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日军曾印“铜书”纪念丁汝昌

前不久，为了纪念人民海军成立七十周年的青岛海上大阅兵，以其雄壮威武引起了无数国人的感奋。也许是近代史的伤痛太重的缘故，每当这个时候，人们总会不知不觉地想起那些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和尊严不惜血沃中华的英烈们，于是被称为“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北洋水师，再一次成为热搜的话题……这里笔者无意对历史学家们反复考据的甲午海战再行赘述，只从近代笔记中搜集一些片段，来帮助读者们了解，在战后的第一时间，从民间到朝堂，到底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又耐人寻味的细节。

一、后方：“跑得快”成一谶语

阴云黯惨海气黑，王濬楼船誓杀贼。

两军鏖战洪涛中，雷霆铿鍧天异色。

炮石攻击乱如雨，须肉激射波涛红。

敌舰纷纷多击毁，我舟力尽亦沉水……

缪钟谓的这首名为《纪大东沟战事吊邓总兵世昌》的诗，在甲午海战后流传颇广，也代表了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里，人们对这场战争普遍的“第一印象”，那就是清军和日军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

事实上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上，刊登出的甲午海战的相关报道，更倾向于清军大获全胜：“倭船既近，定远当先开炮，击伤倭奴最大最坚之船一艘，时十八日正午也。我国兵船，除济远、平远、威远三艘，并水雷艇六艘，另驻江口护卫运兵船外，实剩八艘。两军炮火交加，各注意于提督座船，我国致远船邓管驾世昌见各船未能取胜，开足机器撞沉倭舰一艘，致为倭舰所围，与林君永升所带之经远船同时沉下。倭奴兵势已分，我军更奋勇百倍，直至傍晚五点钟共击沉倭船四艘，伤三艘，余皆败北而逃。倭奴死亡枕藉，伤者更不计其数，讵不足以伸天讨而快人心也哉！”从这段文字来看，战争的结果是日舰被击沉四艘，伤三艘，我军被击沉两艘，分别是致远舰和经远舰。而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战争结果是日舰无一被击沉，北洋水师则是四沉一毁伤亡惨重。

在这样的“新闻”被广泛传播之后，国内的民众在最初至少是颇感欣慰的。但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随着旅顺沦陷，刘公岛保卫战失败，李鸿章赴日乞和直至《马关条约》签订，国人终于明白这一次我们又打了败仗，而且是被一个几千年的时间里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广受中国恩惠的邻居打得头破血流。这种耻辱感令每个稍有良知和尊严的国人都有椎心泣血之痛，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纵使有心报国，却也无可奈何的人们，只能采用“阿Q式胜利法”来寻求自我麻醉。

这方面，《点石斋画报》上记载了很多：比如国人认为明治天皇的皇后一条美子没有及时制止丈夫的战争行为，于是将她的画像或付之一炬，或投之于水，或撕得粉碎。在抚顺、金州保卫战失败后，新闻纸上报道说日本军队在城内埋上大量地雷，在埋雷处放上首饰、银表等物品，引诱清军来捡，由于这一奇计只有将军和将军的亲兵知道，所以当一些日军看到那些首饰和银表时，争先恐后地捡拾，“踩响地雷，炸死倭兵三千”，而事实上整个甲午战争日军才战死1132人，且大多数是病死的。还有说左宝贵牺牲后，他的夫人“捐簪珥、启橐囊，奋厥雌威，争为雄长，号召巾帼中之有须眉气者，给以号衣，授以军械，编为队伍，别称一军，日夜训练，共得三千人，皆身手高强、技艺精熟，可以杀敌致果者。现已由籍启程驰赴前敌，誓灭倭虏，以报夫君于地下”。但稍微知道一点近代史的朋友都能分辨出，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假新闻，晚清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么一支“娘子军”。还有更奇葩的，有个腐儒向两江总督张之洞献了两条破日军之策：一是命令每个清军士兵带一桶水，遇到日军就用水浇，以扑灭日军的“火器”；二是命令每名士兵持竹竿一根，见到日军就以竿击腿，因为日本人的腿都站不直，一旦被击倒就爬不起来……还好张之洞脑子清楚，听完直接将此人轰出去了事。

相对而言，消息较为灵通的北京市民则是了解真实战况的。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一书中写“戊子、己丑一来，京师爱着薄底靴，达官贵人尤尚之，其名曰‘跑得快’。”而甲午战争开始后，随着日军一步步向关内逼近，京城“满城迁避，为之一空，竟符其谶，此服妖也”！而民国学者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提及此事，感慨道：“国人喜言服妖、童谣之说，以隐指时事”，而在满目疮痍的近代史上，“跑得快”一谶又何止应于甲午呢？

二、日军：印“铜书”纪念丁汝昌

后方的种种，无论讳败为胜还是惊慌失措，其实都对大局于事无补。《中日兵事本末》记旅顺失陷后，海军提督丁汝昌虽然遭到褫职，“仍统海军驻威海，兵舰既弱，坐守而已。”朝廷下令逮问丁汝昌，李鸿章请以其戴罪立功。但在日本联合舰队围住刘公岛以后，北洋水师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官兵们奋起抵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击退了日军七次猛烈的进攻，但依然无法挽救颓势。特别是鱼雷舰管带王登瀛率船十三艘逃跑，导致“倭分队尾追，被其获去九只，全被击沉”，使战局不可收拾，也使苦苦支撑大局的丁汝昌陷入了绝望。

