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城人为什么说柳州话？

在明代，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虽然世代驻守在地方，但所操的方言却远在千里之外，被后人统称为军话。军话是由历史上的驻军或军屯而形成的特殊的汉语方言，主要散布于闽、浙、粤、琼、桂等省。明朝政府把大量官兵派往国家边陲、海防前线或重要地点驻防，因而在驻扎地成家立业，繁衍生息，久而久之成为驻守移民。由于卫所军人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很容易在当地形成孤岛型的小社会，方言岛也随之产生。

明代卫所军籍制——方言岛的源头

明代的卫所兵制，乃是吸取中国历代屯田经验，参照北朝府兵制创建，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明太祖夸口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卫所制的这一特点，是与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多年战乱，使明初出现了大量荒闲土地，政府得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充分的保证。都司卫所制度还拥有所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作为一种与驻扎地域紧密结合的军事组织形式，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从而出现了特殊的户籍——军籍。

明朝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而军籍不单单指男丁，也有家属。世守一地、家属同守与寓兵于农是卫所制与驻地联系紧密的三大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卫所的驻地从设置伊始便固定了下来。都司卫所不仅统辖军士和军余，还要管理数目更为巨大的家属群。从最初设立卫所，军士便是携带家属同赴守地的。以云南都司广南卫为例，该卫初设于洪武二十八年，发展到正统七年时已达“男妇六万余口”，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军籍制度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后更加以确立。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朝廷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一经签派为兵，几乎不能脱籍。这样，卫所城内往往形成了与周围居民迥异的军户群体，其特殊性决定了民户不敢与军户往来，军户亦少与民户接触，军、民既不杂处，亦少通婚。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军政系统管理，卫所城分割地域空间，这两种群体被安置在同一地域的不同空间内，保证了军户带来的方言只在军户后代中流传，形成了方言岛。

这种特殊的户籍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弊端，由于军人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落，逃兵甚多，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此外，世兵制还造成军户与地方不通婚姻、与地方不通方言，使他们与地方产生心理隔阂，没有保家卫国的动力。彼时，边患日趋严重，朝庭急需兵力，不得不改采募兵制。龙山之战是戚继光来浙后的第一场战斗，它暴露出原卫所守军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的弊端，使戚继光下决心重整军备，也为后来招募义乌兵组建戚家军埋下了伏笔。

明初形成的方言岛——慈溪观海卫“燕话”

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的地区是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浙江西部和南部山区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方言岛。而慈溪市观海卫处于交通便捷的宁绍平原，镇区西北角却产生了不同于周围的方言“燕话”。这个奇特现象便是明代建立的观海卫所造成的。

明洪武十九年，因“宁波三面际海，北面尤孤悬海滨”之故，奏请在慈溪县北部建卫，隶属于浙江都司。次年，信国公汤和亲自督率，在此筑城凿池，并因“海之大观在卫”为由，命名为观海卫。卫下辖龙山一所。龙山之战便是观海卫防区内。《明朝那些事儿》有一错误，龙山在民政上不属于慈溪县，而是属当时的定海县（今镇海）。明朝军事建制和政区不重合是常有的现象。

置卫之初，驻军来自邻县余姚。余姚同慈溪太近，很多士兵常私自逃回家。朝廷便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此为难题。嘉靖《宁波府志》记载“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度两寨间建城池，置观海卫，兑调福宁卫旗军戍守。”又按《观海卫志》“初以余姚居民戍守其地，县去卫不远，戍者多私归。廷命江夏侯（周德兴）更调福建福宁卫（在今福建霞浦）旗军戍之。”明代宁波府境内有3个卫，分别是宁波卫（位于府城，即今海曙城区）、定海卫（位于定海县城，即今镇海城区）和观海卫。前两者由于建城久远，军户来之前城里就有大量原住民，因而无法形成方言岛；而观海卫则不同，完全是新建的城池，城内居民都是移民，便导致了方言岛的产生。“燕话”就是来源于观海卫建卫时，来自福宁卫的军人移民；当地人传言由戚继光带来，并非史实。龙山之战中，戚继光所带领的观海卫及其下属的龙山所守军，应该便是操此方言。

“燕话”之名的确切来源及含义至今未明。有语言学学者专门对“燕话”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在观城吴语里，“燕”与“暗”是同音的，因而这个闽语方言岛的方言便有了“燕话”这一名称。移民后代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会说燕话的较多，主要居住在卫城西北。南门多已不用燕话。中青年会不会讲主要与家长会不会讲相关。不过，会讲“燕话”的中青年有的也讲得不很纯正了。而他们的孙辈大多只会说几个常用的词汇。有的家庭儿子、女儿会讲，但媳妇如果是从十里以外娶来的，就不会讲。双语现象在城里是很普遍的，除了不出门的老太太以外，当时的情况是街面上使用吴语，除了老年人相遇寒暄外，燕话只是在家庭内部使用。总而言之，观城话是在全镇及附近地区通用的方言，燕话的使用范围则限于部分家庭或部分居民。显然，在观海卫镇，观城话是优势方言，而燕话是劣势方言。如今，观海卫一带会讲燕话的只有寥寥几百人，更是加深了它的神秘感，民间还发明了各类传言。如虞洽卿在旧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用把燕话作为交易时使用的暗语；抗战时期，三五支队用燕话情报传递等等。

