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一半︱藏北羌塘：荒野保护的希望与鸿沟

过去十年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待在一个辽阔而寒冷的地方。

这里是羌塘，藏语中“北方的高地”。旅客们或许熟知西藏的冈仁波齐神山和纳木错圣湖。翻过它们所在的冈底斯和念青唐古拉山脉向北，羌塘大地迎面铺开，直到一千多公里外绵长而荒芜的昆仑山麓。

这里的海拔动辄5000米以上，人烟极为稀少。愿意在羌塘长时间旅行的外来者，大多有些叛逆。走在无边的山和原，躲开文明很远，心里却盼着与一个人相遇。念头一升起来，常被呼啸的风打得稀碎，接着，是一种奇异的寂静。人们应付着急促的呼吸和心跳，没有思想的余地。

我在这里专业从事野生动物保护。

羊圈旁的枪声

整个欧亚大陆上，羌塘可能是最容易看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地方。估计至少有十余万头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繁衍生息于此；雪豹行走山脊，狼群四处游荡，棕熊在草坡上晒着太阳。过去三十年里，我所供职的机构协助西藏自治区林业保护部门开展了很多工作，希望能留存这片世界自然奇观。

我刚入职的时候，这里并不十分平静。八九年前的夏天，我坐在警车里，和十名森林公安干警扑向荒原里的一处羊圈。根据牧民报告，那里有三个蹲点的盗猎分子，等着迁徙回来的藏羚羊群。

那天多云，像往常一样干燥。前面警车拉起长长的灰土，我们无法开窗，燥热无比。矿泉水就着干硬的食物，令人难以下咽。可能是紧张，我却丝毫不饿，只由着身子上下颠簸。想回忆电影《可可西里》的情节，但一脑凌乱。

大约跑了三个小时，普次推了推我说：到了。

我看到远处一座破烂的土坯房，有人钻出来四散跑去。三辆警车猛地拉响警笛，各追一个。干警们大声叫喊着，一只自动步枪从我的副驾驶窗伸出，朝天打了半梭子弹。三人顿时愣住，抱头蹲在地上。普次拔出手枪，满脸通红嘟囔着，噌地跳下车去。一阵烟尘钻进车里，呛得我打了个喷嚏。

等我平静了心情，三人已被完全控制。干警们呵斥着，他们踉跄地回到土房。一只小口径步枪，若干刀具，和十张藏羚羊皮子被翻腾出来摆在院里。三人气息微弱，表情木讷；身上的羽绒服油腻得发亮，头发胡子打着结，脸色铅灰。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受外来不法商人蛊惑，想挣点快钱。这十张皮子，三人大约能有五六千元收入。已经在这里待了五天，他们本想再碰碰运气，后天回家。

大家疲惫但愉快，我们就地围坐在院里啃点面包。干警们兴奋地聊着，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日子里，准备重点去哪里巡逻。普次今天格外高兴：是他首先获得线报并组织抓捕。他扔给我一瓶水，笑呵呵地问：“老梁，你帮我们也想想：保护区里一个县就三五名警力，要负责近十万平方公里，咋弄？”

我知道，从藏北羌塘到可可西里，再到毗邻的新疆阿尔金地区，在这片青藏高原最核心的地带，二三十年的疯狂盗猎曾使藏羚羊种群数量骤减至濒危。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保护区内不断加强执法力度，已逐渐控制源头地局面。可是，如此广袤辽远的地方，要想获得持续有效的成果，有限的森警力量杯水车薪。

“坚决依靠群众吧。”我嘿嘿笑着，自己琢磨。

费翔的苦恼

显然，西藏自治区保护主管部门已对这个情况充分了解并迅速行动。2010年开始，在羌塘范围内政府逐步从基层社区招募了二百余名群众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员”（简称野保员）。后来这支队伍扩大到400人以上。

这些野保员以兼职的形式，工作在自己的村镇，是当地的信息员、宣传员与监督员。2016年，这项“从群众中来”的工作进一步升级。在自治区本级财政支持下，整个羌塘保护区建设完成73个管理站，并从牧民中招聘近800人担任专职的保护区管护员。2017年开始，超过两万名群众接受林业生态公益岗位补助，加入政府主导的保护体系。在羌塘，在地野保力量空前壮大。

