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赴美，她独自举行升旗仪式 | 新留学青年（连载②）

编者按：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达到60万。与走出国门时囊中羞涩、为国外发达的经济技术所震撼的早期留学生不同，这一代留学生是在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成长起来的。当这些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经过了应试教育体系塑造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又将以怎样的心态面对归留的选择？

廖元辛走访三十余所美国高校，浸入式采访百余位赴美留学生，以微焦对准这一群体，零距离记录下他们在海外经历的成长与彷徨、身份认同与文化碰撞，结集为《新留学青年》。在这本纪实作品中，我们将看到12岁赴美的小留学生在陌生环境中的艰难融入，看到沉溺于无数光环中的“北大才女”在异乡碰壁时的失措与茫然。我们将看到异地多年的学霸情侣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看到随夫陪读多年的妻子在出走和留下间犹豫不决。我们将看到无数留学生在“中国人”与“美国化”之间进行艰难取舍，也看到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一个纽约人”的北京爷们儿踏上归途。作者廖元辛，北京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前财新记者。本文原题《窗边的升旗手》。

作者廖元辛刚去美国时居住的房间（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从哥大出来去见薛佳宁的路上，我的心情有几分忐忑。时值盛夏，我伫立在纽约没有空调的地铁站台上，蒸笼一般的热气令我的身体也仿佛膨胀起来，头昏沉沉的，心突突地直跳。“我大概想象不出这种十多年之后的重逢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在那天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她变了吗，变了多少？有没有交美国的男朋友？甚至……她还说中文吗？”

我和薛佳宁——这个小学时最好的朋友，已经有十三年没见了。十三年前，她还是六年级（1）班的学习委员，我作为班长进行“班级建设”的得力助手。她肤色黝黑，身材娇小，不多的话语中透露着一股大智若愚般（这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的淡然。因为个头小，她被大家“小靴子”“小靴子”地叫着，安排做广播操站队列时，她和身材同样娇小的李晓萌究竟谁该站在队伍的最后一个，常常是让我纠结不已的问题。

小学毕业之后，同学间刮起了一阵串门聚会的风。我、刘骏、王栩然，甚至家在四环之外的陈木子，都纷纷邀请班上的同学来家里做客。只有佳宁——尽管她就住在学校附近，却从来不曾参与或发起这样的聚会。

“我要去美国了。”有一次我问起她的时候，她突然这样告诉我。十二岁的孩子，说起这样的决定居然格外地平静，脸上的表情也看不到憧憬，仿佛有一种隐忧。

而我，也是后来重读她给我的来信时，才理解了这隐忧的含义。

我和佳宁，还有张悦——我们的另一位同学，坐在纽约一处离佳宁住地不远的面馆里，聊着张悦筹划中的婚礼。“要不给小学同学建个微信群，把这个喜讯告诉大家？”佳宁问我。她告诉我，她已经接受了张悦的邀请，要去做婚礼上的伴娘。

明显看得出，佳宁变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威斯康星①“大农村”里受过“乡居”训练的缘故，她的话比小学时更少了，对用中文遣词造句也感生疏，“你姥姥还活着吗”的发问让我一度感到毛骨悚然。我和张悦讲起“雷人”“人品问题”“囧”等网络词语时，佳宁明显摸不着头脑，只能偶尔露出淡淡的微笑。不笑的时候，她脸上常挂着一副凝重的神色，说不上冷峻，但明显能看出，她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一个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小世界”。

但佳宁也没变。在纽约做股票交易的她，只在脸上涂了淡妆，而不似许多久居纽约的中国女性，眼影画得妩媚张扬。听我讲起过去两三年在美国的酸甜苦辣，她几乎每一句评论都恰到好处，而不是那种“不管实际上我是否理解，都要装作理解”似的敷衍。聊起五年级时谁给谁买了一支冰棍后立刻传起了八卦，六年级时谁又拔了谁自行车的气门芯时，我们那一阵阵捧腹大笑，又好像在说，许多真正美好的东西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正像我后来写到的那样——青春常在，十年未晚。