这时，北洋舰队中的洋员找到丁汝昌，逼他向日军投降，丁汝昌不同意。“德员瑞乃尔入舱密告汝昌曰：‘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如沉船、毁炮台，徒手降敌，计较得。’”丁汝昌下定决心，于2月9日派广丙炸沉了已经搁浅的靖远舰，并在定远舰的中央要部装上棉火药，“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却得不到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更有军士拔刀要挟持丁汝昌投降。这位出身陆军，在统帅北洋水师期间处处表现出能力不强、管理无方的海军提督，在最后一刻实现了自己“一身报国，与舰偕亡”的誓言，“入舱仰药死”。接着，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和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自杀殉国。

鲜为人知的是，丁汝昌的死在日军将领心中引起了震撼。日本海军大尉小笠原长生称赞他“对敌人竭尽防御之策，危急关头身先士卒，最后从容就义……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武士精神”。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曾经给丁汝昌递过劝降书，被丁汝昌拒绝，伊东祐亨对此十分欣赏，得知其自杀后，答应将康济舰归还中国，用以载送丁汝昌灵柩运回烟台。笔者在民国初年葛虚存所撰的《清代名人轶事》中还看到这样一条史料：丁汝昌“以一死代全舰官兵之命，其志极可哀，而无损军人之名誉”，引起了日军的尊崇，他们将丁汝昌手书的公牍用铜片印成一册，日本驻朝公使大乌圭介做跋，“极称道其为人”。

与此同时，住在北京贤良寺中的李鸿章则如惊弓之鸟，“惴惴不知命在何处”。

“甲午中日之战，朝廷议事诸臣，多以战败责任，归之李鸿章，劾书盈尺，官爵几削尽。”北洋舰队的覆灭尽管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作为北洋大臣，李鸿章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深居简出，待罪席蒿。民国学者喻血轮在《绮情楼杂记》中记一事：一天深夜子时，“忽有旨令入见，门前舆马扰攘，一巷皆惊”，因为朝廷惯例，后帝召见大臣都是在早朝时，而在子时召见的多半是要降罪。李鸿章“闻命骇然”，急急忙忙写了遗嘱，“戒子子孙孙不得复为官”，然后才换上官服匆匆赶往皇宫。正好赶上恭王从里往外走，道上拱手连说“恭喜恭喜”，李鸿章吓得三魂丢了七魄，因为依照旧例，“大臣被诛，多曰赐死，执刑者亦每以‘恭喜’为言”。李鸿章以为自己老命休矣，战战兢兢入见，“则西后与光绪，方秉烛以待，乃起用之为全权议和大臣，并归其官爵，示章宠也”。而李鸿章回到家中，才发现汗流浃背，内衣尽湿……

三、乞丐：在日军水缸里投下泻药

甲午战争宛如一块投入水中的巨石，在整个中国的层层面面激起了不同程度的波浪或涟漪，今天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史料，都是对一线将领和高官显宦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作何表现的记录，但在近代笔记中，却还保存了一些容易为正史忽视的内容：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清稗类钞》记宁陵县有一姓赵之人，善射，然而性子迂，“鄙夷火器，视之蔑如也”。有一次他与朋友争论火器和弓箭哪个更厉害，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约到一处山野比试。“树鹄半里外，友发枪，十中其半，赵发矢，十不失一，自是更志得意满。”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以善射而请求从军，被拒绝了，他十分生气，“乃潜至辽阳，伏丛莽沟涧，狙伺日人”。他把毒药涂在箭头上，射杀了不少日军。听说《马关条约》签署并割让台湾后，他怒不可遏，决心刺杀日军将领大山岩，可惜失败，被捕后绝食而死。

日本侵略军在旅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即驻重兵于此。有一天，几个日本士兵在小巷中遇到个小乞丐，见他聪明伶俐，便将他带回军营中当个小厮，“军士咸与之嬉，儿亦善伺人意”。没过多久，军营中痢疾横行，“军士悉传染，死亡者踵相接”，那个小乞丐也躺在床上，看上去奄奄一息，所以也无人注意。有一天深夜，他忽然振衣而起，悄悄溜到后营，从胸口里摸出一个大纸包，“疾趋至水缸列处，包启，即布末屑倾入水中”，然后攀着缸口，微笑着自言自语道：“这一包药胜过十万兵，国仇已报，虽死亦甘！”谁知他的行动被一个暗处的军官看到，将他逮捕并审讯。小乞丐说自己本是旅顺人，专为被屠杀的同胞复仇而来，大纸包里是泻药，患痢疾的日军士兵再喝缸中之水，必然泻死无遗。军官再问，他则冷笑道：“予为国杀敌，早拼一死。所恨者，药屑犹余，未杀尽汝等耳！”然后，“以首撞柱而死”。

在《日清战争实记》等史料中，还大量记载着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反抗：花园口貔子窝附近的铁匠和农民二人用木棒袭击日军的哨兵线，将日本哨兵头部打成重伤，被捕后他们“坦然不动，咒骂不止，请求就死”；农民徐三趁夜冲进日军营地，用长矛刺死日军通译官藤城黾彦；老猎手姜二在日军行军路上多处挖掘打狼用的大坑，地面伪装如常，日军马队连续跌入坑内死伤多人……这些姓名简陋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民众用最简陋的武器做着最原始的斗争，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那支龙旗飘扬的舰队已经全军覆没，他们的反抗在大清陆军一溃千里的失败中显得那样卑微，那样悲壮，但也正是无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为历史的走向埋下了另一种可能。正如养悟氏在《榴觞醉语》中畅想终有一天睡狮猛醒、一雪国耻时所云：“始知非向之创巨痛深不至此，而益信天牖中国之说为不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