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欢喜冤家——我认识的夏志清、王洞伉俪

夏志清先生于2013年12月29日安静地在医院中“永垂不朽”，纪念文章铺天盖地，当时感到自己和夏先生的交往和文学无关，全是“家常事”，没有必要凑热闹，虽然夏先生在平日生活中是个极喜欢热闹的人。

夏先生的追悼会于2014年1月17日在纽约富兰克林·坎贝尔（Franklin E Campbell）礼堂隆重举行，王洞通知我参加，并要我通知远在拉斯维加斯住的陈幼石务必参加，规定要在我家住，我当然照办。那天的追悼会在哥大东亚系安德若（Paul Anderer）与商伟两位教授的协助下，由王德威主持，办得有头有脸、有条有理、有声有色，每位致悼词的人无一不称夏先生为“老顽童”，并举例讲夏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妙语，追悼会开得哀而不伤。追悼会后，上海人称“豆腐饭”就是招待会，在纽约中城一家中国饭馆举行，参加的人很多，一切安排得妥贴、得体、他们的女儿自珍也在看护的照顾下出席。那天我才发现，原来王洞是个极其能干有主见的人，晚上跟幼石谈起，她说：“全是夏先生平时给王洞压得发不出热也看不到光，我跟她在耶鲁大学同学时，就知道她是个极能干的女人……”

最早跟夏先生认识是通过幼石。弟弟江山在哥大作研究生，和同校女友后来结为夫妻的梁慧琳在西城115街一栋哥大公寓中住一楼，七十年代初期我虽然住在加州，但常常会来东岸演出，总是找机会往纽约跑。一天江山跟我说：“二楼的邻居敲我门，问我在你家出出进进的客人是谁？我说是我姐姐，他马上问是不是江青？我点了头，那个人就说我是她影迷，叫你姐姐上来看我。”我没有上陌生人家自我介绍的前例，听听就算了。不料下一次我再来纽约，江山跟我说：“我被这位邻居敲门敲得烦透了，你就不能上去打个照呼吗？”“哎呀，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1972年在布朗大学演出，认识了聪慧又俊美的“女中豪杰”陈幼石，成了朋友后，她说：“夏先生知道我认识你，非要我请你去他家玩。我可以买个蛋糕陪你一起去。”我想这样也好，可以给江山解围。幼石对饮食一向讲究，去纽约最好的法国糕点铺买了个蛋糕，和我同上二楼夏家。去之前，幼石告诉我，他们夫妇最近因为生下个智障女儿，心情很不好，朋友们爱莫能助。大门一开夏先生就哇哩哇啦地叫起来，公寓里满坑满谷堆满了书，桌上到处是书和纸张，地下扔满了各式各样的纸，以至开门后我不知道怎么迈步往里进，就在门边站着。夏先生为屋子的不整洁连声道歉，也说明女儿的情形让他们夫妇六神无主，家中天翻地覆，那天女主人不在家。夏先生接下幼石手中蛋糕时，一失手蛋糕翻出来掉在走廊地下，他连说没关系，同时就用手把蛋糕抓捧起来，蛋糕用手抓捧当然稀巴烂。后来夏先生进厨房拿了盘子分给我一份要我吃，我接过盘子，但掉在脏地板上的东西哪敢吃，结果他自己吃得很起劲。刚坐定，夏先生就开始头头是道兴奋地聊电影，果然他看的电影相当多，尤其喜欢流行的中国武侠片。谈到我搞舞蹈的事，夏先生问：“哎——短短的时间你怎么这么红？这么有名啊？”我一时语塞，直摇头说：“没有、没有。”“那你是不是跟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始创人，世界著名编导）睡觉了？”夏先生此话一出，我着实瞠目结舌，惊呆了。是不是幼石接过话去打圆场？完全记不起，只记得我连腔都没有搭，坐不住要走。出门后幼石问我：“怎么生气啦？其实夏先生心地很好，就是喜欢胡说八道！”我说：“哪会，跟一个上海拉黄包车的粗人谈话，哪里值得生气？”这段对话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第一次跟夏先生会面的蛋糕镜头，更是历历在目，永难忘记。王洞最近告诉我，那次她回家后，夏先生还马上得意地跟她汇报了自己跟我第一次见面的“妙语如珠”。至今我弄不懂的是：夏先生那么漂亮的文字、那么有智慧和独特的洞察力、那么严谨的学术态度、那么一个助人为乐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近乎荒谬的言谈举止？了解自己丈夫的王洞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这样写：