“下次来纽约记得告诉我，我一直在。”分别的时候，佳宁对我说。

再一次见到佳宁，是在第二年的开春。那时她母亲正好从北京过来，叫我一起去吃晚饭。在纽约下城西村②一处难得安静的住宅楼里，头发微微花白、身体已经有些发福的薛母热情地招呼我进去。我一边换鞋，一边注意到门口的桌上还放着“小靴子”的两样东西：一只她正准备就读的沃顿商学院③的文件夹，一本深蓝色封面的美国护照。

“你们先聊，我去做鱼。”佳宁递给我一杯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第一次下厨，要是不好吃，你可别介意。”

我笑着点了点头，和薛母一起在厨房旁的吧台坐下。

“你父母知道你要回去，应该还挺高兴的吧？”薛母问我，“我也希望佳宁回中国，但是不太可能……”

“开玩笑，绝对不可能。”佳宁突然打断她。

“你听听，你听听这话。”薛母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所以最近有朋友问我把孩子送出来的经验教训，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最后还是想把孩子留在身边，就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送出来。”

佳宁“咯咯”地笑着，我也笑了。十三年的时间，她在美国的日子已经比在中国还要长了。然而对我来说，记忆却仿佛始终停留在十三年前，停留在距离学校不远的那栋红砖砌成的筒子楼前，停留在她那句淡淡的“我要去美国了”。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次分别，意味着我们童年的结束。

“班上有不少人后来都出国了，但佳宁还是最早的。”我听见自己说。

“是啊，你问她，当时把她送出来之前，给她恶补英语，她还死活不学，说什么‘学什么鸟语’。结果来了美国之后跟我说，上课时就看老师嘴动，完全听不懂。”说起当年的趣事，心直口快的薛母笑得合不拢嘴。她一边用余光瞅着佳宁手中的锅，叮嘱她鱼要多煎一些时间，一边给我讲起送女儿出国时的经历。讲述时，她不时夹杂着幽默和几句英文，这在我采访的上一辈人中并不多见。

她呀，是上完六年级走的。当时本来已经定了要去首师大附中——为此我把房子都搬到那边去了④。我呢，之前一直做外贸，来美国来得比较多，所以从一开始就计划着把她送出来。但一开始我是想让她上完初中再走的，因为初中的课程，尤其是语文，还是有很多中国文化的精髓在里面，我是想让她再学一些的。但那时候她舅舅，也就是我弟弟，建议我尽早把孩子送出来。那时候他正在新泽西，告诉我说有不少国内送出来的高中生，来了之后上课也听不懂，家里又没有人管，在美国这边就不好好上学，就学坏了。他说如果在上初中之前就送出来，可能会尽早适应美国这边的环境，对孩子有利。再加上当时他正要在威斯康星买房，就跟我说，如果佳宁过去，他就多买一间。后来我说，那就去吧。结果这一来，就回不去了（笑）。

就像你说的，那时候很少有她那个年纪就出来的。刚来的时候啥也听不懂，谁也不认识，同学都以为她是日本人。我弟弟的小孩也在那个学校，是个男孩，五年级就来了，等于比佳宁早来了一年，语言什么的都不太有问题了。所以那时候就想，是不是他能帮帮佳宁。但是小男孩嘛，六七年级正是淘气的时候。每次找他，他“嘣”地就跑了（笑）。所以那时候就她一个人，话也不会说，找教室也找不到，挺可怜的。

后来她旁边有了一个tutor（导师、助教），ESL⑤的，告诉她回家该做什么作业。那时候他们班里就她一个外国学生，她有什么“冤屈”都跟那个老师说。但是那会儿确实也没有什么朋友，美国的同学都有自己的圈子。而她呢，可能又属于心比较重那种。很多小孩可能并不太care（在意），无论在哪儿，只要happy（高兴）就行。但她可能就比较敏感。再加上父母不在身边，当时就挺难的。

美国国会山

说到这儿，薛母叹了口气。“没有陪着她成长，我觉得挺遗憾的……我一直都是把工作看成第一位。”