盗猎违法，已经深入人心。这么多眼睛盯着，很难想象盗猎者会没有忌惮。好多次，正在某条偏僻山沟里开展科研监测的我们被管护员“抓获”。我就这样认识了强巴。

强巴长得老成，其实只有30出头。他的管理站深处北部无人区，还有几个月才能建好，于是待在县城附近值守。

“我就是想保护野生动物！”问他为啥加入管护员，他这样回答。

强巴上过初中，曾经放羊，后来买了辆二手商务车跑黑长途。当年跑一趟双湖到班戈，一天能挣2000多块。现在作为全职管护员，他一个月的工资加补助差不多两千三四。

“当管护员工作稳定，但我不是冲这个去的。作为一个羌塘的人，我总得为羌塘做点什么。”

我想，他大约以为我是政府工作人员，于是捡好听的说。后来两年，大家时常接触。熟络后，我们管他叫“费翔”以赞美其英俊。2018年冬天，我在距离费翔管理站30多公里的地方陷车。自救未果，用卫星电话联系上他。

天彻底黑了。虽然外边零下40多度，我忍不住一次次下车张望，直到看到他忽隐忽现的车灯。30多公里路，他穿过两条河谷，翻了一座山，用了两个半小时。把我的车从雪坑里拽出来，他没时间回站里了。我们就在附近找间闲弃的房屋凑活一宿。

我带的小气瓶足够煮点雪水泡几碗康师傅。我递给他一瓶小二，他不喝酒。点燃些杂物后，我们的心情彻底暖和过来。

“费翔，干了管护员一个月才能见一次老婆，后悔不后悔啊？”

火光映衬，他皱起眉头说：“不后悔。但现在的工作和我想得不一样。我以为可以抓盗猎分子，但根本没有。”

看得出来，费翔有些沮丧。管理站补给全靠百公里外的县城。夏天，回县城买菜是一件危险的任务：沼泽与流沙河会令这条路线充满致命的陷阱。冬天，严寒是常态。站里的水井泵早已冻坏，每日凿冰化水消耗着宝贵的体力。不过他倒不在意。

“生活条件差些，无所谓的。让我有点难受的是两件事。这两年经常有人组织到羌塘保护区开车穿越。他们号称喜欢羌塘，但在草原上到处留下难看的车印子，还乱扔垃圾、油桶。遇到巡逻的我们，他们仗着车好使劲跑。一旦拦下来，态度可差了，说 “你们不就是想罚款吗？快点吧，我们不怕罚款！”

费翔努力用平和的汉语表达。愤怒，跳动在他太阳穴鼓起的青筋里。

“第二件事呢？”我问。

他犹豫了一下，慢慢说：“我担心站里的队员。他们还小，二十多岁。他们有时跟我说，觉得站里工作没意思。有的想家，有的想去城里打工。”

我说这可以理解，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待在这么偏远困难的地方。

他打断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感觉很多人并不喜欢野生动物，只把这里看作一个工作。他们会问我：棕熊和野牦牛伤人，狼吃我们的羊。保护它们，对人有啥好处？”

我不知如何接话。一大堆理论和术语塞住，整理一番，但说不出口。

敌人在哪儿

费翔习惯了“出门遇到狼，抬头看到羊”的羌塘。他不知道的是：世界很多地方，很多野生动物正经历着令人绝望的苦难。相比之下，现在已是羌塘野保史上最好的年代。

与三十年前相比，这里的野生动物已然转运。它们不再躲避枪弹，不再挣扎于生死线。在自然保护的漫长征途上，你看到政治意志正坚硬如铁，物质投入令国外同行艳羡；群众知法守法，部分区域生态搬迁逐步启动；在地保护人力齐整、建制分明，如同一只成长中的军队。

但费翔知道，他想誓死冲锋，斩尽异鬼。一刀挥去，却发现敌人不在北境，而在维斯特洛的市井阡陌。他们甚至也不是敌人，和自己一样，只想过一段有价值的生活。

我和一位“穿越无人区”活动的组织者聊过天。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我们不打猎。只是穿越的话，抓住顶多罚款。那连闯红灯都不如，算啥违法？”

“之所以是保护区，就是不让人去打扰。你喜欢动物却去骚扰它们，不觉得不对吗？

“羌塘那么大，我们人那么少，打扰不大吧。而且就因为是保护区，才有人愿意去体验。大家回来都很高兴，再支持动物保护，多好？”

我也和很多普通牧民聊过天。

“野生动物多了好不好？”

“也好也不好。藏羚羊和黄羊（普氏原羚）很可爱，看着高兴。但它们到处跑，吃掉冬春牧场的草。家畜转场过来吃不够，会死很多。狼多了不好，到处吃羊。”