从这些信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知识渊博，充满幻想的夏济安；而夏志清则是一位虚心学习谦恭的学者，与日后“狂妄自大”的“老顽童”判若两人。

2016年我七十岁，五十岁和六十岁我都没有正式庆生，但七十岁时，九十四岁高龄的母亲提出想借机会见见众多亲朋好友。于是有了晚宴，宴会上王洞见到了久违的老邻居江山，夏家早就搬去比较宽敞的西113街居住，江山在哥大拿到博士，最后搬去和工作机构同州的纽泽西居住。王洞对江山说：“抱歉，当年你们正好在我楼下，隔一层板大概什么都听到了吧？那些年，日子真不好过，老是吵吵闹闹，真对不起……”江山忙笑着说：“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不过，你们上面当年够热闹的。”我在旁扳指算一算，啊——那都是四十多年前的陈年旧账了。

1973年秋天，我在纽约市会堂演出，邀请了夏氏伉俪，演出进行时，夏先生表演了一段。我记在了《往时、往事、往思》书中：

“喝彩”

演出日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

演出地点：纽约市会堂(New York City Town Hall)

表演者：夏志清

首次演出新编的独舞《征旅——花木兰》。出场是“小圆场”急碎步横越舞台，然后一个大跳“后踢紫金冠”，接着打“飞脚”落地，正要接着做“跨腿转”然后“卧鱼亮相”之前，好一声响彻云霄又尖又长的“好——！”在观众席中响起。这声“好！”可将台上的我给震傻了。在纽约作首次正式公演又是新编的节目，本来就胆战心惊，现在被吓得灵魂出窍。知道是纽约“顽童”哥大教授夏志清，按照中国看戏的“规矩”在好意地捧场——喝彩，但心中恼透了，狠狠地在咒他。下面的动作全吓飞了，怎么再往下跳呢？我“卧鱼亮相”停在那里，但稳不住神，心焦如焚，哪能记起下面的动作。职业本能告诉我，绝不能“露相”——让观众看出破绽。于是随着音乐，继续手舞足蹈下去。在台上即兴表演了哪些动作，我全然不知，只记得当时在台上，一边编，一边跳，一边夹扁了脑袋在想下面可能记得起动作的地方。当那段音乐来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顾不了动作衔接得是否顺畅，就好像快被大浪冲走时忽然发现一根漂过来的树干，一下子扑了上去，拼命搂抱住任水推流。在台上，当我重新接上动作后，动作一个接着一个地随着音乐从我身上流出来，一路舞动下去。当然这是由于演出前排演了千百回， 动作早就“长”在自己身上了的缘故。

演出结束后，在酒会上见到笑逐颜开的夏志清，他得意地说：“我在台下给你喝彩，叫得好吧 ！”我的气早就消了，说：“你的一声‘好！’差点送了我的命！”

跟高友工谈这段有惊无险的事，高友工说：“前段时间我买了音乐会票请夏先生去观赏，请客当然要买最贵的票，位置相当靠前，不料夏先生在音乐会进行时不断说话，搞得乐队指挥几次回头朝我们看，我恨不得有地洞可钻。”

想到夏先生爱看电影，这里有几个小故事。

夏先生不知道哪里得到的消息，“武侠皇后”郑佩佩要来纽约，一早就嘱咐我：“一定要介绍佩佩给我认识，告诉她我是她的影迷。”佩佩是我挚友，所以在家做饭好畅谈，请夏氏伉俪、收藏家王己千夫妇等朋友一起小聚。那天夏先生笑得开怀，语言童真，猜想他不好意思在老派、老辈，又是江苏同乡王己千先生面前太放肆罢。后来跟夏氏伉俪渐渐熟悉了，发现其实夏先生心中有数有码，看人、看场合是否可以表演“人来疯”。追悼会上王洞放了那次聚会的合照，才勾起我的回忆。

