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爱争论”的林毅夫

林毅夫与蔡昉关于经济增长的争论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发生了一场学术争论。两位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认识有一定分歧。

起因是，蔡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人口是主要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优势是人口红利。2012年减速之前的增长速度与有利的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之后经济减速的原因，在于人口因素不可逆转的变化。

林毅夫则认为，人口是个慢变量，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用一个慢变量不可能解释快现象。经济增长减速是短期内发生的，两者并不同步。而且，2008年金融危机后，多国经济从而整个世界经济迅即出现负增长，之后仅回弹一年便再次陷入长期复苏乏力的状态。可见这是周期性因素，而非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独有现象。

蔡昉作出回应表示，同为经济增长减速，中国需要从人口转变特征去理解。除中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增长率在2009年都出现大幅跌落，失业率骤升。中国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稳定下行，与此同时失业率始终稳定在低水平上。与此同时，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明显的转折发生。因此，同为经济增长减速，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转变。长期必然性往往不是缓慢表现出来，而是在某种特殊短期诱因作用下，一下显现出来。中国人口转变速度格外快，人口红利丧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

林毅夫因而认为，要回归潜在增长率如8%，要从需求侧着眼，实施产业政策扩大投资。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回到以往的轨道，而是将继续下行。中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可以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即赢得改革红利。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最终源泉在于形成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爱争论”的林毅夫

近些年，与林毅夫教授有关的争论多次发生。

比如说，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的“产业政策”之争，被国内经济学界称作“世纪大辩论”。一时风头无两，引来无数围观。

相较而言，林毅夫是“政府派”，他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同时也强调外部性，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他赞同产业补贴，主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而张维迎是“市场派”，反对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也反对任何方式的政府补贴，认为这不过是穿了马甲的计划经济。

2017年，林毅夫遇到了更激烈的辩论。他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团队前往经济疲弱已久的东三省，与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发布了30多万字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吉林的根本问题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报告强烈建议吉林“先发展轻工业、再大力推进重工业”，提出别再“加长避短”，而是应该“扬长补短”，建议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即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建波随后发文《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东北发展该发挥比较优势还是补短板？》予以反驳。他认为，东北问题“不在产业结构，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别是“政府的官场理念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也对《吉林报告》中“吉林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的观点提出质疑。多方交战，你来我往，相持不下。

“爱争论”的科斯、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

1960年的一天，一群声名如雷贯耳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与一位英国人一起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并且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有迪雷克特（Allen Director）、贝利（Martin Bailey）、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凯撒尔（Reuben Kessel）、刘易斯（Gregg Lewis）、麦吉（John McGee）、明茨（Lloyd Mints）、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英国人叫科斯（Ronald H. Coase）。

争论的焦点是外部性和社会成本问题。在此之前，庇古（Arthur C. Pigou）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James Meade）证明，当负外部性（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出现的时候，就应该通过征税来提高效率，而出现正外部性（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时候，则应该通过发放补贴来改进效率。比如说，有相连的甲乙两块地，甲地用作养牛，乙地用作种麦。甲地的牛群跑到乙地吃麦，但不付费，那么社会成本（养牛成本加上对麦的损害），就会高于私人成本（养牛的成本）。因此，应该由政府向养牛者征税。这也是当时的共识。

科斯则认为，所谓的外部性问题，是因为产权没有被明确界定。如果产权被界定了，市场的交易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假设种麦者拥有麦地不受侵犯的权利。假定所有交易费用是零。那么如果牛群吃麦的边际收益高于对麦的边际损害，养牛者就会出一个价给种麦者，购买牛吃麦的权利。种麦者也乐于收费而允许牛群吃麦，直至对麦的边际损害等于牛群吃麦的边际收益。均衡时，养牛者出的价等于牛群吃麦的边际收益，也等于对麦的边际损害。双方就会建造一条栏杆，位于对麦的边际损害等于牛吃麦的边际收益的界线上。

在这场家庭聚会前，科斯的论文饱受争议。在这场聚会上，他据理力争，而终于，弗里德曼突然从抨击转向支持科斯，他清晰的思路帮助了科斯的理论阐述，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都被说服了。

这一天，可说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此后，科斯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定理”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

“南辕北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芝加哥大学的法马教授(Eugene F. Fama)和耶鲁大学的席勒教授(Robert Shiller)一起分享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在市场是否有效方面是持截然相反观点的。

