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诚：何谓身体史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消费文化对身体的攻占，身体的重要性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能见度”极大提高。此种身体景象复与女性主义的高涨、福柯身体理论的创立摩荡相扇，“身体”遂成世界学术界一个重要议题。然相较哲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学科，身体在史学领域的问题化或曰对象化经历了一个迟滞的过程，因此“身体史”概念远未沉淀为一个成熟的范畴。论者往往各以一己理解赋以不同内涵，大多数人更仅仅是将之作为一个词语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使用。何谓身体史？身体何以有史？这可以从身体是如何走进历史学的谈起。

自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确立身心二元论，身体和意识便被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他认为我即“我思”，意识才是人的本质；身体只是肉体，与意识互不关涉，完全受物理定律支配。这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但在当时却正以其科学性随着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广被接受。理所当然，身体成为自然科学（含医学）研究的对象；“人”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只是意识主体而与身体无涉，这样，身体就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被排除了。到20世纪上半叶，现代性遭遇当代困境，“后现代社会”来临了。作为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和一种“广泛情绪”，后现代主义开始了对现代性、现代理性的批判，笛卡尔式的现代性身体观念自然受到质疑。人们（譬如福柯）发现，在社会规训与惩罚机制这部权力机器中，身体被卷入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身体并不只是肉体、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是权力、社会、文化传统作用的客体，是其建构的产物。那么，通过身体研究社会文化也就成为可能，于是，“身体”就被迎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殿堂。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逐渐成为各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基本元素和重要维度，衍生出身体现象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形态学、身体美学、身体叙事学、文学身体学等分支学科（一般统称为身体研究、身体学）。历史学研究范围涵盖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自籍各学科研究方法为方法。自然科学兴起则有“史学科学化”历程，社会科学鼎盛则有史学的“经济学转向”、“社会学转向”、“人类学转向”。后现代思潮滥觞自必有包括史学的“身体转向”“语言学转向”等在内的所谓“后现代转向”——“身体史”便缓慢显影了：福柯本人的《惩罚与规训：监狱的诞生》、《古典时代疯狂史》、《性经验史》就是身体史最早的“影像”。理查德·伊万斯《惩罚的仪式：德国的死刑（1600～1987）》、乔治·维加埃罗等合著的三卷本《身体的历史》等亦为典范之作。

随着身体史在西方史学界的生发，西方汉学家栉其风沐其雨遂发而为“中国身体”史研究嚆矢。如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冯客《中国的性、文化与现代性：民国初期医学与性别认同建构》等。港台地区与国外学术界互动频繁，对身体史关注较早。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就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举行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突出成就主要在哲学领域，在中国古代身体观研究方面。率先在史学领域高举身体史大纛并以独到探索对中国身体史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则是黄金麟，其《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985～1937)》把近代中国的身体放在历史和国家的双重影响下加以考察，论述了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四个方面，并认为这四个方面相互渗透、存在着“规训的互补性”，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史。介绍到大陆后对史学界身体史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陆对西方身体理论的译介基本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同时产生了一些阐释性论著。在这方面用力最勤者首推汪民安。同时，西方汉学家、港台学者的身体史研究著作也逐步被引介。在此背景之下，历史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身体史，故冯尔康在世纪之初将之列为近年来大陆社会史研究的九大趋势之一。但冯氏也指出，严格说来“自觉意义上的身体史研究至今尚未展开”，直至最近论者尚谓“称得上身体史的作品甚为稀少，不仅缺少基本的理论自觉，具体的实证研究也几乎付诸阙如”。尽管如此，大陆身体史园地还是出现了一些“热点”，如杨兴梅、杨念群、李喜所、侯杰等对“缠足”、“剪发”的研究。此外，和国外、港台学术界一样，由于医疗史特别是医疗社会史与身体史研究的相关性，一些医学史著作也受到关注。有的研究者甚至将论题与身体史直接“对接”，如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余新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这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史研究了。这里还应当指出，中国当代社会消费文化语境下充斥的各种“身体图景”和历史学内部的革故鼎新也是身体史进入历史学家视野的动因之一。