胡金铨导演1977年受夏先生邀请来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不是谈电影而是谈他的老舍研究，这是胡导演最感兴趣的话题，他对老舍《四世同堂》这一课题的热情绝不亚于电影。胡导演当年电影事业如日中天，对夏先生十分尊崇。他知识渊博，特别会海阔天空地聊，对学术的态度一丝不苟。每次聊起天来，胡导演都“赖”在夏家，上海人称“烂板凳”，聊到晚上，经常会去西城九十街的上海菜馆“全家福”一起晚餐。那次他在夏家看到善于雄辩、在美国汉学界中远近闻名的陈幼石，惊为天人，等幼石一走，忙向夏先生打听：“你口中的young stone（幼石）究竟是何许人也？”夏先生知道胡金铨喜欢结交学术界的人，尤其看到有学问的女博士更是把持不住，马上要胡金铨打退堂鼓：“young stone可是名花有主，男朋友是鼎鼎大名的王浩。”

不久，陈幼石约了我和金铨去她和王浩家中继续聊天，辩论矛盾时金铨直呼幼石“young stone”，王浩在旁一听不乐意了，板着脸问金铨：“young stone是你叫的吗？”到现在我还记得胡导演气急败坏的尴尬模样，说：“我是跟着夏先生这样叫她的。”而我则在一旁偷笑，数理逻辑哲学家王浩先生居然也会有吃醋的时候。

夏志清先生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于2013年由联经出版社出版，其中一封张爱玲写给夏先生的信（1966年11月4日），信中写道：

江青外型太差，虽然演过“西施”，我认为她红不起来的，恐怕影响片子卖座。当然这是他们公司的事，我不会干涉的。汪玲与国联的纠纷我最近读到。其他三凤我没什么印象，有便或可请他们寄一本有她们照片的刊物给我，这是看不到影片无可奈何中的办法。

居然张爱玲也爱看国产片，竟然有兴趣跟夏先生讨论，我好奇地猜测夏先生给她去信和回信时对国联和我都写了些什么呢？小小年纪竟有这份特殊荣宠，被“大人物”评头论足。六十年代中期《皇冠》负责人平鑫涛先生，常来国联电影公司洽谈小说电影版权，据我所知，1966年夏先生受张爱玲书面委托，代表张爱玲在台北与《皇冠》签订了长期合同，可以使张爱玲有固定的收入。大概这就是为什么造成张爱玲对国联的关注。

七十年代初我在伯克利，从陈世骧教授口中知道，当时张爱玲在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员，完全因为夏先生的鼎力推荐，陈先生不得不硬着头皮安排张爱玲在中心工作，而这份工作完全不合张爱玲的脾胃，她觉得苦不堪言。写到这里，我倒想录段自己在《入镜、出镜》中的文字，虽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但蛮有趣，故记下：

“情人眼中出西施”是句俗用语，可见人们将这位家喻户晓的西施的美貌提升到了什么高度。究竟由何人来扮演“美中之美——西施”？（由英译片名“The Beauty of Beauties—Xi Shi”得来）影圈中和报章上猜测颇多。我完全没有操心过自己是否会被选中扮演西施，虽然当时报章上常常冠我以“国联当家花旦”头衔。我有自知之明，从不觉得自己有六十年代报章上常用来形容电影女明星的字眼：漂亮的开麦拉脸蛋、风华绝代、性感尤物、纯情玉女、最美丽的动物……知道要饰演西施后，我头一次因为外形美与不美的问题而有了精神负担，觉得自己不够漂亮的外形会影响了观众对西施角色的信服力。我没有为争取饰演西施向李翰祥导演敲过边鼓，而现在却因信心不足有意向他打退堂鼓了，我自嘲式地告诉他：“演西施捧心蹙眉这场戏时，你不怕观众会笑我是东施效颦吗？”

真可惜在伯克利错失了跟多愁善感的美人、才女张爱玲见面的机会，她的与世隔绝、一意孤行在伯克利众所周知。

跟夏氏伉俪见面的机会大多数是在看传统戏曲或有演讲的时候，到纽约来访的剧团和学术界名人不少，当地也有些剧团和卧虎藏龙的高人，有机会去观赏时经常碰到他们夫妇，只要看到一堆人围着一位主角，那主角必定是老顽童夏志清先生无疑，他在那里说些即兴妙语，引得大家开怀大笑。2009年之后，这种场合都由王洞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夏先生出席，王洞年事已高人又矮小，所以推得不轻巧，看上去真的很吃力。一次我忍不住问王洞，夏先生待你一直不忠、不厚，你却这样尽心竭力地照顾他，难道你没有怨气心甘情愿吗？王洞说：“他一病，以前的事我都忘了，只想让他多活几年。”夫复何言！