“如果法律允许，你们会不会打狼？”

“也会也不会。狼要生活，吃羊很正常，谁让我们在这里放羊。但我也要生活，嗯，打掉点狼也行。”

羌塘保护有了越来越多复杂的元素。当地的文化背景下，朴素的信仰力量可以确保这里猛兽的生存。不杀，是法律与信仰的交集；如果缺乏法律的约束力，或者设想一个执法不达的情形，我并不乐观。

可是，我对这一切又怀有深切的理解。每一次在那里，在他们仍然粗糙、甚至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简陋的生活中，我都看到一股顽强的力量向着更美好执着而行：那是晨起的帐篷里，妻子生起牛粪炉架上水壶，又拿出一面小镜悄悄修饰眉宇；那是正午的蓝天下，大儿子躺在草甸上梦想去拉萨做一个洗车工；那是傍晚的茶馆里，男人们围炉热议这个冬天的牛羊采购价格。

在这片壮美却贫瘠的土地上，“活得更好”是他们的全部现实。吃羊的猛兽、吃草的野羊，与风雪和疫情一样，对这个现实造成威胁，至少是困惑。政府已建立的生态保护补助、狼吃羊的赔偿，无疑可以弥补经济损失。不过，政府长期主导的有限补偿是否能够根本上扭转他们心理困惑和反感情绪？是否也会强化社区的“受害者”心理而留有隐患：“国家”的野生动物“国家”管，管不好了“国家”赔；赔不到位我动手，为了生存谁怕谁?

千里之外，公众正崇拜英雄，同情艰苦工作，并厌恶杀戮。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购买野生动物尸体。与此同时，有人却违法进入保护区腹地，以热爱为名，消费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我曾在此类商业活动的广告贴下留言普法，被他们斥责：“谁让你管那么宽，滚出去！”

这是认知的鸿沟使然，法律的疏漏导致，还是人性的伪善显露，我没有答案。

耀眼的希望

这两年，我们和自治区林业保护部门合作，尝试建立“社区保护地”。在试点地区如那曲市申扎县马跃乡，村民自己选出“保护地治理委员会”，承担野生动物保护和生计协调的管理任务。如果大家同意采取一些具体的保护行动，我们将帮助村里建立一个社区基金，发展公共福利、改善传统生计、建设食肉猛兽防护措施。更进一步，两年后如果科学评估显示当地雪豹、藏羚羊种群密度上升，社区将获得资金奖励。

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当地百姓召开了三次村民大会来商议表决相关事宜。

最长的一次会议，在没有吃饭的情况下，持续了七个多小时。每家轮流发表自己的看法。

随着会议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担心搞不定，直到73岁的索南念扎拍着桌子出来发言。

索南老先生以前是乡里的小学教师，乡里90%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学生。现在他独居在山里，养了十几头羊。两年前，索南的家被棕熊彻底砸了，储藏食物的桶被熊扔进山下的大河。回到家里，他当场哭了。

这个背景下，他在会上要说话，我更担心了。

索南慢慢地说：“我们的家需要保护，但野生动物也要保护。我们祖祖辈辈就和它们生活在这里。动物不会说话，我们有责任照顾好它们。”

看着大家静静听着，我一下子踏实了。后来，这个社区保护地方案以42票赞成5票反对得以通过。这是羌塘保护史上已知的第一次，社区通过民主程序集体决定：为了野生动物保护，大家放下个人利益纷争，大范围调整当地资源利用方式，并由社区主导开展家乡的环境治理。

虽然项目还在进行，但社区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羌塘的这些普通群众完全有觉悟、更有智慧和能力，在守护自己家乡生物多样性的工作中担负主导角色。他们需要充分的信任、必要的理解、合理的支持，以及一点时间。

前几天，我去上海纽约大学参加一个活动。现代化的设施与时尚的人群令我眩晕。在座是近百名大学生和高中生，我和他们分享羌塘的信息。会后，我正要奔向晚餐，一个瘦瘦的小伙子和他的两个同学拉住我说：“叔叔，你要加油，要有信心！我们想帮忙，有什么事我们能做？”

回想着孩子们的鼓励，我写完以上。我支持更多的羌塘社区在当地保护进程中发挥主导力量，支持建立多元化的保护机制令政府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愿中国本土物种繁盛于我们健康的陆地和海洋。鸿沟总会填平，希望更加现实。

(作者梁旭昶为环保组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