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博物馆见学记③｜给历史以未来

作为从事考古与文博专业多年的人，无论在当年考大学填报“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时还是毕业多年后，对这个在设立在考古学下的二级学科总是“雾里看花”。直到从学生时代对西方博物馆的参观和了解，以及此后对各类型博物馆的见学中，我才逐步思考中国文博事业发展和践行中的得与失。

目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大众对精神层面的热切渴求，体现在参观博物馆的人数年增幅在1亿以上。中央及各级政府对考古文博事业提供了大力支持。2017年底，全国各级政府备案的博物馆达到5000多家。高考及研究生招生考试中也出现了“考古热”、“文博热”，社会上各种性质、类型的博物馆（包括历史、考古、美术）以每年新增180家的速度纷纷筹建，各大文博专业的高校也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策展人团队。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文博事业似乎正在蓬勃发展。然而，匆忙搭建的私立博物馆，藏家和文物爱好者穿插其中，博物馆学科的定位与行业运营也开始出现混乱迹象。立馆之后如何办馆、运营、布展等实际问题，不仅涉及博物馆事业自身的发展，还关系到考古学大众化、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以及考古成果如何转化等重要的跨界课题，牵涉文创产品的发展、文物市场的规范、大众价值取向如何与地方民生和政府各部门协调等问题。这些挑战如何应对，值得思考。

通过分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国内外的知名博物馆，笔者认为以下方面值得借鉴：

（一）团队设置与人才培养

“大都会”的历任主官，从首届馆长、军事家出身的塞斯诺拉，到鼎鼎大名的埃及学家赫伯特•文洛克，再到执掌博物馆长达31年的菲力普•德•蒙特贝罗（Philippe de Montebello，曾在纽约大学的艺术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大部分馆长是具有考古学、博物馆学及艺术史专业背景的学者，所以定位上逐渐形成了以学术、教育与公共服务为主的共识，不是单纯的艺术品累积与展示。

机构中除下设主管行政、教育、展览的副馆长和总经理以外，博物馆内设机构还有传播市场及政府关系部、设施管理部、艺术品保护部、武器与盔甲馆部、服装研究馆部、绘画及装饰艺术馆部以及各地区艺术部等共19个不同部门。除了集科研、决策与策展的核心团队以外，还设置有专职经营、维护、借展、撤展、换展等业务的服务团队，以及用于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网站维护的信息团队。其中法律顾问团队提供法律咨询与拟定合同，处理捐赠基金会与私人捐赠，即甲、乙双方利益和意愿的协调方，并保证签署过程和后续操作的合法性。

此外，以梅隆基金为代表，“大都会”与诸多基金会合作设立人才培养基金。从本世纪初，他们已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合作，资助国内博物馆学科内的中青年骨干赴美访学。20年间，每年都遴选出候选国家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青年人才参与由“大都会”主办的交流奖学金项目。

在艺术方面，它更是美国少有的对艺术天才少年的资助方。这并不是财大气粗的“撒钱”那么简单，奖学金机制已成为“大都会”颇受美誉的人才培养机制，不但低调地向世界各国宣传其立馆宗旨、经营理念和艺术品位，更着实培养了一批青少年艺术家、博物馆学家、文物鉴赏家，这种良好的人才储备成为未来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软实力”。

去年11月，在杭州召开了首届”全国高校考古、文博专业学科建设工作会议”，笔者通过参会得知，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50多所院校开设了文博专业，每年培养了大量的博物馆人才。各类博物馆建立以后，团队建设和人才梯队的培养是开展各项业务、研究保护、组织管理博物馆事业的基础工作，无论大小，任何一家博物馆良性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必须优先考虑具备团队意识的中坚力量。

（二）运营成本平衡

在美国，除了极少数几家博物馆，如性博物馆等，明确是以盈利为目的，其他98%以上的博物馆，均为在保证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不以盈利为目的。即便打着公立博物馆的旗号，最早也是以基金会和私人收集文物的形式开设，因为在美国，私立博物馆的建立远早于后续由联邦、州、市、镇等接管和建立的公立博物馆。

其实不少私立博物馆，建设中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比如建设地块的使用权、场馆建设中的政府财政补贴及各种政策优惠。多数博物馆在建馆之初，就难以做到公私分明，经营方面更存在公为私用的现象。比如门票固定收费，公立博物馆加收临展与特展的费用。

近10年来，由于经济状况变化，各个博物馆都出现了预算资金缩减的情况。由于艺术品价格、保险费与人工费的持续增加，常年亏损的状况不是特例，不少博物馆甚至出现了连办临展的费用都拿不出的局面。

如何保证运转良好，搞活展览和文物，是全球博物馆都面对的问题。除借鉴不同的建馆机制，更应学习博物馆运营方面的经验，积极进行成本核算，同时吸取欧美国家办馆的教训，少走弯路。例如，公立博物馆是否都要门票免费。

中国大多数博物馆，全年免费不说，特展、临展也几乎不收钱。一方面，特展、临展需要本馆、本省甚至国家财政给予补贴；另一方面，资金不足会导致展陈质量下降，形成不良循环。

大都会博物馆的门票收费改革表明，取消门票捐赠制度，并未影响游人的数量和热情，大部分观展者表示愿意拿出13-25美元，参与体验。尽管文物是大众的，原则上应该免费展予受众，但博物馆运营需要成本，进行维护、建设和运营，以及人员保障、人才培养、文物保护等。

（三）人文精神的坚守

对于博物馆来说，它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小众资源，理应更多服务、教育大众，并从中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进而成为艺术界、文化界、学术界和收藏界的热点和焦点，带动全社会对艺术、文化、历史、民族的关注，推动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博物馆理应是学术界、政府与大众接触的前沿阵地，应该“接地气”。这一点上，不少国外博物馆经验更为丰富。

