县域经济领跑全国的小城，高效不仅体现在行政审批领域，基层治理、综合执法、民生保障、环保监测、城乡融合等多个维度都在释放这个地区探索系统性、集成化改革的成果和红利。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县级改革试点，已如火如荼推进了一年多的集成改革，正成为江阴乃至江苏在改革领域的“金字招牌”。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江阴之所以能扛起探索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旗，正是得益于其浸入血脉的强大改革基因。改革开放41年来，江阴的发展从以“草根”为主的乡镇企业起步，在政企同心的催生下，借由资本市场的强劲东风，倒逼企业变革产权，从而全面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规范管理、提升竞争力，并由此形成政府扶持企业，企业反哺财政，税收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环。江阴也在屡积跬步、层层递进的改革历程中跻身全国百强县之首，成为江苏民营经济的领跑者。

无疑，集成改革是江阴长期扎根于丰沃改革土壤中结出的最丰厚的果实。在江阴，改革就如同一条浩荡的大河，穿崇岭，踏险滩，生生不息。数十年间，正是改革大河的滋养，“中国制造业第一县”跃然生长。

萌芽：“苏南模式”异军突起

因地处长江之阴而得名的江阴，自古便是中国纺织工业重镇。宋时沿江一带广种棉花，土布生产随之兴起，自明清始成为农家主要副业，素有“日出万匹，远销南洋”之誉。机修、翻砂、粮油加工等也在许多集镇初现，成为乡镇工业的“胚胎”。

解放后，江阴农村开始显露出超前开拓商品经济的冲动，即依靠集体农业的积累，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当时被称为“社队企业”的小工业。到1958年底，全市办起各类工厂846家，次年达到1334家，但由于设备简陋、效益不佳，加上国家经济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经调整至1961年底仅保留为农业服务的骨干企业85家。1965年，江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发展，社队工业悄然复苏，这其中尤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最为著名。

上世纪60年代初，初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为走出大队在全公社最为贫穷的困境，带领村民通过平整土地、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实现了亩产一吨粮，使华西成为闻名遐迩的农业样板村。尽管由此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吴仁宝认识到想致富就必须得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路子。1968年，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他顶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悄悄办起了五金厂。

“也就是这家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地下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一年利润相当于700多亩地的产出。”江阴市政协主席徐冬青告诉澎湃新闻。

1975年，华西村靠五金厂赚的钱，建成了五层大楼用于办托儿所、中小学。1978年，全村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还存有三年口粮，在全国数以万计的乡村中富甲一方。

“可以说，五金厂为华西村日后的经济腾飞赢得了先人一步的生机，也成了燎原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星星之火。”徐冬青表示。

随之创办的板网厂、药械厂、织布厂等，使华西村于上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在江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在其带动下，上世纪80年代，江阴乡镇工业以每年30%左右的幅度递增。截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乡镇企业903个，村办企业2092个，村办以上工业企业密度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309个，涵盖纺织、轻工、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等90多个门类，乡镇工业总产值飙升至71.28亿元。

乡镇企业的风生水起，使江阴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笔下“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这一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通过乡镇政府直接领导，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走出了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

在原江阴市体改委副主任、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仁先看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使江阴这个长江边的小城从一个纯粹的鱼米之乡迈入工业化快车道，也为如今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市场启蒙和资本洗礼的数百家全国乃至全球领先企业，奠定了改革破冰、累积成长的坚实基础。

转折：资本市场率先突围

尽管传统“苏南模式”下由集体主导创办的乡镇企业，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初期普遍存在的资源短缺难题，但乡镇企业长期依靠有限的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逐渐呈现小而全、小而散的发展劣势。

“企业想转型、壮大，首先要有资金。”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苏南绝大部分地方尚未认识到可用资本经营手段发展企业时，江阴政府和当地一批理念超前的企业家已率先达成了对“资本经营”价值的共识，认为可通过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尝试，让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产品经营为基础，实施资本运作，再以此获得的利润支撑产品经营，使企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超常规裂变式发展。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即是其中的典型。