我正不知该如何宽慰，佳宁已经把菜端上来了，盘上整齐地铺排着橄榄、西红柿和藜麦，正是正宗西餐厅的格式。尽管薛母一再叮嘱，鱼还是煎生了。趁着佳宁拿去回炉的当儿，我问她：“你给我写信的那段时间，都是这么过的？”

“哪儿有，那时适应语言其实挺快，半年一年就好了。”她轻描淡写地说，“只是适应环境时间要长一点，我觉得我直到高中……”

“你呀，是现在说得容易。”薛母突然打断女儿的话，“你估计都忘了，当时你每天在家升中国国旗，升了好几年呢。”

看到我显出莫名其妙的表情，薛母缓缓地解释说：“她在卧室的窗帘绳上挂了一面中国国旗，每天拉窗帘的时候，那国旗就顺着绳子上去了。”

说到这儿，薛母笑了，佳宁也笑了，只有我闭上了眼睛，右手紧紧地攥着水杯，一度说不出话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五年级时，那个在学校周一上午的升旗仪式上披着“升旗手”红色绶带，整整齐齐地戴着红领巾的“小靴子”，作为我们班的代表，在礼台上热情洋溢地朗读着“国旗下讲话”的稿件，然后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时候，谁又能想到，仅仅两年之后，昔日的升旗手将在自家的窗前，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一仪式。卧室床头柜上的录音机一遍一遍地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那平日听起来庄严雄壮的歌声，对于这位窗前的升旗手来说，该是怎样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心酸，但更多的还是内疚。我想起她刚来美国的那一年给我每月一寄的航空信，不曾流露太多的感伤，却一个劲儿地告诉我她“一切都好”。我想起留在北京过得有滋有味的自己，时常拖延回信的时间，甚至最终因为忘记回信而失去了和“小靴子”的联系。而我想起最多的，则是在最后的一两封信里，她附上的一张她和班上一位美国同学的合影。她用英文告诉我：“She'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 have ever met.”（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

照片上，那位胖胖的美国姑娘露出灿烂的笑容——那种典型的在自由阳光下长大的美国姑娘的笑容。对中国“观众”来说，她显得粗犷有余却清秀不足。和瘦小的佳宁相比，她则显得身材格外宽大。初中的年纪，同理心尚未发展充分。我现在还记得，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这个姑娘是不是有点fat（胖）？”我问她。那时的我并不了解，用“fat”来形容人，并不是一种友善的表达。

但佳宁并未流露出明显的不悦。在回信中，她只是说：“She's indeed a big girl.”（她确实体格大。）

十三年之后，当我重新回忆起这段对话，不禁为自己曾经的肤浅感到羞愧。“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当佳宁不假思索地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她大概是想说，在这远离父母与故友的异乡，她终于结交到新的朋友，并因此开始感受新环境对自己的接纳。我想，正是这种接纳，让她渐渐脱离了在窗前升旗时的孑孓独立，开始融入美国，融入乡村，融入美国的都市，并最终如她提到的那样，成了一个“爱纽约爱得可以在这里死掉”的纽约人。

鱼终于煎完了。佳宁往上又撒了些调料，整个厨房和客厅都弥漫起氤氲的香气。“你晚上就在这里住下吧，我家客厅的沙发挺舒服的。”她告诉我，明天等她上完瑜伽课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在附近喝咖啡，聊聊她去年跑去尼泊尔爬珠峰的经历。“我上到了5800米呢。”她说。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拾起刀叉，我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埋头吃了起来。

注释①    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简称WI）位于美国北部，东临密歇根湖，西北濒苏必利尔湖，面积16.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78万（2016年）。首府麦迪逊（Madison）是名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所在地。

②    西村（West Village），位于纽约曼哈顿西南部，是纽约最古老的社区之一，具有闲适的欧洲小镇风格，亦是纽约艺术家群体聚集的区域之一。

③    全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创立于1881年，是美国第一所大学商学院，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

④    佳宁插话道：“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去这个学校？”她母亲回应道：“你那时候学‘鸟语’去了，你怎么会知道。”

⑤    ESL全称是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是针对母语非英语、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开设的语言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