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个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

编者按：

2019年5月8日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5.8-1992.3.23）诞辰120周年，为此澎湃商学院特别组织学者撰写了这一组纪念文章。最终，所有文章的旨趣“自发地”指向同一个问题：哈耶克不是那么“专业的”经济学家。其中，朱海就教授对《哈耶克文集》主编考德威尔的访谈中，考德威尔解答了一些对哈耶克的误解，特别强调了哈耶克的“秩序”思想；韦森教授的文章聚焦哈耶克的市场理论；而莫志宏教授则侧重于哈耶克对中央计划的批评；黄春兴教授和方钦博士都解释了为何哈耶克后期的研究会发生转向。我们希望这一组文章能够让国内读者更为清楚地了解哈耶克的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一、哈耶克是何许人也

“你知道哈耶克吗？”

“谁？哈耶克？”

“就是拿过诺奖的那个哈耶克。”

“哦，想起来了，他好像骂过凯恩斯？”

“没错，凯恩斯说政府干预经济，他不同意。”

“对，哈耶克强调市场，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是的，哈耶克主张政府不干预，市场说了算。”

“嗯，但是我觉得他说得好像不对……”

“你这是被主流经济学洗脑了，我认为他说得对！”

……

以上对话虽是出自我的“想象”，但不是“空想”。在这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铺天盖地而来，其数量之巨、速度之快前所未有。面对信息轰炸，人们往往抱持一种游客心态，希望能够在5分钟以内就能知晓一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3分钟以内就能了解一名伟大人物的头脑。于是乎这类贴标签式的方式大行其道：凯恩斯——政府干预，哈耶克——自由市场，维克塞尔——他是谁（？）……

所以，尽管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哈耶克就与凯恩斯一起，差不多同时被引介入国内，但时至今日我们真的知道哈耶克是何许人吗？

其实不仅是国内，放眼国际学界，就像先生韦森所言：哈耶克和凯恩斯是被误读最多的两位经济学家。而哈耶克尤甚，人们往往看重他的现实影响力，却不清楚为何他会具有影响力。比如说，大多数人知道哈耶克拿过诺奖，但他拿诺奖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他那本影响最大（但理论其实不怎么样）的《通往奴役之路》吗？还是像一些奥地利经济学派人士所言，这个奖其实是颁给米塞斯的，因为米塞斯于颁奖之前一年去世，所以哈耶克只不过是代为领奖罢了？又比如说，哈耶克真的认为政府不重要，或者说政府不过就是个“守夜人”吗？倘若如此，他又何必殚精竭虑写下《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960）和《法律、立法与自由》（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1978）这两本书呢？

然而一谈及哈耶克的影响力，那真是有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像是撒切尔夫人在哈翁九十大寿时写信道贺，称赞：“您的著作和思考所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其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里根政府中六大部门聘请的74位经济学家中，20多位是朝圣山学社成员——该学社即由哈耶克发起成立。还有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这两位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物，在哈耶克的送别晚宴上所作的评论，其中弗里德曼说：“历史上不乏试图影响公共舆论的人，但很少有人能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且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那么，弗里德曼盛赞的“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指的是哈耶克的什么思想呢？其实翻开1994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看看那篇由弗里德曼所写的序言就再清楚不过了：他所理解的哈耶克，白纸黑字地写在这篇序言中。

要郑重声明：我绝对不认为哈耶克不重要，或者哈耶克的思想不重要。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理解他的思想，而不是夸耀他的贡献和影响，无论就学者还是普通读者来说都应如此。如果我们连一位思想家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其理论渊源为何，他的思想如何影响现实，所有这些通通都不清楚，那么即便其拥有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极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历史上，假借某位思想家之名行罪恶之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不过以一篇文章的篇幅，要想详细介绍哈耶克的理论及其影响，又是难以做到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理论体系庞杂，几乎遍历所有社会科学；或者是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前后矛盾甚至错误（特别是他有关“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对于欧陆理性传统的起源，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思想的理解，颇多可商榷之处）。更为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哈耶克本人的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过微妙而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易觉察，且哈耶克也一直努力弥合思想转变所导致的理论裂隙，但难免会出现一种理论诠释上的不一致。例如当今许多学者强调哈耶克的社会演化思想，但是他真的是一以贯之地反对“建构论”吗？很多学者以哈耶克为名，将“政府”当作是“市场”的对立面，但哈耶克真的认为“市场”无需“政府”吗？