从前文对西方身体史确立学理背景的梳理可见，身体史显然不是与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医学史和妇女史等并列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而是一种以福柯、特纳等的身体理论为分析工具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目的在于通过对权力、社会、传统文化绾结下的“身体”遭遇的关注以揭示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礼俗及其历史变迁。因此，从身体史本然意义上讲，并不是只要内容涉及身体或身体器官的史学论著就可以称作身体史。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从身体学理论出发而是从历史现象出发，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权力、社会、传统对身体的规训与建构总是基于先在肉体的。即是说，“身体”包括两个层次：自然身体（即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或曰物质身体）和社会身体。显然，上述身体史范畴并不能涵盖历史时期对人类自然身体的认识。那么，历史学在借助身体学理论发现“身体”之后，是否还要坚持以身体学为本位的“身体史”概念？亦即是硬削史料之足以就身体学理论、方法之履呢还是借助身体学理论、方法摆脱既有限制、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如此讲当然不是反对历史学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是指出：历史学应该如何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是否应该对“身体史”概念重加厘定？

国内最先试图对身体史范畴予以阐释的学者是侯杰，他在《身体史研究刍议》一文中认为身体史研究包括身体器官史、器官功能史、生命关怀史、身体视角史和综合身体史五个层次。还有学者将身体史分成性史、儿童史、青年史、老年史等等。这些看法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完全没有揭示出身体之所以有史的学理逻辑。笔者认为，既然身体包括生物学层面的自然身体和社会学层面的社会身体；身体的历史既是体质人类学意义上的进化史，也是权力、社会、文化传统对其的建构史，则对应于身体的两个层次，身体史的研究范围至少应当包括身体科学史、身体社会史两个方面。

身体科学史主要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对身体生理结构、功能的认识，对身体损伤和尸体——失去生命的身体——生物学变化的认识，以及对尸体防腐知识的认识。身体科学史是身体史与生物学史、医学史、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交集。身体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社会各个层面与身体的纠结绾合，对身体的使用、惩罚、规训与建构，以及此种境遇下的身体生成。此说法稍嫌抽象，兹举数例说明：如中国缠足女性、欧洲束腰女性、缅泰抻颈女性、埃塞俄比亚戴唇盘的女性、秘鲁抻颅古印第安人的身体——她们的小脚、蛮腰、长颈、巨唇、长头并非身体的自然样态，而是再塑身体的结果。此外，穿耳、穿鼻、雕齿、割礼，以及当今盛行之整容、隆胸，甚至是减肥、染发都是社会对身体的再塑行为。

身体社会史是身体史与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法制史、教育史、体育史、武术史、舞蹈史、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城市史、性别史等史学分支学科的交集。当然，身体社会史范畴也还可进一步细分，如身体经济史、身体政治史等等，这些分支就是身体史与经济史、政治史等的交集。

身体史还有第三个层面即身体思想史，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人们对身体的不同看法、观点，如儒家身体观、佛教身体观、道教身体观等等。身体思想史是身体史与思想史的交集。显而易见，身体既是“生长”成的，更是权力、社会、传统建构成的。综括起来，身体史就是研究自然身体、社会身体以及人类身体观的一门历史学科。

这一定义和分类具有三个优点。一是全面性，涵盖了身体的全部层面。二是包容性，如20世纪初江绍原《发须爪——关于他们的迷信》、贾逸君《中华妇女缠足考》，20世纪中期高罗佩《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中国古代房内考》之类著作本非身体史而属于民俗史研究，但其既与身体密切相关，则身体史产生之后理应将之纳入身体史学科视野加以考察；但是按照原西方身体学理论本位的身体史定义，上述论著是不应该算作身体史研究的。笔者对身体史的定义和分类则圆满解决了这一矛盾。三是开放性，即使出现了新的学科，只要其与身体史相关，皆可加入到构成身体科学史、身体社会史、身体思想史三个分支学科的集合序列之中。身体史从而获得了不断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