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自画像：如“诸葛武侯”，却生不逢时

本文原题《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论》，系《诸葛武侯》一书“附录”（[日]内藤湖南著，张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诸葛孔明在日本很有人气。总而言之，诸葛孔明从出场到去世，都充满了无比的戏剧性。从刘备求军师，和孔明相会开始，任何会写小说的能工巧匠也比不上孔明自己所作的时间表。并且，孔明最后悲剧性地在秋风中死于五丈原军营，谁都会对他抱以极大的同情。孔明戏剧性的一生，确实和源义经（编者注：源义经：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名将，是日本知名度极高的传奇人物）有点类似。源义经的故事最后也是以悲剧结尾，而从头至尾就像一部小说一样。日本人对源义经同样抱以极大的同情。

这种心情对日本来说，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虽然我们谁都没见过诸葛孔明，但听到他的故事，就像看到他本人一样。同时，尽管我们对他的故事已经如数家珍，但仍然还会不厌其烦地去听、去读。孔明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的人物。

所以，诸葛孔明的故事千年不衰，其结果，则是有关诸葛孔明的论著、论说汗牛充栋，几乎如山似海。在这么多的诸葛孔明论之中，有一种论著意味深长，这就是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

说起内藤湖南，现在年轻的一代可能知道的不多，其影响力到现在也确实变小了，但在明治时代后期至昭和时代初期，他是对日本中国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内藤湖南一生笔耕不辍，著述极富，现有《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巨册。他既是大学者，同时也是文人，还是政论家。《诸葛武侯》是内藤湖南笔耕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写于明治三十年(1897)，他当时年仅三十二岁。

我们看到的这部分《诸葛武侯》，只是正篇，作者原定还有与此差不多篇幅的续篇，其构想可以见于现存的续篇目次。遗憾的是，作者在六十八岁去世之前，并没有完成续篇的写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到的《诸葛武侯》，只有正篇，没有续篇。

《诸葛武侯》正篇始于孔明出生，终于刘备称帝，续篇原定接此而作，直至孔明去世。此外，原定还有对孔明的理政及人际关系进行评论，并附有与孔明相关的历代评论与遗迹。因为只完成正篇，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内藤湖南“诸葛孔明论”尚未完成。我们现在读这本书，虽然只有孔明的前半生，但作为评传，仍然是非常完整的，完全可以独立成书。

然而，这部《诸葛武侯》又并非单纯的历史人物评传。内藤湖南这样的大人物的人生，已经在这部早期的作品中展现出来。其间的深意，就是笔者上文所谓的这是一部“意味深长”的论著。何以见得？因为该书表面上在论述诸葛孔明，而实际上寄托的是内藤湖南自身的期待，所以它其实是一幅内藤湖南的自画像。

内藤湖南

一部写实主义的《诸葛武侯》

内藤湖南所著《诸葛武侯》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即写实主义。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只要说起诸葛孔明，一般都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孔明形象。鬼策神谋，层出不穷，作战不费吹灰之力，百战百胜，完全是智慧的象征。这完全是戏说，事实上不可能存在的。

与此相对，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并非根据小说《三国演义》，而是基于正史《三国志》及其相关注释、史料，将史实娓娓道来。这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而不是小说家的笔法。

例如，内藤湖南在论述著名的赤壁之战时，有这样的一句话：

吾友吕泣生尝曰：“凡所谓更始革命，一切世局之动荡，只是少者与老者之争斗耳。”

首先，上文说的是变动时期新旧的对立。吕泣生之所以持这样的论调，是发念于促成明治政府的维新志士多是青年俊杰。

内藤湖南在引用吕泣生这句话之后，接着说：

今观鼎足三分之大关键赤壁之战，亦见此不易之语也。此时武侯年二十八，鲁肃年三十七，周瑜年三十四，张昭年五十三，曹操年五十四，刘备年四十八。记此诸人之年龄，而其老者，用其所谓阅历，其少者，用其所谓无阅历，以赤壁之战定千古罕比之三分之局观

之，于此世局动荡之机势，盖有所思也。

赤壁之战，是曹魏大军与孙、刘同盟军之间的大会战，其结果是曹军大败。当然，此时所谓魏、蜀、吴三国尚未成立，但作为三国鼎立之原型，曹操(魏)、刘备(蜀)、孙权(吴)三方的格局已经基本呈现出来。此时尚属东汉王朝，只是汉献帝有名无实，东汉王朝也早已名存实亡。各地骚乱纷起，各自割据扩张，其中最有实力的三方，就是曹操、刘备、孙权。