所以在这篇小文中，我只谈论一个问题，就是哈耶克在与凯恩斯论战期间其经济理论的转变。理解这一转变，或许更有助于我们读懂哈耶克。

二、“哈耶克三角”

哈耶克“是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界未曾见过的最主要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1页）。这是布劳格（Mark Blaug）对于哈耶克的评价。普通读者大概不知道布劳格是何方神圣，但是就经济学圈内人来说，要获得这位经济思想史权威如此的评价，那是相当的不易。

只不过布劳格这个评价有点怪怪的，说哈耶克是个“政治哲学家”或许还过得去，因为他毕竟写过《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但是“道德哲学家”就难免让人有所怀疑了，哈耶克从来没有写过道德哲学方面的专著，他甚至自己都承认没有仔细研究过康德的道德哲学，怎么能称为道德哲学家呢？

但是，如果了解欧洲思想史的脉络（现在恐怕真正了解的人寥寥无几），就会知道：（1）经济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源自两个传统——英国的苏格兰传统和欧陆理性传统（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2）在这两个传统下，经济学分别被归属于“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3）亚当·斯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综合这两股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科学”。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布劳格的真正意思了。

没错，哈耶克是继斯密之后少有的能综合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的经济学家（尽管我不认为他是“未曾见过的”）。这也是哈耶克思想最重要的特征，从早期接受欧陆传统，到后来转向英美传统，并最终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哈耶克在学界崭露头角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之邀从维也纳来到伦敦，专门对付凯恩斯，由此展开了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长达十年的货币争论。【差不多与此同时，哈耶克、米塞斯还与兰格（Oscar Lange）等人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争论，但是这场争论给哈耶克带来的声誉远不如前者。】

这是哈耶克经济理论著作发表最集中的一段时期，《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性》（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1937）、《利润、利息与投资》（Profits, Interest & Investment, 1939）以及《资本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等书都是在这十年里出版或撰写的，此外还有30余篇经济学论文。

（图片出处：滕维藻、朱宗风译，《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页）

在这场货币争论中，哈耶克的核心理论，就是后来常常被冠以“哈耶克三角”之名的商业周期理论。该理论成为哈耶克获得诺奖的主要理由之一（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表彰“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进行的前沿研究，以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相互依赖现象的透彻分析”。【此处的“他们”，另一人是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他的理论立场与哈耶克截然相反。】

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基本上是米塞斯的思想嫡传，其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理论——“自然利率”理论；二是庞巴维克（Eugen Ritter von Böhm-Bawerk）的资本理论——“迂回生产过程”理论；三是米塞斯的货币理论——货币效用论。

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如下：（1）根据维克塞尔的观点，商业银行具有货币创造功能，且它有激励让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水平；（2）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会刺激投资；（3）资本取决于生产结构的“迂回性”，所以有更多资金涌入时，会使得整体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中间产品（资本品）的生产增加，生产变得更加“迂回”；（4）短期内这种投资激励会刺激经济，因为投资品生产增加、就业率上升；（5）但是随着“繁荣”的持续，消费需求会上升，而此时大量的资金却用于投资品生产，消费品生产不足，于是便会发生由于生产结构扭曲而导致的通货膨胀；（6）这种人为扭曲如果不改变，那么按照市场机制，就会出现大萧条，大萧条是市场自我恢复良序运行的一套出清机制，以修复前期由于人为的货币扰动所产生的生产结构扭曲。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数次说过，米塞斯-哈耶克这套理论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同源：他们都出自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而维克塞尔则是受到庞巴维克的影响）；都强调货币需求以及伴随而来的投资波动是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且都反对古典二分法，强调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凯恩斯更关心现实中两个市场之间的依赖关系，而米塞斯和哈耶克更注重从生产结构入手探求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