1984年12月，从老家移居至邻镇的李兴，凭借曾在家乡担任过化工厂副厂长的经验，联合12名江阴澄南村村民，在三间简陋的石棉瓦厂房里，以总计3.8万元的借贷资本，靠生产五氧化二磷产品，创办了澄星集团的前身——澄南化工厂。此后通过成为国营大厂的金牌供应商，澄南化工厂搭上国企的快车，得以迅速壮大。

1992年，经行业协会组织，到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商学院参加培训的李兴，首次接触到“股份制”的概念，对资本市场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他瞄定美国纳斯达克，开始筹备澄星上市的前期工作。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阻断了企业海外上市之路。

“那个年代国家为确保股市的有序发展，严格控制上市公司数量，乡镇企业拿不到分配指标，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借壳上市’。”李兴告诉澎湃新闻，通过业内人士打听，他了解到无锡宜兴市境内的江苏鼎球实业有限公司在上市后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发展受挫，正在寻找合作伙伴重组。

为尽早实现合作，1998年4月的一天，在听说曾促成鼎球公司上市的时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正陪同有关领导到无锡考察，入住蠡湖宾馆后，李兴带着澄星收购鼎球的申请连夜赶赴无锡，请求支持。秘书长看后当即表态同意，但指出申请文件不合规范，需改由市政府行文，再逐级签字，提交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

“当时省里关于股份制问题的会议就是在第二天上午召开，为争取时间，我们一行人马上赶回江阴，找到市委书记汇报时已是晚上十点。”李兴回忆，书记当即表示全力支持，立即将已经下班回家的办事人员叫回，以最快速度办妥一应手续。

待李兴拿着市里出具的公函回到蠡湖宾馆时，已经是后半夜，被叫醒的秘书长即刻签署了意见。一行人又连夜赶到南京，一早将文件交给正在开会的时任主管副省长。

“整个过程紧张焦灼但进展顺利。事后秘书长向我感叹‘真是服了你们’。如此高效的办事效率也只有江阴的政府和企业做得到。”李兴说。

1998年12月，澄星集团以11242万元自有资金协议受让鼎球实业3850万股，占总资本的29.76％，成为鼎球实业的第一大股东。之后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和公司更名，澄星完成由“借壳上市”到“正名入市”的全过程。

同期，通过独家发起、资产重组、捆绑上市等多种途径，江阴迎来企业争相上市的“井喷期”：1999年底全市8家上市企业累计募集资金21.6亿元，约占江苏省募资总量的7%，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上独树一帜的“江阴板块”。

“在当时的江阴，多路并发的上市模式可谓俯首可拾。”原江阴市金融办主任顾平告诉澎湃新闻，“井喷”一方面源于企业自身发展的资金需要，另一方面离不开政府敏锐精准的政策扶持。

1996年，为更好地发挥“高参”作用，江阴市政府成立了以体改办、银行、财政局、政府办等13个部门组成的“企业股份改制上市指导小组”，为企业上市提供个性化、一条龙服务。同时指导有潜力的企业用足用好国家相关政策，帮助其解决在上市之初“敢不敢想”、“想不想上”的问题。此外，在资产评估确认、审计确认、股权转让、土地处置等方面向上积极争取，形成“上市一个，成功一个，上准一个，带动一批”的正向效应。

截至2018年底，江阴共有上市公司4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4家，另有上市后备企业100家、新三板后备企业120家，上市公司总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县级市首位。

借助资本的强大推力，一大批江阴制造企业从扬子江畔走向世界，实现了行业内从追赶到领跑的飞跃。阳光集团从给国际巨头“贴牌”代工，到创建自主高端品牌，进而把国际标准化组织、纺织品技术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的牌子挂到了自家门口；澄星集团通过收购、兼并、重组，不断夯实核心竞争力，成为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法尔胜泓昇集团依靠上市募集的资金，加大对缆索产业的投入力度，一举奠定在全国金属制品领域傲立群雄的“江湖地位”。

“事实证明，上市挂牌是企业最好的转型升级，兼并重组是政府最好的招商引资。”顾平表示。

嬗变：产权变革活力迸发

资本市场“江阴板块”的腾飞不仅加速了企业转型，也倒逼着企业加快形成一套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产权制度——由集体经济主导转向多元资本结构。