以纽约为例，尽管曼哈顿是世界金融和商业中心，土地资源稀缺，地价高昂，但是著名的“博物馆英里”沿线集中了包括“大都会”在内的十几家博物馆。纽约市因此被评选为世界最佳文化之都。文化建设更能抚平人心，人们议论起来会说：“没有什么比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更能表现纽约从9·11中的复苏。”

而良好的城市文化生活中，博物馆“扎堆儿”，意味着集教育、学术、历史、收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新文化中心。

在华盛顿，以国会大厦、白宫、方尖碑、林肯纪念堂、杰斐逊纪念堂为节点，“国家广场”周围聚集20余家展馆；洛杉矶好莱坞地区，有近10家不同主题的娱乐文化博物馆；休斯敦也形成了11家博物馆组成的 “博物馆区”。在当代美国，博物馆加速成为新的城市广场。在馆内、馆前，常常举办各类音乐会、颁奖典礼、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甚至各种政治宣传、筹款活动和纪念仪式也常常借博物馆的场地举行。

美国是个新型移民国家。而现代都市只有博物馆能体现出文化纽带的作用，把文化、观念、种族差异巨大的人群聚中到一起，发挥了培养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

中国的博物馆发展不过百余年。参照成功经验可知，博物馆绝非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是大众接受反馈、共同参与践行的最佳公益平台。应该在办展频率、宣传方面加大力度，灵活处理开馆时间，充分利用场馆优势，组织开展大众参与庆祝、表演等活动，及时与主流媒体沟通，举办专为媒体人做推介的预展等。此外，需要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机构和专家建言献策，对博物馆进行广泛、全面的人文艺术“包装”，使其走向社会、走近百姓，发挥文化殿堂和纽带的作用。

（四）丰富馆藏文物

中国的博物馆在弘扬自身的历史文化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对世界其他文明发祥地、其他欧亚国家和世界其他角落的重视程度却显得薄弱。一方面固然因为人才缺失，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国际市场上拍卖和出售的文物，对其来源、背景和文化不够了解。最重要的是，国人由于对传统文化优势的盲目自信或盲目自卑，缺乏收藏域外藏品的能力和观念。

应该购买哪些藏品，更应结合博物馆自身制定的预展计划和未来发展方向。除了在海外购买和回收本国文物以外，更应该积极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与文化，接纳世界史、外国考古学、艺术史、装饰艺术等多方面的人才。

最近几年，加拿大、法国、德国等众多国外知名博物馆与中国的各级博物馆联合举办展览，如在南京、郑州、沈阳、广州等各地举办的木乃伊及埃及文化展，就吸引了观众和媒体注意力，一时成为文化热点。

若继续与以更多海外知名展馆合作为前提，则更应该考虑购买部分有代表性的其他民族与文化的文物，来丰富中国的馆藏种类和数量，培育出国际化、包容化、多元化的展馆，及具有全球视野的下一代博物馆人。

为了公众，为了研究，为了有趣

无论你来自地球的哪个角落，在“大都会”能获得一种久违的归属感，陌生又熟悉。我心目中的“大都会”，既不是自由与民主的宣讲者，也不是金钱交易背后的“补偿”之作。它让人们看到，美国独立后，人们拿着珍贵的“第一桶金”，去寻求精神与价值的“伊甸园”；在工业化、全球化的150年间，“大都会”参与并见证了纽约、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成长与快速发展。以“大都会”为代表的世界顶级博物馆，在市场与艺术、私人与公益、文化与大众之间并存与融合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当我们通过参观、体验去探知博物馆背后的故事，会发现其不容小觑的“软实力”、灵活的建馆和多种经营模式、常换常新的馆藏文物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是博物馆成为教育、培养与交流的平台，成为不断引领世界“潮流”的“殿堂”和联通不同文化群体的纽带。如同“大都会”另几项著名展馆“现代与当代艺术”、“可视化存储厅”，“服饰艺术展馆”等，它们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后现代艺术形式的普及、寓教于乐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显著的。与其他历史考古类博物馆类比，大都会更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它不断提醒我们，作为博物馆所拥有的更多可能性。

多年的修建让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不断“扩张”。最近一次大面积装修花了20年时间。如此费时费力，是为了达到三个看似简单的目的：接近公众，方便研究，让博物馆变得更有趣。这也道出了“大都会”的社会功能与发展模式。

博物馆学（或博物馆研究）是英美大学中的主要专业。学科培养教育方面拥有盛名的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所主办的《博物馆与社会》杂志颇受好评，正如其办刊宗旨中提到的，“我们是为找到学术讨论与博物馆事业新的结合点，在世界视野下融合理论与经验两者的优势，而这一切要以博物馆为中心”。

这里所谈及的“新博物馆学”，已超越对立馆办展的理解，以重新构建博物馆的目标和运营为基础，旨在广泛接触与探讨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博物馆观众与沟通、展品与展览之间的关联，以及如何与地方民生与区域文化进一步融合等相关议题。

从这些知名博物馆学系的课程设置上，其学科背景中不仅囊括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等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更与心理学、传媒学、管理学、教育学密切结合，并在普修各种跨界领域课程的基础上，将学科引入研究生、博士生课程。海外高校的博物馆学专业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实验性，最终对学术前沿与博物馆的实践工作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形成良性循环。对中国博物馆学科的重塑和行业内相关问题的解决，高校人才培养既是必经之路，也是重要的破解之法。

（作者系德国图宾根大学考古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教师，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