不过在讨论市场的自我调整机制时，哈耶克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协调”问题：如果企业家的决策和消费者的需求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要用较大部分的原始生产资料来制造中间产品，也只有靠缩减消费才能办到，但是现在这种牺牲不是自愿的，也不是那些要从新的投资中得到好处的人们作出的。遭受这种牺牲的是一般的消费者。既然企业家们获得了新增的货币，来自他们的竞争加强了，这就迫使一般的消费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原有的消费。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想要少消费一些，而是由于他们用货币收入所能取得的货物减少了。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的货币收入重新增加的话，他们就会马上把消费增长到他们平常的比例”（《物价与生产》，第50页）。

在这段“呜哩吗唧的”（woolly-minded，这是凯恩斯赠送给哈耶克的“头衔”）论述中，其实显露出哈耶克的一丝怀疑：协调是如何可能的？按照米塞斯的论断：价格信号就能解决市场中的协调问题。但是哈耶克明显感觉到，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决策的独立性存在，仅仅依赖价格信号调节似乎是不够的……

从这一细节之处，我们能隐约看出远赴英伦后的哈耶克在思想上和米塞斯乃至整个奥地利学派都发生了一些分歧。

三、“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由门格尔（Carl Menger）所创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就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说，学界通常将其归为新康德主义。但是追根溯源，仍应当属于欧陆传统，因为其理论特征是将经济学体系置于一套公理化的逻辑演绎框架之中。作为现代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塞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经济学就是基于一条公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皆有目的，并且为了达成目的而去行动。

哈耶克曾是米塞斯的信徒，但是到了英国之后，可以明显发觉哈耶克的思想天平开始向苏格兰传统倾斜，弱化理性的作用，强调经验法则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或许多多少少能部分解释为何在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之后哈耶克就突然就偃旗息鼓，1941年出版的《资本纯理论》也变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不应当说哈耶克在货币争论中战败，缴械投降了。因为在货币争论之后，哈耶克始终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政策。但是确实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他再也没有大部头的经济理论专著问世，哈耶克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幽暗的知识密林”。

综合了苏格兰传统之后哈耶克的理论变得更加地多样化（同时也似乎更加“呜哩吗唧”了），其经济学观点突出地体现在三篇论文中，这就是“经济学与知识”（1936）、“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以及“竞争的含义”（1946）。这三篇论文批评了新古典市场理论中“竞争无涉”的缺陷，同时进一步解释了米塞斯当年强调的“价格机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尽管这也引发了米塞斯和哈耶克之间的矛盾）。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机制的最大作用，在于解决人类理性所不达。因为一个人需要什么、想要和他人交换什么、他人又能提供什么，所有这些决定现实中交换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都取决于知识。但这种知识不是普通的信息问题，而是“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没有任何一个中央计划者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它们分散于每个独立的行动者的头脑里，甚至连行动者自己都未必会有意地知晓这些知识，直到他与其他人交流合作那一刻为止，这就是“分立的知识”（divided knowledge）。价格机制的作用，正是让劳动分工和分立知识能够相互结合，使得协调资源配置成为可能，这就是“市场”。

哈耶克有关市场竞争机制的解释，实际上是在力图综合奥地利学派理论和苏格兰传统。因为对于“知识”的强调出自门格尔的思想，人类所能支配的享乐资料的数量，受到“人类对于这些物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的限制，以及也受到人类对于这些物所能支配的权力范围的限制”（《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后来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即“创造性毁灭”过程。米塞斯在后期实际上也通过将这一概念和庞巴维克的“交换过程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市场行为的相互依赖性命题。该命题最后被他的学生摩根斯顿（Oskar Morgenstern）发扬光大，这就是《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44）一书的诞生，即博弈理论应用于经济学。

然而哈耶克对待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细致、谨慎，同时也更为复杂化，因为“知识”的本质是什么他始终未能确信。“知识”不能等同于“技术”，这是主流经济学将熊彼特的理论转化为“内生增长模型”时的做法；“知识”也不是单纯的“信息”问题，机器处理信息的效率和数量远远超越于人的头脑；同样，“知识”也不能归结为经典博弈论中的强理性计算。最终哈耶克诉诸的是一种苏格兰传统式的“决疑论”——“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们有意这么做”（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139页）：“价格机制并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那些受价格机制指导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行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亦即一种试图发现比此前更好的新的做事方法的尝试”（“竞争的含义”）。

或许，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投身于更为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一场知识的冒险。

“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的人，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经济、科学与政治”，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