“但改制并非一帆风顺。”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李兴告诉澎湃新闻，1999年因对上市过程中一笔款项去向存疑，他曾被纪检部门短暂“隔离审查”，当时恰逢乡镇企业改制在全市动员推广。澄星集团资产总额大，又是上市公司，在全镇举足轻重，但因自己无暇应对，其他经营者又不愿斥资买股，改制一度被搁置。

误会解除后，市、镇领导找到李兴，详谈明晰产权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意义，希望他动员企业班子成员、骨干启动改制。

“当时我想了一夜，相比过去，上市后公司的管理体制是有了很大进步，但对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如果企业产权总是含混不清，员工主人翁地位只停留在政治层面，法人代表没有最终裁决权，‘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就很难根除，企业能耐再大也不会有太多作为。”李兴表示，次日上班后，他立即召集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开会，讨论改制问题。

根据当时的评估与审计，全公司有资格参股的共96人，其中李兴可享51%的股权，剩余49%由其主持分配给他人，每位参股者需付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现款。“前景不明，还要大投入，许多人犹豫不决。也有人心怀妒忌，认为日后企业就是我一个人的。”李兴告诉澎湃新闻，经过反复动员，多番表明心迹，最终集团改制工作于2001年3月顺利完成。

改制初期的观念困惑同样在江苏阳光集团发生着。

“从短期看，起初我个人认为改不改制对企业的发展都一样。创业者秉持着为集体服务的理念，不会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相反改制若存在分配不平衡问题反而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但当时的地方主政者在助推企业上市的过程中已率先一步意识到，公司上市后，若个人产权始终得不到尊重，市场活力会长期受到压制。

1997年，在全市第一支股票“兴澄股份”上市的同期，江阴着手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乡镇企业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明确“大型企业集体控股上水平、中型企业多方参股增活力、小型企业拍卖转让搞民营”的改革思路，坚持改制形式的多样性、改制政策的统一性和改革工作的配套性，打响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攻坚战。

在政府引导助推下，2000年阳光集团完成首轮改制，由100多名中层及以上管理者控股90%。次年，集团在壮大毛纺主业的同时，开始涉足生物医药、房地产、医疗器械等产业，尝试多元发展。

“实践证明，企业通过改制确实焕发了生机活力，发展速度和灵活度都大幅提升。”李兴感叹。

在江阴市委党校学者秦泗阳看来，政府顺应企业需要出台的系列改制措施，不仅为突破传统“苏南模式”下乡镇企业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产权模糊、政企不分、经营短期化等瓶颈制约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从根本上解除了模糊的集体产权对企业家的束缚，激发了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为江阴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建立了激励机制健全的产权基础。

2001年，江阴全市近万家市属、集体企业的企业改制工作基本完成。

“江阴的这次产权改革比较果断，也非常彻底。”秦泗阳告诉澎湃新闻，正是这一步改革使江阴在2003年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而纵观当时原本比江阴实力强劲的一些周边地区，因担心被指责集体资产流失，没有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推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改制改组、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层面上的对内对外开放，从而错失发展先机。

凭借优良家底和健康体制，江阴各大企业内生式的经济增长潜力得到空前释放，汇聚成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业、装备制造业以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多项支柱产业，江阴也藉此成为江苏民营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2018年，江阴实现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十六连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6059亿元，蝉联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第一。

深化：集成改革全面落地

一家家企业的成功转型改变着江阴，也改变着与之鱼水共生的政府行为。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大面积涌现的乡镇企业是江阴改革发展的1.0版本，在政府引导下开展的资本市场率先突围和产权变革活力迸发是江阴改革的2.0版本，那么当下，如何进一步服务企业、营造更优营商环境，并以行政管理改革为“先手棋”，同步撬动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以及开发开放、城乡发展一体化、社会事业、基层党建等多维度改革的协同并进，则是江阴改革水到渠成的3.0进行时。