内藤湖南对变动时期新旧对立的判断，和友人吕泣生持相同观点，因此，他对在赤壁之战中起主导作用的几个人物的年龄特别关注。这一观点，是与此前的戏说、演义里的赤壁之战完全不同的解读。

戏说、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是怎么样的呢？举个例子，诸葛孔明在战前排兵布阵时，会排一种叫“八阵图”的布阵法。这种布阵法也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但其内容究竟如何，已难知其详，现在所谓该阵法如何如何，神乎其神，都只是后人的推想。但无论如何，“八阵图”不可能是某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而应该是在长期实际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军事学概念。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孙子是发明“八阵图”的先驱，然后由诸葛孔明继承并发扬光大。从常识角度说，纸上谈兵绝对是不切实际的，“八阵图”实际上终究不过是前代以来实战经验的结晶而已。

戏说者可不是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八阵图”是一种神鬼莫测的千变万化的布阵法。一旦用于战斗，军队的阵型就可以像飞鸟一样，像游蛇一样，敌军有进无出。然而，这样惊险的千变万化，其指挥者却是一个身不着铠甲、羽扇纶巾、似乎谈笑间就可以使强敌灰飞烟灭的诸葛孔明。这是大众喜闻乐见的画面，也是经典的诸葛孔明形象。

对此，内藤湖南认为，所谓“八阵图”，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秩序地指挥军队而已。他解释道：

夫武侯之本领，实一“正”字。所谓八阵之法，亦堂堂王者之军，其阵法虽奇变百出，其精要在明数理，主乱斗而不乱。

“事实即立场”，就是内藤湖南《诸葛武侯》的显明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他着眼于人口的那部分。

魏、蜀、吴三国的对立纷争，其核心实际上是围绕荆州(原注：长江中游地区)、益州(原注：长江上游地区)而开展的争夺战。为什么要争夺这些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沃野千里，非常富庶。

内藤湖南用人口的变化来证明这第一点。他所列的表格，直观地展现了各地区人口从西汉到东汉的消长，而从东汉到三国的情况，就更不待言了。

如：河南(原注：东汉都城洛阳所在地)人口从1740297人锐减到1010827人，京兆(原注：西汉都城长安所在地)人口从682468人锐减到28574人；而荆州人口由3597258人激增到6265955人，益州人口则由4548654人激增到7242028人。

由此可知，原为汉帝国统治中心地区的河南、京兆等地人口锐减，而相对偏远的荆州、益州地区的人口却得以大幅增长。刘备、孔明为何要以荆州、益州为根据地，就不言而喻了。

荆州原为刘表割据，而益州原为刘璋割据。刘表方死，他那个如豚犬的儿子刘琮就将荆州拱手献于曹操，因此，曹操兵不血刃而得荆州。而荆州刘表之下，还寄居着被曹操追杀的刘备。

而益州刘璋闻曹操大军征讨汉中，迎刘备以拒曹操，结果益州反被刘备所夺，自己被赶出益州。当然，这是孔明在隆中之时就有的计划。

内藤湖南在论证人口变动时，详细地罗列了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从全国总人口看，西汉有59594978人(原注：约6000万)，而东汉仅有49150220人(原注：约5000万)。在大变动时代，数字以最冷严的姿态展现出来。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实证主义态度。

当原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冈崎文夫博士对内藤湖南在明治三十年这个时间点着眼于人口资料表示敬服时，内藤湖南“莞尔颔之”(原注：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一卷“后记”)。

诸葛孔明的三国，内藤湖南的明治

我们读《诸葛武侯》，一定要注意到内藤湖南对年轻的孔明挥洒自如的表现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先是赤壁之战的时候，内藤湖南指出当时的孔明年仅二十八岁，却受到如此的重用，内藤氏的注意点集中于此。当时的刘备已年近五旬，面对一个年仅二十八岁的黄口儒生孔明，却能“拜为宾师”，内藤湖南赞之曰“足为千古之仪范”。不，还不只是刘备。曹操在三十六岁时得到谋士荀彧，而当时的荀彧年仅二十九岁。内藤湖南并说，提拔有才能者，是领导者共知的道理，但事实上能付诸行动的，却是凤毛麟角，“且观之今日之所谓元勋诸老”。