幼石时常“闯祸”，往往是因为好强、锋芒外露、祸从口出，容易得罪人，经常跟就职的学校打官司。这种时候有两位救星：夏志清、高友工，不厌其烦地忙着替她出主意、写推荐信、觅职之类。一次又一次急救，也使两位救星伤透脑筋。为了表示谢意和知遇之恩，幼石会宴请大家在家好吃、好喝，我充当下手。王浩看不惯夏先生的“口无遮拦、胡言乱语”，政治上两人看法也南辕北辙，明明知道夏先生是幼石的恩人，当晚的“座上宾”，也不买账。王浩很少主动跟夏先生攀谈，每到这种时刻，夏先生会主动变得“老实”起来，绝不轻易即兴“信口开河”。

八十年代末期放暑假前，夏氏伉俪应马悦然教授约请，到瑞典来给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考试当评委。夏先生写了封信给我，说王洞会与他此次同行，瑞典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王洞又是第一次来欧洲，务必请我照顾一下。偏偏那段时间我不在瑞典，只好告诉夏先生，我先生比雷尔会代劳，请他放心。结果夏先生夫妇在斯德哥尔摩玩得满意吃得开心，对比雷尔的热心和诚恳印象深刻。从此，夏先生有机会见到比雷尔老是夸奖：“you are nice man and lucky lucky lucky person！”当然意指是娶到了我。比雷尔很会腌制北欧风味的三文鱼，请客时当餐前下酒菜，夏先生一看，一面拿鱼一面说：“三文鱼好贵，你怎么拿那么一大盘待客，你一定很有钱！you are rich、rich、rich man。”等夏先生拿完鱼，我看大盘鱼只剩小半盘了。比雷尔有人欣赏他的厨艺当然开心，但夏先生说话快得如机关枪扫，又往往前言不接后语，常常说些让人摸不清的无厘头语，使大家笑得喷饭，所以比雷尔不记得夏先生名字，只记得他是一位“疯狂”教授（crazy professor）。

2009年，夏先生紧急住院，病得不轻，住院期间全靠王洞寸步不离悉心照料，六个月后才得以安然无恙回家。夏先生大难不死，我约了时间去夏家探望，看夏先生意气风发、谈笑风生，还是老样子，也放心了。正在聊天，画家司徒强到访，还从中国城带了几个菜来。司徒强是纽约中国画家中少数酷爱读书之人，对夏先生很崇拜，因为他不是作家也不在学术界，所以之间的交往完全是纯友情。在夏先生病的这段时期，司徒强主动帮忙照料，节骨眼上雪中送炭，夏氏伉俪心存感激也早就对我说了。司徒强刚坐下，夏先生就说：“哎——江青现在是寡妇，司徒强你也早就离婚了，正好正好正好……”又马上问：“你们是不是约好了一起到我这里？”比雷尔才走几个月，夏先生开这个玩笑，弄得我啼笑皆非。幸好王洞在场，叫夏先生不要胡说八道，然而夏先生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关心他们嘛！”

过了没多久，接到王洞电话，问：“你看过於梨华著《在离去与道别之间》吗？”此书已经出版多年，虽然当小说出版，其实是记载真人真事，当事人我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悉，所以在朋友圈中早就传阅过了。原来王洞上网才刚刚看到，她很生气地说：“夏先生口无遮拦，言语上也许得罪了她，但对她是真心的，帮了她这么多忙，於梨华怎么可以这样写夏先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这本书的事？她把我形容成泼妇，把夏先生描写得如此不堪……”“我以为你们早就看到了，你们是那么熟的老朋友。”电话中我告诉王洞：“直至如今，我没敢问幼石看过这本书没有……”看过书的圈中朋友都认为此书有欠厚道，也无必要如此写曾经的知己。

《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主要内容是写於梨华和陈幼石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於梨华毅然离婚改嫁纽约大学校长的前前后后。於梨华、陈幼石和我曾经是大家口中的“三剑侠”，我们可以推心置腹地聊天、互访，在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跟於梨华的认识是从国联电影公司买下《梦回青河》的电影版权开始，可惜没有演我就离开电影圈了。