“作为全国的改革先行区，江阴有着强烈的改革基因，曾率先发展乡镇企业推动‘苏南模式’大放异彩，勇于探索资本经营成就‘江阴板块’独树一帜，全面启动产权制度改革激活民营经济新动能，又主动呼应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实现开放型经济蓬勃发展。”从江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到江阴挂职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仲剑告诉澎湃新闻，江阴有数量庞大且实力超群的大企业，如果通过改革释放了活力，能最直观最快速地反映在企业获得感上。因此当江苏省委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中央要求的情况下，决定开展系统性、集成化的县域改革时，经过再三调研对比，将唯一试点放在了江阴。

试点确认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多次到江阴调研，并指出要发挥好江阴集成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效应，把一个地方的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由点到面产生“溢出效应”和“1＋1＞2”的“叠加效应”，让“盆景”变成更多的“风景”，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改革大局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据仲剑介绍，江阴的集成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省委省政府对改革试点的支持政策集成、围绕问题根源作一揽子系统解决方案的改革思路集成，以及谋划改革试点方案的同时配套考虑改革落实的推进机制集成。

根据2017年7月印发的《江阴市县级集成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在改革思路集成的探索上，江阴围绕构建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沉底到边的基层治理体系、精准有力的社会救助体系、温馨周到的生活服务体系和全域覆盖的公共安全体系，部署了七大方面27项任务。

具体操作上，以改革基础最优、呼声最高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当头炮”，编制市、镇权责大清单，全面推进“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代办制、不见面”，基本实现企业注册开业2个工作日、不动产权证4个工作日、一般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40个工作日以内完成的“2440”高效审批。去年，874项审批服务事项已实现“不见面办理”，98%以上事项实现网上办理。

“以前企业办个证少说也要几个月，最长等过近一年，递交材料要往返十多个部门。如今在行政审批中心一个窗口即可受理，不到一个月就能拿证。工程提前开工，因此增加的效益难以估算。”对比以往流程，如今“与政府打交道方便快捷”成了不少江阴企业家投资创业的共识。

退伍军人赵航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在江阴周庄镇着手成立一家包装新材料公司，意外的是，镇政府服务中心仅用2个工作日就办齐了公司五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海澜集团总经办负责人在去年办理企业商业项目建设施工许可时，也连连感叹审批9万平米的仓库，手续只花了20个工作日：“过去办这类项目要跑气象、民防、消防、规划、建设等多部门，耗上三四个月也是可能的。”他表示，而今只需在行政审批中心的综合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即可。

改革释放的高效红利还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延伸。

借鉴下辖徐霞客镇的先行改革经验，江阴将全市分成17个一级网格、271个二级网格、1558个三级网格，“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均纳入网格管理中。同时整合多部门职能组建综合执法队伍，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

“过去，外来员工集体宿舍内电动车乱停、电线乱拉，一直处于‘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状态。”周庄镇派出所所长余军平感慨，如今只要网格员发现并上报此类问题，镇网格中心就会立即召集综治、消防、村委等联动处置。基于网格化工作带动的多元共治水平提升，周庄镇近半年内发案数和矛盾纠纷数均同比下降超过10%，环境污染治理、消防隐患整治等也都取得不俗成效。

“集成改革不仅提升了企业涉政审批的工作效率，通过构建精细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夯实平安之基、营造更优生活环境，也为企业发展留住了人才。”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

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仲剑表示，今年集成改革将重点抓好任务落实，总结提炼经验，完善推进机制，力争到2020年将江阴建设成为江苏同类城市服务效率最高、发展环境最优、创新动力最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多的改革发展示范区。

得益于改革带来的雄厚产业基础、优越投资环境和高效政府服务，去年5月，在对全国十多个城市进行考察后，联动天翼将总投资200亿元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及系统项目落户江阴高新区，预计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超500亿元。“项目从跟踪到洽谈成功仅用了两个月。”仲剑透露。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江阴是靠吃改革饭长大的，改革兴则江阴兴。”在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看来，江阴经济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凭借血脉里深厚浓烈的工商业基因，深耕实业、勇闯大业的企业家群体，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又恪尽职守的干部队伍，快人一步地抓住了几次历史性改革发展的机遇，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可以说，江阴过去的成就来源于改革，当下的发展得益于改革，未来的辉煌也必将维系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