所谓“今日之元勋”，即明治三十年左右，我们马上就可以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姓名：伊藤博文、松方正义、大隈重信、山县有朋等，那是他们相继为首相的时代。

内藤湖南说：“彼等并无礼待后进、用其策画之意。”即使为其所用，也要到四十岁前后，对于那些二三十岁的“志壮其锐之士”，被认为是“白面书生、不谙世故”，因此而不为所用。内藤湖南的攻击点其实是在这里。如果再作一点延伸，他实际上是在批判当时政治家不能像刘备那样以年长者重用青年才俊。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形象

《诸葛武侯》一书出版时，内藤湖南三十二岁，大体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泪珠唾珠》。这是一本收录内藤湖南此前所作的评论、随笔、小文等的文集。内藤湖南自明治二十年(1887)由家乡秋田县上京，此后一直作为新闻杂志记者，所作以时论为主，《泪珠唾珠》就是该时期所作的结集，因此，我们读这本书，就很可以了解作者当时的立场。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论家的姿态。内藤湖南是与当时的大政论家志贺重昂、衫浦重刚、三宅雪岭齐名的人物，甚至还有过为他们代笔之事。

当然，内藤湖南对时局自有论说。他对正当修正不平等条约时的大隈重信，既有“大隈伯之位虽高，然吾等微贱之人亦能悉知其心事”的自负，也敢于评论“大隈伯之措置，诚然有误”。(原注：《一场之输赢，百年之得失》，1889年)

再如，对前首相黑田清隆，内藤湖南以“黑田伯无先见之明”将其骂倒，并指出其原因是“俗流、小料理家、小权术家”，并以“为国家、为世道一哭”结束全文。(原注：《黑田伯之失败》，1890年)

就像这样，《泪珠唾珠》笔触所至之处，皆有对时世的慨叹。最后，内藤湖南极尽想象之能事，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草成《执行社会主义》一文，声称“社会主义乃是进步之标准”，与《孟子》主张的“王者之道”有共同之处。须知，内藤湖南赞美社会主义，并非表示他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信仰，只不过是为了批判时局而已，这一点可以从他以后的生涯中得以验明。

内藤湖南的不平不满，并非仅仅针对政治家们，也针对所谓的名士、博士。所著《成名士之法》《成博士之法》，痛斥了当时一些沽名钓誉、毫无真才实学的人。

自比孔明，却难遇“其人其时”

内藤湖南从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当过小学教师。数年后辞职，二十二岁时离乡上京。当然，他有出众的才能，是抱着青云之志进京的。明治四十年(1907)，他四十二岁时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主讲东洋史，四十四岁升任教授，四十三岁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活跃在日本中国学领域，昭和九年(1934)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然而，内藤湖南从二十二岁上京到三十二岁出版《诸葛武侯》《泪珠唾珠》的十年东京生涯，是在出人头地的自我期待和无背景、无学历(原注：内藤氏并无大学学历)的劣等感之间痛苦的斗争中度过的。

内藤湖南学识渊博，且洞明时局，然怀才不遇，颇觉得自己就像是出茅庐之前的诸葛孔明。他在《诸葛武侯》的“例言”中曾这样写道：三国时代可分为三个时期，若以此比照明治维新前后，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佩里来航(原注：1853年)稍早之前至蛤御门之变(原注：1863年)；第二期从大政奉还至今(原注：1897年)；第三期则由此以后。因此，当时正处在第二、第三时期的转折期。第一期、第二期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第三期的代表人物则有诸葛孔明、司马仲达等，然而，这样的人物尚未真正登场。

接着，内藤湖南继续写道，自己在二十七岁的早春，曾游镰仓，凭吊护良亲王、源实朝的遗迹，他们两人被暗杀的时候，也都只有二十八岁。作者深感于此。而二十八岁的诸葛孔明，竟能受到刘备三顾之礼，每念及此，不由得羡慕孔明幸遇其人其时。

这篇例言已经说得很明白，内藤湖南期待着与自己的“其人其时”相逢，并将这种期待寄托在诸葛孔明身上，于是才有这部一气呵成的《诸葛武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作为政论家、历史学家、文人的内藤湖南的立体原像：这是一个无学历、无人脉、无金钱，一心只想凭借自己的才干，坚信有朝一日终能出人头地的有志青年的热血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