明中叶形成的方言岛——赣州西南官话

与大部分明初形成的“燕话”等方言岛相比，赣州西南官话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很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江西南部的赣州市，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在这里的700多万客家人使用的是中国八大方言之一的客家话。令人诧异的是，赣州城内却是通行千里之外的西南官话桂柳片，成为赣南客家大本营中的一块方言岛。

西南官话通行区域为章贡区老城区和信丰县城，使用人口约有30万。

为何在客家人的大本营，客家话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在相隔不远的赣州城区以及信丰县城存在着两个西南官话的方言岛，这可能和军户移民“填水成岛”有关。元明更迭时期，战乱波及到赣南地区，社会动荡之下，人口锐减，四去其三。而在明代中期，明朝廷日益腐败衰微，赣南地区匪患非常严重，社会、经济萧条，更是导致这一地区人口流失严重。而作为赣南地区中心的赣州城，以及信丰县城嘉定镇，同样也是如此。人口大大减少带来的后果，便是使用本土语言的人数的减少，这就为一种新的语言的入驻提供了可趁之机。

正德年间，赣州卫所也开始废弛，战斗力低下。据《赣州府志》记载：“武宗正德三年二月，赣州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寇起，官军屡年不能克。左都御史陈金以属郡兵不足用，奏调广西狼兵督副使王秩等击之。”明朝在赣南设有一卫，下设信丰和会昌两个千户所，其驻地分别在赣州府治赣州城以及信丰、会昌两县的县城。据《府志》记载：“江西凡三卫，而赣州居其一。卫所之制，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二百二十八人。”由此可见，赣州的卫所规模并不小，而如此大的规模所带来的便是大量的狼兵。由于卫所军士基本都是外地抽调，可以想见这些以当兵为职业的柳州狼兵们进入赣南之后，不断地充入当地的卫所军籍，或从家乡迁来家属，或在当地娶妻繁衍，就地屯垦，卫戍地方。即使妻子是当地人，因旧社会男子在家庭拥有绝对地位，他所持有的柳州官话自然同化了女方原持有的当地客家话。

方言岛形成还可能与王阳明有关。正德年间，正是大儒王阳明巡抚南赣之际，赣州成了他推行心学的试验场。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是“致良知”，它讲究心中有则有，心中无则无，所以当时的他提出“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之观念。在军事平乱的同时，在城内采取“十户联保”保甲制，强行推西南官话等手段肃清奸细，让百姓知道当盗贼、不服从朝廷没好下场，以达到他的从心中不愿做盗贼的目的。而信丰所也仿王阳明在赣州城的做法，强制推行西南官话，以致信丰县城也出现了与赣州城类似的方言岛现象。

会昌县城没有形成方言岛，因清初毁城有关，“顺治五年，金声桓、王得仁逆命，城罹兵燹”。这种情况下，原先城里的居民不是被杀了，便是逃散了，明代军话也随之消失。顺治七年，新任知县王公洵赴任后，重建县城并召唤本地的乡民入城。这就是会昌因军事之所而有过的西南官话最终却消失了的根本原因。

除了上述两个知名度较大的卫所军话方言岛外，还有安徽祁门军话、浙江象山爵溪“所里话”、浙江苍南金乡话、福建武平中山镇的“军家话”、广东深圳大鹏话、广东电白“旧时正话”等方言岛。由于卫所军户，明代就已经开始逃亡；清朝又废除卫所，方言保留至今已属不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军话基本已处于濒危的状态之中，使用人口大部分在2万以下，许多地区的军话已沦为家庭用语。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处于弱势地位的小方言会逐渐磨损自身的特点，向强势方言趋同，或者干脆放弃自身的方言，转而使用强势方言。曹志耘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岛都属于弱势方言，只要假以时日，它们的消没于强势方言之中，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幸的是，军话作为典型的濒危汉语方言，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的调查和研究。

参考资料：

游汝杰、徐波： 《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语言研究》1998年第2期

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

黄晓东：《汉语军话概述》，《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

刘蕾：《城里城外话不同——论赣州地区西南官话方言岛的形成》，《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10月

钟永超：《赣南官话语音及其系属考察》，南昌大学，2013年5月