法马主要证明了市场是有效的。他可谓是现代金融学的泰斗，被一些经济学界人士誉为“现代金融之父”，根据SSCI统计，法马是全世界被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人说他的金融学界地位堪比物理学界的牛顿。其成名作是有效市场假说，此假说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理论的基石。法马认为政府为了市场公平有效，只要披露信息、强化投资者教育，即可达到目的。他与同事肯尼思·弗伦奇一同建立的三要素定价模型帮助投资者更精确评估市场资产价格。

席勒主要证明了市场的无效。他可算是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最为人称道的是两次准确预言金融泡沫破裂。在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中，他预言了股市泡沫。几乎在这本书开卖的同时，纽约股市暴跌。从2003年开始，他就预言美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一年的2007年9月，他撰文称，美国即将出现房地产崩盘并将带来严重金融恐慌。因此，他也被称为“泡沫先生”。他与另一名经济学家卡尔·凯斯建立的“凯斯-席勒指数”是反映美国居住房价格的重要指标。他的观点恰与法马相反，坚信市场存在缺陷，认为人们过度反应就会产生泡沫，因此他呼吁政府监督。

媒体对这种“矛盾”结果大感兴趣，甚至说，这就好比把物理学奖同时颁给了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和伪证此学说的哥白尼。还揶揄着，这些瑞典的大人物啊，是否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呢？

获奖后的媒体采访中，尤金·法马说：金融不仅是理论的东西，它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实际性影响。

席勒说：金融是一种理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有争议的因素，但对社会有用。

让思想的火花带我们离手可摘星辰更近一些

关于市场是不是有效，政府该不该干预，或者是经济学中的长期争论焦点。实际上，拉长历史，我们会发现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上此类争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更加混乱不堪的思想，而是在矛盾互攻中愈加理性的光芒。思想界需要的，不是谁说服了谁，从而大家都不再有异议，而是不断创新的思维和见解，即使大家针尖对麦芒，谁也说服不了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但赞成林毅夫教授与其他人、其他人与林毅夫或者其他人的争论，而且很希望各种争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激烈。

尤其是，尽管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我不尽赞同，但在屡次争论中，林毅夫的学理素养让人印象深刻。其观点的一致性和逻辑的自洽性，确有学者应有的风范和底蕴。

就如同此次，林毅夫与蔡昉两位教授虽则观点不相同，但都拿出充分论据和清晰逻辑，即使激辩，不陷入语言和逻辑的混战中，那么辩论越激烈，则带来的信息越充分，带来的思考越深刻。

正如法马和席勒所说，经济不仅是理论的东西，尽管其中有许多有争议的因素，但对社会有用。

反观当前，争论不是太激烈，而是远远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有一些现象被理解和解释了，还有很多部分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和理解。如果能够在理性客观和扎实学理的基础上展开更为广泛、深刻的大讨论、争论，让所有的各种逻辑曝光于天下，供世人指摘，必然能够更快更好的将当前经济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找到最高效的解决方案，也能够帮助逻辑缜密化，让真正经得起质问和考验的有识之士及理论范式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有时候辩论双方也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更可能是相互弥补、相互支持的关系，一同为社会发展服务。

很多思想，不是非黑即白非敌即友，是环肥燕瘦各有姿态，有时候，新思想会取代旧思想，有时候，看似不同轨甚至南辕北辙的思想理论能够在现实中并行。充分的争论能够让它们更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

因为现实是如此的宏大，人类对其了解如此寥寥。对于宇宙、对于生命、对于生活，也许我们都只是盲人摸象，大部分人都在混沌中而已，能够摸到一鳞半爪的已经是人间顶级大师。因此，何不解放开思想，更加踊跃地进行思想碰撞，让思想的火花带我们离手可摘星辰更近一些呢？

后记

第一个使用“科斯定理”这个术语的人，不是科斯，而是参加了那次家庭聚会，也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斯蒂格勒。

他的自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科学上的发现往往诞生于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性探索，但在此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频频走进死胡同。能够真正发展成假说的创意往往屈指可数，能够经受住此后一系列困难和矛盾考验的假说就更少得可怜了。像阿基米德那样突然灵光一闪，大叫“我发现了！” （eureka！）的人真可以算是科学研究领域的英雄。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与一流学者们共事，但阿基米德式的顿悟我却只体验过一次，而且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真正能够“旁观”到科学研究领域英雄诞生的，往往也是英雄。真正的成功者，往往虚怀若谷，能够包容、接受哪怕是对立的思想，正是对自己的不断审视、修正，和对他人的不断汲取、学习，修建了通往成功的天梯。

而一个成功的社会，往往能够提供让大家充分探索性尝试的思想空间，从而孕育出不断完善成熟自我的个人和社会。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