跟王洞通话不久后，我因为探访朋友们去了华盛顿一次，也探访了现在孀居的老朋友於梨华。她告诉我大陆要出她的文学全集，我马上不假思索，直爽地告诉她：“我没有资格评说，每个人各有角度，只能大不敬劝告你，你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如果出全集就不要将《在离去与道别之间》纳入，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让年越古稀的夏氏伉俪伤心……”至于她有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是过来人，夏先生走后，我生怕王洞寂寞，常打电话关心她一下。王洞在电话中告诉我，夏先生走后没多久，很多文学杂志、书报都停寄了，让她一下子体会了现实社会的人情冷暖，听后我黯然神伤，在比雷尔走后不久我也遇到不少“被欺负”的事，往往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我的结论是：人必须保持赤子之心，学会笑对冷酷无情的世界！

之后，我们两个单身女人有时相约看电影、逛博物馆、下馆子，王洞发现我经常单枪匹马出外旅游，非常羡慕，但自己没有旅行经验，2015年正好我已经报名去意大利西西里岛旅游，马上加上她可以结伴，2018年还一起去了泰国和越南观光三周。

聊天时，我发现王洞一生一直为了照顾女儿自珍、照顾先生衣食住行而活，没有自己。夏先生生前对王洞有不够尊重的言行，所以王洞希望现在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但不笨，而且很聪明、很能干、很有能量。王洞对我说得妙：“你不用常想着给我打电话怕我寂寞，比雷尔生前对你这么好，而我正好相反，现在少了个骂我的人，日子过得舒坦多了。”五年以来我亲眼看到王洞渐渐地活出了自信、活得滋润、活得悠然自得，她待人接物温暖又体贴，整个人变得活泼起来，真替她高兴。

2013年出版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开始着手整理是在夏先生2009年大病之后，夏先生身体大不如前，但又感到出版的紧迫性，于是王洞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在书的“自序”中夏先生写：“内人王洞，在照顾我起居之余，替我整理信件，校阅书稿，常常工作到深夜，对此书的完成，亦有贡献。”夏先生在2013年底去世前，一直惦念着出版兄弟两人的往来书信，但已经力不从心。王洞不希望“假以他人之手”完成“壮举”（需要整理夏志清、夏济安通信六百一十二封）。这批信件在王洞监督下，由王德威主事，推荐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一一打字编注，并得联经出版公司支持，从2015年——夏济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开始陆续出版。通信集共分五卷，目前第五卷在校对中。王德威表示：

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一九四七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十八年，从未间断。

负责编注的季进写：

从1947年底至1965年初，夏志清先生与长兄夏济安先生之间鱼雁往返，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内容相当丰富。精心保存下来的六百多封书信，成为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极为珍贵的文献。

王洞在序中有这样一段有情有意的告白：

是我太大意， 没有把他（夏志清）照料好。可是他爱美食，好热闹，常有亲友来看他，不时见报，上电视，他是快快乐乐地，安安静静地走的，凡事难两全，我也就不再自责了。

我的理解是：王洞敬重丈夫的才学，欣赏夏先生“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人的大度，对家里的责任感和对亲人的照顾，这些优点都让她可以包容丈夫的异行怪语。

夏先生走后，五年以来王洞千辛万苦整理、校阅书稿，一来对两兄弟的手足情深王洞十分欣赏和看重，夏志清给夏济安的最后一封信是1965年2月19日，信寄出时，夏济安已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不久与世长辞，至今王洞还常常提起，想再去伯克利给哥哥夏济安扫墓。二来她想让夏先生地下有知，让事实证明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不久前王洞告诉我：“年轻时在台湾算过一命，算我将来会走上文学的路，而且会因为文学成名。我想自己明明是台大经济系毕业，又从来不喜欢文学，怎么可能哪？不料遇到了夏志清一九六九年跟他结婚，那岂不是跟文学挂上了钩！这几年《夏志清、夏济安通信集》出版，两岸三地轰动，我也开始成名了，那不是因为文学吗？王德威写《我已经永垂不朽！》怀念夏志清先生，那现在‘永垂不朽’这四个字也可以安在我身上啊！”看到王洞得意、兴奋得一脸通红，我不由自主地赞道：“好！真好！！真的好！！！”

王洞告诉我她与夏志清1967年相识，夏志清1982年才开始写日记，所以后面发生的很多重要的事和值得记下的人，王洞心中都有本“账”，前一章“通信集”吿一段落，她希望人们可以由夏志清的著作及与兄长的通信窥视他的人际关系与学术研讨的心路历程。然后，王洞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慢慢一笔笔记下，亲自书写他们伉俪的后一章。如此一来，岂不是“我们已经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