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一带一路”的开放会化解针对它的敌意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随着大会的举行，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又再次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5月9日，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推动“一带一路”“文明之路”建设的一次积极尝试。“一带一路”既是一条发展繁荣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融之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是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文明交流的大动脉。这次文明对话的盛会将进一步丰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理念，谱写“一带一路”合作新的篇章。

在上月底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包括中国在内，3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40位领导人出席圆桌峰会。来自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高峰论坛共达成6大类283项务实成果。

显然，无论在人文交流还是经贸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国际认可的公共产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就指出，现在“一带一路”在很多国家已经铺开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续性。

截至目前，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此前就总结道，六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完成立柱架梁的总体布局，下一步我们将完善和扩充“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务实合作架构，确保已签署的合作文件渗透落实到具体项目中。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对中国及相关国家的意义，未来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具体过程中如何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又该如何应对可能面临的竞争和个别国家的抹黑攻击？郑永年在专访中谈了他的看法。以下为专访实录。

“一带一路”的初心是什么？

澎湃新闻：您认为我们可以如何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郑永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国自己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过程，这个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模仿与参考，倡议是长期的，所以认识本身有一个过程；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第三，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之也有个认识过程。这三个层面是互动的。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现在认识上不断在进步，一方面是根据实践来调整，另一方面是根据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来调整和改进。一些想法已经转化成政策和行动。“一带一路”现在在很多国家已经铺开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续性。

澎湃新闻：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能如何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郑永年：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一定要流动。否则哪会有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打开大门，相当于其他国家来参与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走出去就是参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资本加上产能，加上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这三者构成走出去的强大动力，走出去是为了国内。中国这几年一直在减产能，但是光有国内减不够，还要输出产能。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产能，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但周边国家还是贫困，那将永远不会安宁。就像一个国家要稳定贫富差距就不能太大，国际社会也是一样。“一带一路”的初心最主要是为了我们国内的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一带一路”是双向的，既有走出去也要走进来，走进来就表示我们会更开放。中国人大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建设大湾区、自贸港就是为了更加开放。现阶段中国发展需要更高端的开放。

开放姿态下的经济竞争无需担忧

澎湃新闻：您觉得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印度、日本，各自的角色是什么？

郑永年：“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尽管中国扮演着“一带一路”的重要角色，但不是一个主导角色，还是双方、多方共建，向第三方开放。如果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也有良性竞争和有恶性竞争之分。经济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军事竞赛、意识形态和传统地缘政治竞争是恶性竞争。只要有经济竞争就会有你来我往，就会有合作。

现在美、日、印等国提“印太”概念，如果“印太”是一个经济概念，那是好事情，最后“一带一路”和“印太”可能形成一个合作的局面。如果“印太”是一个军事概念那就是个麻烦。“一带一路”从战略上来看，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大国之间的竞争能引向经济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

澎湃新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如何同其他国家的发展计划对接？

郑永年：其他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只要是经济的，哪怕一开始有竞争，到最后肯定走向合作。现在西方国家讲究赚快钱、热钱，而“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和项目，现在来看只有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来做。我觉得，“一带一路”还需要一个中央层面的协调机构。比如“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这样的大会未来成为常态的话，就可以设一个秘书机构来做协调工作。

澎湃新闻：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些大的建设项目遇到一些反复，您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郑永年：哪个国家那么大的项目没有一点点问题？关键是保证方向，保证它的机制，一边做一边学。当然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推一个项目不是只跟中央政府谈好了就行了，还有地方政府、当地企业，要考虑到多元利益主体。

不结盟的智慧一定要坚持

澎湃新闻：目前有些国家把所谓“债务陷阱”的帽子扣在“一带一路”上，对于这种论调我们应该如何反驳？

郑永年：所谓“债务陷阱”的指责，西方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钱投出去了，怎么收回来？中国当然不可能学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我们应当建立机制，比如多边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向第三方开放，或者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的多边机制，这样有利于减少风险。

澎湃新闻：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签了一带一路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由于中国历来坚持不结盟政策，而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西方国家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需要与中国合作以推进其国内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朋友圈”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我们是搞一个开放的经济圈，一个大家一起合作发展经济的朋友圈。这不是一个集团或者联盟。如果一些国家组成联盟来针对中国，而中国反而开放性发展，那么这个联盟不会太有效，因为其他国家不会感到你是真正的敌人。中国多年来一直强调“战略伙伴”，伙伴关系不是针对第三方的，而是为了大家共同做一件事，解决共同的问题。而联盟是有针对第三国的意义的，中国不结盟，这是中国智慧最最重要的一部分。不结盟就不会有大的冲突，中国现行的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定要继续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